清 白玉莲瓣式执壶 清宫旧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清 青玉凤柄执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白玉三羊执壶 清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案》中，玉壶的制作从雍正元年就已有，但大多数是收拾前朝留下的旧壶，雍正元年关于玉壶的记载还稍多，但是雍正二年以后直至十一年则很少做壶。整个雍正朝总共收拾前朝壶和自作壶也就二十七把左右，这其中还包括了前面两类壶，并以第一类壶较多，真正的玉提梁壶仅在雍正元年的活计文件中有所记载：
“二月初十日，怡亲王交玉杏叶壶一件（随紫檀木座），玉茶壶一件、玉蒜头壶一件、玉提梁壶一件，王谕收拾见新，遵此。九月十六日，收拾得玉茶壶一件、玉提梁壶一件，怡亲王呈进讫。”
乾隆时期的活计档中，玉壶的制作数量比雍正时期增加很多，亦有玉提梁壶的记载，只是因为记载的特征模糊，实在无法和现有实物一一对应。
现存清中期的玉提梁壶有两种，一种为铜镶珐琅提梁玉壶，提梁为錾铜并镶掐丝珐琅。
另一种是全玉质提梁壶，即提梁亦为玉质，此种提梁壶目前仅见一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壶身造型与前者如出一辙，羊首流，瓜瓣形壶身，只是瓜瓣上再浅浮雕层层花瓣，更为复杂精致。最重要者为提梁亦用玉做，以三条绞丝形的玉条，连接于半圆形莲蓬纹玉片上，形成提梁柄，与壶身相连处为荷叶形装饰。整体来看，其所费玉料更多，此壶原藏永寿宫。
制作玉壶对原材料的需求很大，玉质要求也很高。从康熙到乾隆朝前期，出产美玉的和阗、叶尔羌地区被准噶尔部占领，西北交通不畅，玉路不通，宫廷用玉或为改制前朝旧玉，或靠进贡与走私玉料，故制作的并不太多。雍正十年还命大臣：‘将好玉材料寻些送来’，说明宫廷玉料不够使用。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彻底击溃了准噶尔部，巩固了西北边疆的统治，设置官府，将新疆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
从乾隆二十五年开始，四部玉贡进京，形成正式的贡玉制度，年例供玉分春秋两季向清廷贡玉，每年四千斤，其实最盛时清廷每年收进三十万斤玉料，乾隆五十六年，一次进京就有五千五百八十五块玉料。
大批玉料进宫，为乾隆朝玉器的繁盛局面提供了坚实的原料基础，所以乾隆二十四年以后，从档案看所做的玉壶比以往多了许多。
乾隆三十三年（1756年），驻叶尔羌办事大臣呈贡了一对青玉花式盘，这是乾隆皇帝第一次看到来自莫卧儿帝国的玉器。好学的乾隆帝随即考证来源，认为来自回部过葱岭的拔达克山西南，与北印度交界的痕都斯坦地区，并撰诗文《题痕都斯坦双玉盘》。从此，乾隆皇帝把这类来自异域的玉器统称之为痕都斯坦玉器。如今看来，当年乾隆皇帝称之为痕都斯坦玉器的器物，主要是来自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并非限于仅包括北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内的‘痕都斯坦’这一个地方，但‘痕都斯坦玉器’这一名称已成为大家对这类玉器约定俗成的称呼。
目前看来，这些来自异域的玉器中，以莫卧儿帝国（1526-1857年）制作的玉器最为精美，其对自然界动植物，尤其是各类花卉植物充满生机的描绘，使得这些玉器得到了乾隆帝深深的赞赏和喜爱，在其以后的诗文中，仅所做的关于痕都斯坦玉器的诗文就有七十余首。
皇帝的喜爱，也带动了中国玉工的模仿、借鉴。前文介绍的提梁壶，在最初曾被认为是痕都斯坦玉器。诚然，玉壶的羊首、瓜瓣形的造型，以及壶内分瓣的现象，与莫卧儿帝国的羊首剑柄、瓜瓣杯的造型元素十分相似，确实有莫卧儿玉雕的影子。但是，珐琅提梁柄以及光素的底足，还有羊首的细阴刻线纹饰，则非常中国化。如果深究治玉工艺，早在中国明代，就可以制作内外均分瓣的瓜棱壶，这种工艺在清代依然使用。另外，中国明代玉壶，也常常将壶流做成兽首吞口状，清代，壶流有吞口，亦有兽口、龙口。而乾隆时期的珐琅工艺，又以造办处最好。如此，中国工匠制作这类珐琅提梁玉壶在工艺上完全没有问题，此类作品应是受到痕都斯坦玉雕的设计影响，并完美融入中国本土元素的玉雕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