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的终结与民国的肇建，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作为末代天子门生的癸甲进士，他们既背负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同时也对社会变迁产生深刻影响。
进士馆的创设及其旨归
张之洞序《劝学篇》，谓“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中国素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之讲求，帝制后期以科目取士，士人实际上兼系“政”与“学”两者之兴衰。尤其是历经多年寒窗、一路过关斩将而最终金榜题名的“天子门生”，既是高级文官的主要来源，又是传统学术标杆所在，其殊荣与前景举世称羡。至于进士群体中又能优选入翰林院者，则更负清望，明清两代列宰辅、膺疆寄者，多出翰苑。
问题在于，晚清中国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于政于学，都出现从未面对过的局面与元素。既然为政在人，育人由学，教育改革遂为晚清新政要项，因此而有革废科举、拟定学制、兴办学堂、派遣游学等举措渐次展开。对于科举改制，其初步底线可概括为：八股当废不当留，科举可改不可罢，经史宜补不宜弃。实际运作中，改制主线为力图将学校育才功能与科举抡才功能结合，在内部调整的框架下应变。1901 年改制措施发布，时论盛称此后“有学校以造就于先，有选举以拔擢于后，使人才咸出于学堂，而后为士者无无用之学，为官者无不习之事”。然而，制度运作的现实则不尽人意。由八股而策论、由经史而西学的科举改制，仍然难脱“新酒旧瓶”的困境。而新政展开，事务纷繁，需才孔亟，传统对科举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批评，此时尤见其实。
尽管如此，晚清政府无论从笼络人心，还是稳定时局，抑或重拾权威的角度考量，都不能将进士这一拥有正途最高出身的精英群体弃之不用，但也不可依样照旧全收。因此，特于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附设进士馆，详定章程，延聘名师，且新科进士免费入馆、厚以廪饩，俾其以速成路径，掌握近代法律、政治、经济、外交知识，以佐新政。因此，进士馆课程的整体设计思路，是在《论语》所谓“果、达、艺”三项从政素质框架内，分别开设相应学科，希望将新科进士既往接受的经史辞章教育革新为西学法政教育。在具体操作上，则力图将传统翰林院的“学馆”与新建大学堂的“学馆”衔接，将传统的人才“分科”具体化为近代的课程“分科”，并将传统资政的“经邦济世”之学与近代西学中“法政经济”学科相糅合。同时，也希望通过切实管课，整顿嘉道以降翰林院庶常馆学业涣散、有名无实的弊病，令新科进士勉力学问，要在“讲求实用之学”，兼求速成和切用。
京师大学堂
从选士史的角度而言，进士馆之设，乃废科兴学之际人才选拔和培养体制的改革和过渡举措，乃以学堂速成教育训练科举已成之才的具体尝试。进士馆的设立，标志着天子门生教育的重要转型——从研习经史辞章的翰林院庶常馆系统，过渡到接受法政经济教育的大学堂进士馆系统。从法制史角度而言，以“开官智”为目标的进士速成教育，也拉开了近代中国系统法政教育的帷幕。而后科举立停，进士馆亦因之停办。进士群体负笈东渡，又成中国选官史及留学史上空前盛举——中央政府竟将已获最高功名的文化精英、官员群体的继续教育委诸日本，冀望邻邦成为改革强国之津梁。因此，在制度意义上进士馆的存续时间虽短，但在中国近代政治史、考试史、留学史及法政史上又有其特殊位置。
从科举改制，到设立进士馆，再到派遣游学，以及癸卯、甲辰进士晚清的授职升转，种种制度变革与运作之中，均可得见官僚群体与官僚体制之间微妙的共存与互博。进士群体的出身为旧制所授，其自身亦属于庞大的官僚体制，故而维系旧有体制乃其共通的基本立场。然而，每当制度设计与个体利益抵触之时，官僚个体便会启动抵制推诿之法，以个体理性谋求自己处境最优及利益最大。无论是科举考试由经史八股改为政艺策论，还是令新科进士入进士馆修业，抑或集体遣派留学，都是朝廷对末代天子门生进行教育提升的实际举措。但晚清中央政府与官员群体之间，对“开官智”问题仍然不无分歧。清廷所关注者，主要在于政治的稳定、新政的展开、国祚的延续，因此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多方创造条件以开其官员群体之智。但官员群体摇曳于“学”与“仕”之间，多数所在意者不在自身知识水平及行政能力对整体政局的影响，其个体理性所关心的主要还是仕途前景问题，此亦人情之常。
当然，由于晚清局势复杂多变，加之决策所依赖信息的不全以及个体认识和判断的局限，这种“理性选择”未必能导向最优方案和效果。纵观进士馆创办全程，作为最高政治权威所在的清廷、承担制度规划的中枢官员、负责实际执行的馆中教员职员，以及作为改制对象和受教者的进士群体各方之间，虽然有相互依赖的共通利益，但是实际也各怀其志，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开办进士馆的预期成效被削弱。对于末代进士群体而言，需要直面的问题也很现实和迫切：学问与仕途如何兼顾，新旧知识结构怎么衔接，朝廷/ 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能否调和。晚清中国在这些分歧中展开改革，使得许多看似设计较好的制度措诸实践时，遭遇不少困境。比如，科举改制中，最终采用的是“旧瓶装新酒”的套路；进士馆官立、官办、官读“三位一体”的现实，使其未能避免所谓“科举时代的劣根性”及“老爷式学生”的弊病；而留学教育的展开，也因求之太速以致良莠不齐，程度参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