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的转型群体
帝制的终结与民国的肇建，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作为末代天子门生的癸甲进士，可谓“转型时代的转型群体”。他们既背负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的代表，他们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过渡阶段的变化和动态，亦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同时也对社会变迁产生深刻影响。科举的废除，导致联系国家与知识精英的大动脉被切断，“一方面使得吟哦四书五经、牢守功令、恪遵伦理纲常的旧精英顿时失去凭借，同时也逼使这些漂浮流动的人才面向许许多多可能的事物”。清末以降，由于传统四民社会逐渐解体，新的社会职业、分层出现，进士群体亦参与其中，其横向流动范围不断扩大。癸甲进士或因游学，或因教学，或因仕宦，或因营商，或因流亡，足迹远届港台、南洋、日本、欧美等地；在职业分化及地域流动方面，已迥异于独守入仕一途、主要依托故土的传统型士大夫。在社会角色方面，癸甲进士既部分延续传统精英统合与服务乡邦的职能，又在新的公共空间及公共事务中发挥影响。
在此时代巨变中，癸甲进士无论选择如何出处，都既需要努力应对难称完满的现实世界，同时又要尽力维系日渐失落的“意义世界”。从政治立场及政治行动来看，辛亥后他们中只有少部分坚持做清朝的“政治遗民”；但从文化认同和文化心理来看，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传统文化的“文化遗民”。毕竟，他们历经数十年的研习和浸淫，精通传统经史之学既成为他们的晋身资本，也形塑了其文化心理和文化品位。在“中体”与“西用”二分的巨变时代，中学更是他们安住身心、寄托情感的重要支撑。在转型时代，他们不断尝试融通各种传统思想资源，赋予其新义，以便能在用世、养身与治心之间有所依归，并维系其已受挑战的“意义世界”不致彻底坍圮。在此过程中，传统同乡、同年、同僚、同志、同族等关系不断叠加重组，形成一张张复杂宏阔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塑造新的身份，维系群体认同，并伴随他们在时代巨变中升降浮沉。
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向，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现实世界内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的建设问题，还有更加深层的“意义世界”重建问题。清季民初中国社会的剧烈激荡与变革，外层物质文化、中层制度文化与底层思想文化的变迁，其实并不同步。改试西学策论后，考官阅卷仍然坚持“圣贤矩矱”；留日进士剪辫易服，也还要仰赖旧有功名与政体；癸甲进士入民国后，主要还在维系传统的“意义世界”。凡此种种，都可看出社会各个层面文化的变迁并不均质，步调也难于一致。晚清新政主要致力的，更多还是针对中层制度层面进行改革。透过进士馆的个案也能看出，清廷其实对此不遗余力、用心良苦，但未收其效，已失其政。科举革废，帝制终结，使“制度化儒学”失其依托。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