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区几乎每三到四个人中就有一位在 60 岁以上。
早晨八九点钟，上班的人陆续走了，上海闸北区驰骋新苑小区渐渐安静下来，散步的老人多了起来——当地居委会正门挂着块很久没更新的牌子，上面显示这个小区 60 岁以上老人有 1296 位，常住人口则是 7206 人。
居委会书记章旨钦告诉《好奇心日报》，这两年小区内的老年人口增加很快，老龄化比例大概在 25% 到 30% 之间——比那块牌子上算出来的 18% 要高不少。她在这工作已经有七年，对整个小区的情况相当了解。
驰骋新苑位于上海城北原闸北区的阳曲路 760 弄，介于中环和外环之间，距离上海市中心 15 公里。1980 年代末，当时的闸北区住宅办为了安置市中心市政工程建设拆迁的居民，兴建了一大批住宅，其中就包括驰骋新苑的前身，4 个各自独立的小区。此后，一直到 1990 年代末，都陆续有居民从各个棚户区搬到这里。2016 年，4 个老式小区改造完成，合并成为驰骋新苑。
在一个十字路口之外的房产中介看来，驰骋新苑是一个成熟社区。中介张先生就是本地人，他告诉《好奇心日报》，因为距离地铁站近，生活配套也比较完善，再加上房价相对市中心没有那么高，因此一部分在三站地铁之外的大宁工作的年轻人，会选择在这里租房。
截至 2017 年末，上海有外来常住人口 973 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依靠租房来解决居住问题。这群平均年龄三十来岁的人，让上海看上去比实际年轻了很多。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把 23 到 28 岁的上海年轻人称为“消费新贵”，认定他们在人数、规模以及购买力上都将逐年走高，未来会购买更多的奢侈品、进口产品、消费升级产品，以及文化娱乐产品。
这些活力生活，让人忽略了上海的另一面。
2017 年上海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上海户籍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老人已经达到 483.6 万人，占户籍人口比例为 33.2% ，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 19.99% 。上海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老龄化城市，而驰骋新苑就像它的一个缩影。
几十年来，小区里的住户很少有什么变化。张先生说：“以前住的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也还是什么样的人。”
早上七点多
住在驰骋新苑的王女士今年 60 岁，退休也就是四五年的时间，放在驰骋新苑的老人群体中，还只能算是小辈。
退休也有退休的操劳。王女士的女儿刚刚生了孩子没多久，把孩子寄养在她家中。因为要赶回去照顾家里的“小毛头”，她不敢在小区户外停留太长的时间。再过几年，她也要像周围的老人们一样，每天早上忙着把早点塞进孙辈的口中，然后送他们上学。
驰骋新苑所在这一片区域汇集着不少学校。东边紧邻的就有一间田家炳中学。往西还有保德路小学、民办彭浦实验小学、保德中学、彭浦第三中学。每天早上，帮孩子们背着书包的，大多都是他们的爷爷奶奶，而这是许多老人一天中的第一项任务。
小区里的老人们大多不和子女住在一起。房子不大，容纳不下祖孙三代，但是照顾孙辈的责任总是落在了老人身上。2014 年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发布调查报告，他们从 2002 年开始对八个区县进行抽样调查，当年主要由祖辈照看孙辈的家庭比例还只有 23.7%，而到了 2013 年这一比例急剧上升到了 73.4%。
这样的责任可能要延续很多年。任女士今年 70 岁了，尽管她的两个孙子都已经上了大学，但是她还是需要张罗儿子们的伙食问题。有时候儿子在单位里值班，任女士就要做饭给儿子带过去。事实上，从 55 岁、60 岁退休到 70 多岁的年龄段当中，老人们代替他们忙着工作、赚钱的儿女，维持着一整个家庭的日常运转。
表面上看，儿女工作繁忙似乎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这背后有社会变革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上海市政府鼓励企业自办托儿所、幼儿园，从而解决在职职工没有时间、精力照顾孩子的问题。但这些托儿所和幼儿园随着企业改制逐渐关闭，社会上却没能有足够新机构承接保育功能。上海每年新生儿出生为 25 万左右，2016 年全上海托儿所只有 40 所，仅能招收 6000 多名幼儿。私立幼儿园可以分担一部分，但资质管理是个隐患。
公共服务的不完善，其成本被转嫁到孩子和老人身上。老人们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照顾孙辈的责任。在计算一个孩子从小到大要花掉多少钱时，这是一个难以量化，也常被忽视的因素。
老人们并非那样心甘情愿在承担家庭的责任。相对其他老人，60 岁的王女士还算年轻，还有精力能够照顾幼儿。任女士则说自己现在“轻松”了，两个孙子都上了大学以后，她要承担的家庭责任就要小得多。
前述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调查进一步指出，48.1% 的祖辈认为带孙辈只不过是应尽的责任。47.8% 的认为压力过大。感觉到疲惫、精力不够的也占到了 46.7%。
谈起抚养孩子这件事，80 岁的钮女士摇头：“养小孩本来就是一件麻烦事。我那个时候养两个女儿，就觉得很吃力了。”
上午九点
今年 72 岁的孙先生在驰骋新苑住了二十多年。上午他会在小区里闲逛。停下来的时候，则会坐在乐龄之家，也就是社区老年活动中心里的休息室，抽一支烟。
年轻时，孙先生在新疆建设兵团做高空建筑工人，退休以后才回到上海。那几年，他还有点闲不住，跑到附近的银行，给别人当保安，顺便收发邮件。现在，他已经完全习惯了退休后这种慵懒而无所事事的状态。而这种悠闲生活背后的保障则来自于上海优渥的社会保障体系。
每个月，孙先生能拿到的退休金有 3800 元。对于这个数字，他说自己“还是满意的”，多个几十，少个几十，也不在意。一旁 80 多岁的姜女士则说，她的退休金是 3300 多元，丈夫可以达到 4000 元。夫妻两人一个月加起来 7000 多，因为“吃也吃不了多少”，所以“生活条件不错”。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2016 年上海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 3558 元，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以及西藏。上海市政府的抽样调查显示，上海 2017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大约为 4900 元。这意味着，上海老人的经济保障相比起在职职工来，也并不逊色。放在全国，上海的养老金也只比西藏和北京这两个省市区低上几十元。
更何况，老人们的日常花销也不大。这一代老人大多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位老人对《好奇心日报》记者说：“你们是没经历过排队凭票买东西的时光，你妈妈大概经历过的。”物质匮乏、以及经济上的困窘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性格，任女士指着社区洗衣房中的一瓶消毒液说，“这瓶消毒液要 100 多块钱了，家里面随便怎样都不可能会去买的。”
子女也会接管老人们的花销。在探望父母的时候，看到父母家中的水电费账单，一般都会顺手帮父母把钱付掉。老人们也就只能见缝插针地寻找一些自己能够回馈子女的地方。曹女士就在居委会工作，能够抢在子女之前，替他们把小区中停车位的钱付掉。
在短期内，老人们的养老金并不成问题。根据相关部门的报告，2016 年上海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为 1826 亿元，支出则为 1653 亿元。
然而人社部的数据指出，包括广西、海南、湖北、辽宁在内的 13 个省市区养老金支付能力不足一年，其中黑龙江养老金亏空已经达到 232 亿元。未来不断加剧的老龄化一定会导致养老金亏空的问题。
全国参与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与领取养老保险人数的比值已由 2011 年的 3.16 下降到了 2016 年的 2.8，到 2050 年预计会进一步下降到 1.3，几乎相当于每一个人都要额外供养一位老人。
不过，这似乎并不是这一代的老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上午十点
姜女士正要去往医院看病。因为只是日常随访，观察病情变化，所以她用不着像其他急着求医的病人，大清早跑到三甲医院门口排队。
过去几年里，她饱受心脏病的困扰，做了三次手术，身上装着两个支架和一个搭桥。距离最近的一次手术快要四年了，刀口依旧隐隐作痛。对于目前的生活，她说自己心满意足，但一提到身上的病痛，姜女士还是觉得痛苦。
“年纪大了，我们哪个人身上没有什么慢性病？”任女士说。健康是社区中老人们聊天时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哪家医院好，要看哪些医生，就连那些拗口的药物名称，老人们也都了如指掌。
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先生从社区洗衣房中走出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和曹女士谈起了自己的腿。这是长期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过高的血糖引发四肢神经和血管病变，严重时会导致四肢溃疡、感染，极端情况下需要截肢处理。
曹女士劝他要定时定量服药。老先生说，药都按时吃，血糖也已经控制住了，但好了一阵的腿，最近又开始疼了。他显得有些忿忿：“有个人跟我说，看脚，瑞金医院和六院最好，挂号都挂不上。电视里一直报道的，号贩子。现在还有什么网上挂号，我又用不来的。”
曹女士反驳：“你到医院去，号肯定有的。早一点去。我女儿也在大医院里做的，你跑到那里，怎么可能不给你挂号。”但这位独居的老先生又说：“我的腿不好，一个人到那里去有困难的。你说是伐？”然后两人就都这么安静下来。过了一会，曹女士才开口，那你把现在的房子租出去，拿租金和退休工资住到养老院去，要看病也就有人陪了。
中国被广为诟病的医疗体系，对于最需要医疗的老人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什么都好，就是生毛病生不起。”姜女士每一次手术就要花掉 10 万块钱，而医保只能报销一半左右。就算没有严重到要做手术，慢性病所长期需要服用的药物，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陆女士是一位长期从事社区服务的社工，她告诉《好奇心日报》，据她所知，由于上海，养老保险覆盖的范围极广，有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大多数都不是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将他们拖入困境的，基本上都是重大疾病。
重大疾病的威胁，经济上仅是其一。老人们同样恐惧的是疾病对于身体的摧残。在经历过几次心脏手术之后，姜女士就做不动家务了，“洗衣服、拖地板，全靠老头子了”，去医院挂号，也需要丈夫的陪同，“现在就全靠老头照顾”。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衰老注定是一个逐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过程。“雇保姆我们也用不起，一个月要 5500 块钱，真的用不起。”说起未来，姜女士说：“实在没办法，将来就只好到养老院。那到时候再说了，现在就慢慢熬。”
中午十二点
十一点刚过，老人们就各自回家做饭，小区里又安静下来。一位老年协会的工作人员刚刚走访完小区里的人家，把一沓表格收进文件夹当中，骑着自行车，准备下午去街道开会。
走访的目的，是为了统计安装“五件套”的意愿。静安区为 80 岁以上的高龄独居老人免费配备了红外线感应器、门磁感应器，以监测老人的活动状况，烟雾感应器、燃气感应器可以防止不幸的发生，智能床脚垫则会监控心率、血压。
这位老年协会的工作人员，刚刚挨家挨户拜访完驰骋新苑中的高龄独居老人们，告诉他们现在的政策。“有些人要，我就登记好，有些人不想装，我们也不能强行帮他们装。”
在她的文件夹中，有各种各样福利配发的名单，和走访这些老人后登记的情况。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基层为老人们配备的福利越来越多，包括牛奶券、菜市场买菜的代金券等等。有的高龄独居老人如果收入不到 3500 元的水平，还会专门为他们配备每周两次的免费家政服务。这些都需要她去了解情况以后，上报到街道。
政府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于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关注，其中一种是发动低龄老人去照顾高龄老人。2012 年上海市民政局发起了“老伙伴”计划。一位 70 岁以下的低龄老年志愿者和五位 80 岁以上的高龄独居老人结对，定期与老伙伴们上门聊天或者打电话。驰骋新苑也加入了老伙伴计划，组织了一只志愿者队伍。
政府希望老人们能自己解决一部分养老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中曾写道：“倡议、引导多种形式的志愿活动及老年人互助服务，动员各类人群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新名词“互助式养老”，指的大概就是“老伙伴计划”这样，老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服务自己。
有的老人对此欣然接受。任女士就是驰骋新苑洗衣服务队中的一员：“我现在做这个，比以前上班还要积极。我跟我儿子说：‘我要去做志愿者。’他跟我说：‘妈你去好嘞。’他们都接受的。”
但也会有一些老人视其为负担。在临近上海火车站的一个社区中，一位参加老伙伴项目的志愿者说：“咱们说穿了，最主要的不要让他死在家里。我们经常打电话，比如今天他不在，那就再打？打两个不接，明天再打。万一在家里面摔倒了，他就怕的是这个。”
“我是不喜欢管事，不喜欢做事情的。我喜欢在家里面我干点什么，坐着看看电视也舒服，对吧？就每个人心态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是挺兴奋的，他可以出去了，但我不喜欢。说实话，就还是有一点点负担的。但是也没办法。这个咱们不能拖人家后腿，那叫我照顾就照顾了。“
社会公共服务在养老领域比保育缺失更多，包括养老院这样的专业机构，以及专门面向老人的家政服务。根据 2014 年的统计，上海曾提出养老院床位数要达到老年人口的 3.75%，也就是 12.5 万张床位，而就连这不到 4% 的要求，都有 1.7 万张的缺口，缺口比例达到 13.6%。
养老院护理人员数量也并不足够。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副处长张凡表示，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一个护理员护理两到三位老人，但在中国一位护理员需要照看五位老人。
下午两点
社工陆女士是 90 后。她在大学里学的就是社区公共管理，毕业后加入了一家第三方社会组织。过去一年，这家社会组织和静安区一个街道合作，负责下属几个邻里之家，也就是社区活动中心的运营。
在筹备初期，陆女士会为每一个邻里之家划分功能，这个房间做读书室，那个房间做多功能厅。邻里之家建成之后，她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合作，去社区里发动老人来参加活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最重要的工作，是为老人们组织类似于舞蹈队、编织队这样的团体，并请到专家来为他们教学指导，有时候还要去参加街道以及更高级别的比赛。
陆女士认为，对于许多老人来说，他们并不需要额外的经济上的补助，最需要的反倒是各种各样的活动，来打发漫长的老年时光。现在，她每天往来于负责的几个邻里之家，和老人们一起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协调举办活动需要的人力和财物。
章旨钦和陆女士持有相似的看法。老人们需要活动，就给他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但章旨钦并不认为依靠第三方社会组织是一个好主意，因此在驰骋新苑小区，居委事事都亲力亲为。
原本驰骋新苑靠北沿街就是一排店面，理发的、卖小五金的，什么样的店铺都有。居委在和这片店铺的业主沟通之后，通过街道将其承租下来，改造成乐龄家园，供老人们休息、娱乐之用。其中还设置了一个洗衣房，为小区中的高龄老人、残疾老人提供免费的洗衣服务。
社区同样正在承接养老的部分责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在 2011 年下发的通知。中国的养老体系建设被表述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机构养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敬老院，“主要为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门服务”。居家养老和社会养老互为补充，社区要为居家养老的各类上门服务提供支持，并且建设日间照料老人的场所。
为了加强基层治理，上海市委也加大了对于基层的资金支持。《好奇心日报》从多个居委会了解到的情况是，居委会经费确实有明显的提升，工作人员的待遇也有所提升。
这些经费，也确实用于改善社区中的条件。洗衣房就是其中之一。驰骋新苑的乐龄之家工作日上午下午都有安排，包括舞蹈队、编织队，还会有定时的健康讲座和量血压的活动。而陆女士所在的多家邻里之家也都安排了相应的活动。
但作用有限，驰骋新苑中的乐龄家园本身规模不大。有些老人也就会去往其他地方。保德路附近的岭南公园刚刚完成面向中老年人的改造。从早晨到晚上，这里都会有老人沿着健身步道锻炼身体，在广场上唱歌跳舞。
此外，也不是所有的功能都能够通过社区来解决。章旨钦期望能够在小区中再建设一个食堂，以解决老人们的吃饭问题。但受限于场地、卫生许可证、以及食堂自身的运营成本等因素，暂时这还只能是一个设想。
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原子化越来越强烈，要发动老人们参与活动也越来越困难。陆女士运营的其中一个邻里之家位于拆迁回迁房小区，原本邻里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紧密，但据她估计，参与到社区活动中的老人仍然不会超过 20%。而另一家位于商品房小区的邻里之家经常一整个下午就只有值守的志愿者一个人在其中出没。
要通过居委会以及第三方社会组织，为老人提供各种服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晚上七点半
25 岁的施先生是一位中学老师。生活在一个老龄化的小区当中，他谈起小区中的各种活动基本上都是一脸茫然。每天放了学回到家，就是买菜、做饭。消停下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也不会出去逛。”
他并不知道，晚上七点半也正是老人们活动的时间。岭南公园的健身步道上挤满了人。由于夜间岭南公园不允许公放音乐，喜欢跳舞的老人们就转移到了公园外的人行道上。短短的一个街区，就有一支广场舞队，和三支交谊舞队。音乐声一直要到八点半以后才开始逐渐散去。
“如果出去逛街的话，应该能看得到（广场舞）。“但这时候，施先生一般会选择在房间里打打游戏，最近很热门的“吃鸡”《绝地求生》，冷门一些的《龙之谷》手游，他都会玩。即使是陪妻子出去逛街，也是往购物中心走，而不会去岭南公园这样的地方。
在日常生活中，年轻人和老人几乎互相隔绝。“平时也碰不到，碰到了也就是见面，打个招呼的程度。”施先生说，“平时工作都很忙，就算不忙，也会找点其他休闲的事情做。我们这个年纪也不太会参与到社区里面去，”
然而，通过养老金制度，老人和年轻人被强制绑定在了一起。施先生对此有着不小的抱怨：“政府强制你交养老金，职业年金。养老金是 7%，职业年金是 4%。负担还是蛮重的，尤其是我们做老师的，每个月交金就交得很厉害。”
“年轻人缴费作为养老金支付给老人”的养老金制度已经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循环。当年轻人老去，就有新的年轻人为他们支付养老金。整个系统的运转，依靠未来源源不断诞生的年轻人。
问题在于，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上海当地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了 0.73，这意味着每一个育龄妇女只会生育 0.73 个孩子。长此以往，上海总人口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
与此同时，上海的老龄化程度常年居于全国各大城市首位。2014 年，上海老龄化比例为 28.8%，排在第二和第三的南通以及苏州分别是 26% 和 24.1% ，全国平均水平则是 15.5%。
据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殷志刚的预测，从 2025 年起至 2050 年，上海高龄老人将出现急速增长，预计 2050 年本地常住老人总数将超过千万人。这意味着，上海的老龄化可能会超过 40%，接近 50%。
为了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危机，引进更年轻的外来人口似乎是一个选择。上海市统计局曾在 2011 年发布的《上海人口发展特征及趋势》中写道：“ 15 到 39 岁这一年龄段全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沪人口比重为 56.9%，多于户籍人口。大量外来青年人来沪，增强了上海人口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上海人口老龄化进程。“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也曾表示，到 2050 年，上海需要引进更多的在职人员，来支撑逐渐老化的城市人口结构。他认为，上海常住人口达到 3500 万人以上是必要的。要实现这一目标，上海需要将其现有的 2400 万人口增加 45%。
然而，上海近年来不断推进人口控制。2015 年上海第一次出现常住人口下滑。《中国经济周刊》援引参与人口调查人士的说法称，“这几年上海一直在推行‘腾笼换鸟’，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迁移，人口回流离开上海也是合理的。”
2017 年 12 月末，国务院对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作出批复，要求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到 2035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控制在 2500 万左右，这与周海旺设定的 3500 万的目标相差大约 1000 万人。延续 2015 年上海人口下滑的趋势，2017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 2418.33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1.37 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