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田毅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人情和面子在人际交往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他认为90后年轻人正步入随份子的“高峰期”，他们的同龄朋友或同学都陆续开始结婚生子。但是，他们刚参加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求于人，而且工资较低，所以随份子会带来比较大的经济负担。
除此之外，物价水平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份子钱水涨船高的另一重要因素，这导致份子钱的价码与市场行情形成一种均衡的博弈姿态，价码总是随行就市。直接送钱的行为深入人心，渐渐被全社会所接受后，随多少钱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去年开展了名为中国家庭动态跟踪(CFPS)的调查项目，通过数据调查来展示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变迁。其中针对中国各个省份人情礼的调查显示：
在2016年，重庆市家庭平均人情礼支出最高，高达10612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平均人情礼支出最少，仅为325元。结合CFPS对各省份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的调查数据来看，重庆市家庭人情礼支出已经占据家庭总收入的近20%，而2016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也仅为30.1%。
整体上来看，在注重人情关系的东北、川贵地区，人情礼也成为家庭支出的重要一环，占家庭收入的9%—20% 。而在外来人口较多的北上广地区，人情礼只占家庭收入的4%左右，这其中原因不外乎北上广外来人口居多，除了同事之外，随份子的机会少之又少。
在天津、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人情礼有可能要花掉整整一个月的工资，辛苦工作一个月，最后都装进了红包送到了各个酒店门前。在山西、陕西等地，尽管一年仅需要“缴纳”3000多元的人情礼，但对于收入本来就不高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份很大的负担了。
古往今来的随礼文化，从最初的送祝福、送安慰变成了送钱、送大钱的局面，“收礼的人厚着脸皮，冒着绝交一片好友的风险，送礼的人也苦不堪言”，如果到最后不能实现“礼尚往来”，那就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我随的不是钱，是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