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房地产税模式看似简单易行，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但实际上却由于和现有制度存在体系上的内在冲突，特别是在成文法系下，操作难度极大。美国“宅地法”成功，是由于土地出让金转房地产税是直接转直接税。实际的政策启发意义在于，是否能找到一个土地使用权转间接税续期的模式？如果能够设计一个机制，通过土地使用权续期，降低企业的成本，其效果等于为企业减税。企业竞争力增加如果转化为地方政府税赋的增加，就可以间接为城市公共服务提供持久的税源。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三财政”——国企。
新加坡是一个可参考的模式。在新加坡所有住宅均按当年价值缴纳10%的附加捐，但房屋所有人若为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或在新加坡登记并营业的公司则可免纳。如果住宅是 6 楼以上的公寓建筑时，其所有人不论何种身份均可免纳附加捐。如果将新加坡视作一个城市，其收入来源对房地产税依赖远小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城市政府。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可以较少依赖房地产税，一方面是可以依赖一般国家中央税种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更主要的是依赖最大的收入来源公司税。新加坡高达87%的居民居住在政府组屋，自住住宅免税，所以可以极大地降低本地企业最主要的成本支出项劳动力。较低的成本，又吸引更多的企业来新加坡发展。
强大的国有企业和主权基金(如淡马锡)在减少政府对直接税的依赖方面也起到很大作用。淡马锡公司以控股方式管理着23家国联企业(可视为其子公司)，其中14家为独资公司、7 家上市公司和 2 家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各类大小企业约2000家，职工总人数达14万人，总资产超过42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8%左右。作为对政府投资的回报，公司税后利润的一半上交财政部。1989年，新加坡发展水平和我国今天城市处于类似阶段，国立新加坡大学的3位经济学家曾对全新 500家最大企业(包括国有和私有)进行了调查，发现国有企业、外国跨国公司和本地私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分别 28.8%、7.3%和2%。国有企业的效益明显高于私有企业。国企利润(红利)成为政府税收之外的另一项现金流来源。这部分收入越高，对税收的依赖就越小，政治上需要让渡的权利也就越少。
正是基于间接税为主的收益模式，使得新加坡保持市场经济国家最少的政治争议和最高的市场效率。中国的存量制度和新加坡类似，有共识政治和强政府习惯，使得间接税模式很容易和本土政治模式兼容。只要能设计出“用脚投票”而不是“用手投票”政府间竞争机制，就可以避开直接税+政治争议的传统模式，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经济道路。间接税模式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城市间人口的自由流动。如果不能将公共服务免税对象同间接税贡献挂钩，这个模式就会像发达的福利国家那样走向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