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具体是这样说的：
先说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高房价。这些年我们眼看着它们火箭般窜上来，重构了不同地方和不同人之间的家庭财富格局。尽管一些人不相信，但我还是认为中国政府真心想控制住房价，尤其是当下的政府，出台了全世界最严厉的房价限制性措施，现在这些城市的房价暂时的确压住了，但它们存在一有缝隙就出现报复性反弹的可能性。
大城市的房价有很大的复杂性。就公众意愿来说，必须讲一句实话，并非所有人都希望降房价。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大多有房子，房子是他们家庭的主要财产，有不少家庭经过长期积累，有了一套以上的住房，他们将住房当作养老和抵御风险的主要资本。在同一座城市里，人们对房价的态度非常复杂，买了房的人希望房价升，没买房的人希望房价降，人们的态度是多元、甚至分裂的。
从全国来看，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人希望大城市降房价，那样的话会有利于他们向大城市移民。即使不移民，也可以缩小他们与一线大城市居民的财产鸿沟。但是对本城的房价，与一线城市房价的复杂态度是一样的。与各地的人聊天，如果他们那里的房价在上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把这当成好事来说。可以这样说，对于大多数早已固定下来的常住居民，房价高一些，或者不比一线城市低太多，常常是他们自尊的一部分。
但是房价上涨对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流动的人口造成了巨大压力，而那些人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确承载了高房价的很大痛苦。
老胡在世界大城市中采访，发现包括汉堡、旧金山这样的城市都有同样的严重问题，那就是当下为城市做出主要贡献的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他们都是国内或国际移民，城市对这个问题基本无解。
我认为，中国各大城市面临创造性解决这个问题的竞争。去孟买、里约热内卢、莫斯科、胡志明市了解一下房价，这些新兴国家的大城市房价都在狂涨，你会对中国一线城市大规模降房价的未来很不看好。另一方面，若真出现房价断崖式下降，那就是次贷危机，经济也承受不了，城市里一部分人高兴的同时，也会有更多的人沮丧。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应通过政府向对城市做出贡献的移民提供优惠购房和租房政策，这项工作目前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政府应该投入更多资源，实质性缓解这个问题，使得努力奋斗的移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老胡希望，中国的社会制度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展现出它应有的优势。高房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化成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既然大家的利益是多元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用行政方式单朝着一个方向使劲，而要同时照顾市场规律和社会公平，求得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网文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以前的教育是大学最贵，现在变成了幼儿园最贵了？
深圳现在的幼儿园费用，在蹭蹭的往上涨，一个学期一万元以下的就已经算便宜的了。因为学前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国家从学前教育往后退，让给了市场，自然有老百姓来买单，而孩子接受的学前教育水平，并没有比公立学校高多少。
熬过了幼儿园的高消费，还要迎来义务教育阶段减负，让家长们疲惫不堪，我周围的家长们，平均都给孩子报了三四个不同类型的培训班，补习班。
原因很简单，学校下午三点多就放学了，学生在校时间和接受的教学大幅缩短，根本无法满足家长们对孩子教育的需求，大大激励了学生家长转向课外补习机构。
对此，胡锡进认为可以这样解决↓
教育在全社会形成了焦虑，政府没有大规模降低其热度的有效办法，但是政府能从一些方面下手，推出可行措施，比如继续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努力，增大教育投入等等。
他具体是这样说的：
第二个是教育问题。我认为中国在教育领域形成了全社会的焦虑，根本原因是竞争过于激烈，每一个地方的人们竞争当地的优质教育资源，全国的人们又共同竞争国家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而由于中国社会有比其他社会更突出的望子成龙文化，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相互比拼，将家庭的很大一部分开销用于强化子女教育。比如孩子上各种培训班已经是一股洪流，它将所有家庭都卷入其中，似乎要耗尽每个家庭的财力和精力。
对于这种把所有人都卷入的社会博弈，我不认为政府有大规模降低其热度的有效办法。事实上，教育部门当初搞小学生减负，初衷是想保护孩子们的童年，但由于教育环境的复杂作用，就像宁南山那篇文章所说的，这些努力的实际效果恰恰相反，不仅没有降低孩子们的负担，反而把家长和家庭的负担也同时增加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支持宁南山提出的要求，教育部门应当开展新的调研，如果确有必要，就应该增加学生的在校时间和教育大纲规定的学习内容，把孩子们花在培训班上的时间，通过在校正规教育弥补过来。应当尽量做到学生只要好好在校上课，其他课外培训班可以基本不上。我认为，教育部门在这方面是有巨大调整空间的。
除此之外，政府能做的是，第一，继续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努力。目前，教育公平在地区之间存在争议，大城市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矛盾突出，甚至户籍人口之间也存在居住地等问题造成的某种不公平，导致了竞争学区房这一突出现象，给中产阶级家庭造成额外负担。迅速解决这些问题的确不容易，但它应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
第二，要增加教育投入。我认为投入的方向要有两个，一是普遍提高全社会的教育质量，这方面发达国家有着现成的标准，我们应逐步向更高水平迈进。二是要针对教育不公平问题，把一部分资源放到增加孩子们的均等教育机会上。说到底，舆论的怨气很多不是针对我们的教育水平低，而是不公平。而解决这个问题，做减法的治理代价显然比较高，如果能通过投资多做加法，缓解不公平问题，再好不过了。
总的来说，我认为政府官员们应当认真读一读宁文。这篇文章没有喊口号，不是带节奏，它说的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在大城市打拼的那些人的真实苦恼。政府应当努力帮助这些背负着巨大生活负担的共和国的建设者们，有些事情一时做不到，要与他们认真沟通，让他们了解国家的努力方向，保持对未来的信心。老胡认为，国家应当也能够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