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建议名单日前公布。上海有不少卓越的海派工艺大师榜上有名。“创新”固然是他们共同的追求，但是几十年的实践中也对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不应该有毫无前提的“创新”，创新的前提必须是守正，只有走在前辈开创的道路上，才可能走出自己的精彩。
今年51岁的张珮琛是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候选者中，比较年轻的一位。虽然年纪尚轻，但资历很深，在上海博物馆担任青铜器修复师的张珮琛，干这行已经整整31年了。这31年中，张珮琛遵循着上博深厚的文物修复传统，也发展着文物修复的技艺。不守旧和与时俱进，这也被张珮琛视为海派文物修复技艺的一大特征。
文物修复师的“最少干预性与可逆性”原则
张珮琛一直将“最少干预性与可逆性”作为自己文物修复的原则。“可逆性”比较好理解，就是要保证文物可以修复，也可以拆卸还原。“每一种修复材料都是有寿命的。过去出现过修复材料比文物原材料老化得更快，结果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的情况。” 张珮琛对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说，博物馆文物修复时应该避免这样的情况，要使用更可靠、可降解的材料，让文物可装可卸。
至于“最少干预性”这一点，则在张珮琛修复“商晚期兽面纹斝”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斝”是青铜器的一种器形。但其实最早从库房里拿出这个文物残件准备修复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只“盂”。最直接的力证就是青铜器内刻有铭文，自命为“盂”。但是张珮琛通过对文物X光片的反复比较研究中发现，这件青铜器原本底部有三足，而且更令人吃惊的是，那自命为“盂”的铭文竟是后人将底部切割下来刻上文字后再焊接回去的——旧时的古董商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有铭文的青铜器总可以卖个好价钱。
后来张珮琛他们在日本一家博物馆里看到了一件与此一样形制的青铜器，俨然一对“双胞胎”，这才确认这哪里是“盂”，分明是一只“斝”。于是通过张珮琛的修复，一只被喊了上百年的“盂”，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而为了让当年古董商作伪的过程也能让人知晓，张珮琛在给斝安装三只脚时，没有使用传统焊接的办法，而是异想天开地使用了磁铁吸附，使得三足可以随时拆下，让研究者很容易知晓“自命为盂”的来由。
在张珮琛看来，古董商出于商业考虑，要将残破的文物修得尽量完美，让人看不出修复的痕迹，为此甚至臆造一些内容，以达到自圆其说、自抬身价的目的。这显然就是“干预”了文物，有些粗暴的干预对饱经沧桑的文物造成了伤害。而张珮琛做到有依据的修复，还原本来面貌，不仅“最少干预”，还保留了已成为历史一部分的“干预”的痕迹，这显然就是对文物的最大尊重。
修文物如同探案，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修文物如同探案，这在张珮琛那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个油画专业出身的修复师，自1993年进入上海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的工作以来，他便收起画家那挥洒自如的性情，改为抽丝剥茧，成天走在寻觅破解历史谜题线索的路上。“文物修复的本质就是对文物原来信息的还原和揭示。”张珮琛对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说。
这种细致与严谨，在张珮琛到上博初当修复师的时候就不断地受到严格的训练。彼时，上博还在延安东路上的中汇大厦里，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场馆，很多人连博物馆的门都没有踏入过，更不要说了解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但张珮琛的孜孜以求却从未停止过。在成为上博修复名家黄仁生先生的弟子后，这样的不懈追求便愈加升级了。
张珮琛告诉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有清洗、除锈、矫形、拼接、刻纹、翻模、铸造、配缺、打磨、做色、做旧等十余道工艺环节。上博修复的传统是，这些环节一个修复师必须全面掌握。而和其他博物馆相对保守和传统不同，上博的青铜器修复从来都具有鲜明的“海派”特色。“海派”在张珮琛的理解中，就是一种对于新鲜事物的包容与接纳。所以这些修复的工序总是在不断增加，包括3D打印等技术，张珮琛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在尝试。
海派文物修复的传统让张珮琛在文物“破案”的实践中得心应手，给了他巨大的加持。两三年前，上海博物馆接手了三星堆遗址七号坑和八号坑文物的整理和修复工作。作为上博青铜器修复的核心之一，张珮琛为此夜以继日地工作，修复了一批重器。其中这次在“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中占据C位的“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的修复便是由张珮琛完成的。
张珮琛告诉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这尊头像是展览中唯一带有金面具的头像。这个面具不是后世加上去的，而是三星堆先人在铸造时一起完成的，是真正的“原装”。因为黄金代表了更高的等级，所以可见这尊图像的可贵。但是当张珮琛初见时，这头像的处境十分复杂——它处在遗址坑的角落里，被上面的象牙挤压变形，尤其是头颈部位，几乎要折断了。经过检测，张珮琛等修复师发现那金面具并非纯金，而是加入了百分之十几的银，这样固然可以使面具质地更硬，但也变得更脆，增加了提取修复的难度。另外，他们还发现面具上有彩绘，出于“最少干预性”原则，这样的彩绘是必须保留的，但是修复起来也必须更为细致。整个修复过程整整一个月，张珮琛给头像的颈部用石膏加固提取，对面具表面的污浊进行了仔细的剥离和清理。他还发现头像后脑勺有一个方形的孔洞，推测那里原本铸接了一个“笄发”，只是后来断裂而找不到了。所以最终修复的面具被命名为“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
如果没有上博这样全面而严谨的修复传统，张珮琛很难想象自己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
为文物修复培养“土壤”，自然可以结出硕果
上博对于文物的修复有着严格的师承关系。张珮琛介绍说，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是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共同申报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在两家博物馆“一宗两脉”的复杂的修复体系里，他应该算是第六代传人。而如果仅看上博修复，那他应属第三代。
在这个传承体系中，每一代修复师又有自己的特点。记者了解到，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馆之初，上博就建立了第一个文物修复工作室。第一代修复师，大部分都是传统古玩行的修复高手；第二代修复师，大部分都是特种工人，身怀模具、做色、铸造等特殊行业的特殊技能；第三代修复师，也就是张珮琛这一代，大部分都是来自艺术类院校的艺术生，他们将艺术和文物修复相结合；现在第四代的修复师，也就是青年报在“我在上博修文物”系列中报道过的张铭和沈伊嘉这一代，大部分都是海外文保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吸收了海外的修复理念，有对新材料新技术的认知。所以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的传承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这恰恰反映了海派文物修复的这种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特点。”张珮琛说。他现在名下有一位正式弟子王南丁。他还兼任着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修复专业的特聘教授，正在为培养未来数以百计的修复师而努力。
在张珮琛看来，文物修复的传承，关键是“土壤”的培养，把土壤养厚实了，自然可以结出硕果。这个“土壤”就是文物修复知识的普及。张珮琛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网络大V，他的微博“文物医院”目前有200万粉丝，很多人正是看了张珮琛的宣讲，对文物修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有不少人走上了修复师的道路。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施培琦/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