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到清明时节，我总要到爷爷坟前扫两次墓，一次是跟随奶奶、大伯和父亲；一次是学校组织的。所以，清明对于我来说，就特别地伤感。
为革命而牺牲的爷爷，1905年出生，江阴夏港街道中街人。他从小家境优渥，1927年从南京美专毕业后，回到家乡，创办了夏港西林庵小学，并担任了夏港小学（现夏港中心小学）的校长，想走教育兴国之路。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日寇的铁蹄下，哪里容得下一张小小的课桌？在隆隆的炮声中，又到哪里去寻觅安放讲台的安静之地呢？
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爷爷顾不得家里人的反对，放弃了校长的职位，毅然投身革命参加抗战。面对太祖母的埋怨，他坚定地表示：“父母好不容易把我培养到美专毕业，我本该好好侍奉你老人家。可是眼下，日军横行乡里，我一个血性男儿，有何脸面躲躲藏藏、苟且偷安呢？”太祖母最终理解了儿子的革命抱负。
爷爷组织的抗日青年团发展很快，到1938年春夏时，已拥有了100多人枪。他担任团长，对部下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允许部下以抗日的名义，向老百姓索钱要物，因此得到了江阴澄西一带百姓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
1939年初夏，叶飞率领“江抗”东进来到澄西，爷爷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他整天串村走巷，发动青年加入“江抗”革命队伍，设法筹集资金来支持“江抗”的发展。澄西各据点的日本鬼子十分仇视爷爷的革命队伍，四处张贴布告，悬赏要抓他。
那年秋天，爷爷和战友陈桂宝到申港乡下散发抗日传单，在路上突然遇到一队鬼子。机警的爷爷灵机一动，从身边摸出几个火柴盒，蹲在地上玩起了蟋蟀。随行的汉奸没认出我的爷爷。
没隔几天，日本鬼子气势汹汹地冲进我家，逼着太祖母和奶奶要交出我爷爷来。“根才没有回家。”奶奶大着胆子对鬼子说。鬼子就把我的太祖母、奶奶和小姑妈一股脑儿抓走了，还传出话说：只要徐根才不抗日，就可保住家里人的性命。
为了保全祖孙三代的命，就停止抗日？这不就是向敌人屈膝投降吗？在“江抗”的大力支持下，爷爷把夏港地区为鬼子谋事的伪职人员叫到一起，严厉警告：“如果申港鬼子杀害我徐家人生命，那么‘江抗’就要你们十倍于此的人抵命。”这一招逼使鬼子改用“放长线钓大鱼”的计谋，暂时释放了奶奶她们。
太祖母在据点受尽鬼子非人的虐待和折磨，一到家就病倒了，奶奶又临近分娩，三个小孩饿得瘦骨嶙峋，一家人濒临绝境。党组织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每月给了10元钱的困难补贴，才暂时渡过了难关。
1941年，爷爷担任澄西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田赋主任，掌握经济大权。他努力为新四军和党政机关筹集资金，还要在澄西县委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爷爷做得既认真又投入，筹钱和斗争两不误，经常得到澄西县政府领导的赞扬。这更加使得澄西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胆战心惊，对爷爷和“江抗”队伍更加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由于我家里缺钱，爷爷无奈向亲戚借过一大笔钱，每月都要归还一部分。奶奶生下我爸后，已有4个孩子了，还有太祖母，全家都要靠奶奶来维持生活。太祖母无法支撑门面，就亲自去寻找爷爷，见面后不高兴地说：“根才，夏港街上人都说你在新四军里做大官，还是管钱的，怎么家里看不到你送钱回来呢？”爷爷开导她说：“我身边是有许多钱，可这是新四军的钱，我一分一厘都不能动。娘，咱家连粗茶淡饭的日子都过不上，只有等把鬼子赶出了中国，我们的生活才会好起来……”
1941年秋冬，新四军主力和党的澄西机关北撤，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由于被叛徒李某和曹某出卖，12月9日那天，爷爷在西石桥遭到国民党顽军的袭击，不幸被捕。
国民党顽军将爷爷关进了牢房，诱惑恫吓不成，就对其使用了惨无人道的刑罚，可这始终都没动摇爷爷坚定的革命信念。最终，国民党顽军无计可施，于1941年12月21日，气急败坏地将爷爷押到西石桥东街戏楼的广场上，端起长枪向他头部瞄准。
“慢！”爷爷高声喊着，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一张自己的照片，在反面写上：“母亲，今天儿子去了，不要难受，请让人把我抬回去，以后孩子们长大了，也不要为我流泪！”
敌军向爷爷头部开了罪恶的一枪，一个握短枪的头目嫌其打偏了，又向爷爷的胸部补了一枪。敌人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爷爷的情景，恐惧万状地溜走了。
太祖母得知爷爷牺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卧床不起，不时嘱咐我的奶奶说：“根才的孩子还小，抚育他们的责任，都落在你的身上了。日后你有难处，卖房卖地，我都不会怨你恨你。”奶奶自然明白太祖母的苦心，连忙安慰说：“娘，我听懂了你的话，为了这群孩子，我一辈子都不离开徐家。”一年以后，太祖母因悲伤过度而离世了。
爷爷牺牲了，没有给家里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奶奶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但爷爷追求真理的革命意志、舍身为国的奉献精神、清正廉洁的崇高品格、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永远都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最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