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时，父亲张云逸不在身边。在长达9年的岁月里，我和母亲没有父亲任何音信。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张云逸从延安到香港，在华南地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为了作掩护，组织上将母亲韩碧和我接往香港。相隔9年后，一家人第一次重逢。但不久，父亲就回到皖南参与新四军组建等工作。
1939年7月，时任新四军军需处处长的叶辅平（叶挺的弟弟）到香港转运军需物资。借此机会，我和母亲韩碧也随他们一道，赴江南新四军军部与父亲相聚。
后来得知，由于山路崎岖，后面运输物资的车辆翻入山谷，叶辅平当场牺牲，我和母亲在另外的车上，算是躲过一劫。而当我和母亲历尽艰险赶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时，父亲张云逸已经离开军被派往江北指挥部工作了。我和母亲又踏上了征程，到江北去找父亲。
1940年，国民党不择手段对新四军进行挤压，以卑鄙的方式制造摩擦，到处捕杀、迫害新四军官兵及其家属。
1940年3月20日，我和母亲随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曾昭铭等干部、战士25人，携带军部拨给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7万元法币军饷，由皖南到江北指挥部。他们随身带有国民革命军的正式通行护照，不料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保安八团无理扣押。
当得知韩碧和我是新四军高级将领张云逸的妻儿时，国民党军官立即电告蒋介石，邀功请赏。国民政府回电：“秘密扣押，当作人质。”
国民党收缴了我们的武器，把我们关押在一间大屋子里。不久，我们被押送至庐江的国民党广西正规军部队。路上，白天三个兵押一个人，长长的队伍，走了一天一夜。我至今记得那个恐怖的夜晚，下着瓢泼大雨，伸手不见五指，队伍也走乱了······
被关押期间，我和母亲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曾昭铭估计自已凶多吉少，但认为母亲和我或许有获释的可能，遂将自己的一支派克钢笔送给我作纪念。我当时还是一个不满12岁的少年。
为营救妻儿及曾昭铭一行，张云逸多次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顾祝同等，通过他们敦促李品仙放人，归还枪支、弹药和军饷。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等在重庆也积极奔走，呼吁国民党当局尽快下令释放我们。在中共方面一再抗议和交涉下，直到1940年9月，国民党才释放被扣押6个月之久的母亲和我。与我们同行的23名同志除1人在被押送途中逃走外，包括后来派去与国民党谈判的田丰等3人均被惨无人道地杀害。而今我已是86岁的老人。
70多年来走南闯北，不知换过多少地方，丢掉了多少东西，但那支钢笔始终随身珍藏着。革命先烈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
2011年9月，我在重访新四军军部时，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看到曾昭铭和军部领导的合影时，禁不住老泪横流，我将珍藏了70多年的钢笔捐献给纪念馆，让后人永远铭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先烈们。
（摘自《军中老照片》第三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编辑韩鸿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