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有春（1929-),江苏南通人。1943年参加新四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上海白玉兰宾馆总经理等职，1989年离休。时任新四军被服厂技术员。
钱捍平是钱有春的女儿。
父亲钱有春童年失去父母，靠大姨拉扯大，艰苦的生活使他很早就懂事明理。父亲十一岁就到上海做学徒。1943年，经厂里师傅介绍，刚十三岁的他就来到新四军被服厂参加了革命工作。在这之前，他已在上海永生服装厂做学徒快两年了。由于他做活快，人送外号“小快马”。
被服厂缺熟练工，尤其缺技术工。父亲年岁不大，却是厂里的中坚力量。他不仅积极工作、服从领导，还热心帮助其他同志提高业务水平。
由于敌人封锁严密，根据地同大城市的联系非常困难，军需物资的供应断断续续，不能保障，厂里做军服既缺布又少线。为了克服些困难，父亲积极动脑筋想办法，创造出一种新的制衣节线法。这种方法运用娴熟的踩缝纫机技术，一个衣片连着一个衣片踩，相互间不停顿、不间断，大大节约了缝纫线。别人做十件军衣的线，用这套方法可以做十一件。于是工厂以他的方法为榜样，动员全体职工推广这套流程。不过，这种方法要不是熟练工还真学不会。父亲说，在那个非常时期，多生产一件军衣，就能少让一个战士淋雨受冻。为此，父亲受到了厂领导的表扬。
每当父亲回忆起这件往事总是自豪地说：“我是节约标兵。”我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很早就学会了踩缝纫机，自我感觉很兴奋。可父亲老说我浪费线，我当时并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后来随着年龄与学识的增长，又听他说起了这个故事，我才渐渐明白其中的道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曾经是关系我们革命事业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呀！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顽三股势力相互勾结，经常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一次扫荡开始时，父亲像往常一样，拎起缝纫机的机头就跟着队伍跑。其实厂里配备有挑夫，本来这运机器的事不用父亲操心。
但那天事急，临时找挑夫已来不及了。再说缝纫机头对父亲而言犹如士兵手里的枪，比生命还宝贵，恨不得睡觉也抱在一起。在行军途中，突然有敌机向我投弹。说时迟那时快，厂长刚叫卧倒，父亲在混乱中被绊倒在地，缝纫机头狠狠地砸在他的大拇指上，顿时鲜血直淌。等敌机飞远了再查看，他的大拇指指甲已被机头砸破，里面肉都露出来了。十指连心，父亲当时就给疼昏过去了。那时缺医少药，既没有青霉素，又没有消炎药。卫生员就把他的手指放在盐水里洗洗算是消毒，然后就包扎起来。没想到由于消毒不彻底，拇指发炎了。卫生员没辙了，就把父亲送到卫生院。到了卫生院，大夫就来真格的了。还是没有药啊，还是只有盐水啊。大夫就把剪刀消毒了一下，也没有上麻药，硬生生把他大拇指上的腐肉剪去。那个疼啊，我父亲又昏死过去了。要知道，他那时才十四岁啊！
为了观察疗效，医生将他收留住院。这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医院。医院里住的都是不能动的伤病员。父亲右手虽不能动，左手还很好，所以他利用一切机会替医生护士跑腿，不是帮这个端饭倒尿盆，就是帮那个穿衣叠被子，整天不知累地到处帮助人，直至七天后出院，以实际行动勇敢地投入到了反扫荡的战斗中。
解放后，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的日子却过得并不宽裕。这是因为我父母的工资收入不仅要养活我们一家七口，还要负担经济上困难的亲戚朋友。除了每月准时给他们寄钱，还经常给他们买东西，过年过节更要多给。这样的接济整整持续了二十多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母亲响应党的号召，主动降了两次工资，并捐出了我们全家的票证。我们四个孩子小时候不明白，我们家不穷啊，怎么我们年年都没新衣服穿？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做好事，一辈子毫不利己，真不容易啊！有这样可敬可爱的父母，是我们做子女的福分。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听到、学到了那么多美德，这不值得我们深深感谢他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