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1921-),浙江宁波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华丰纺织厂党委副书记等职。
我出身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十二岁那年，母亲积劳成疾，不久就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父亲因为借了不少“印子钱”给母亲医治，还不上债，只得躲债在外不敢回家。没了父母亲，我们姐妹三人顿时失去了经济来源，家中房子被债主强行占有，只能蜷居在弄口一个头也抬不起的小阁楼里安身。为了生存，十四岁的姐姐经人介绍去茂昌蛋糕厂做工，我去了永安纺织厂做工，可怜的妹妹才七岁，也不得不到纽扣厂当童工。可恶的债主还不时来威吓我们，要让我和妹妹去当童养媳来抵债。工厂工作环境恶劣，工资所得微薄无几，这段饥寒交迫的苦难日子，至今不堪回首。我天天都在盼望，什么时候能脱离这无涯的苦海。
在纺织厂做工的时候，经人介绍我进了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主办的“沪东女工夜校”学习。当时有一首小调很流行，叫《六进六出》，就是说早晨六点钟进厂做工，晚上六点钟收工出厂。虽说白天做工很累，但我还是坚持夜晚去上课。学校有两位教师是地下党员，一位叫张淑义，一位叫丁宁。他们除了教我们识字，学文化，还向我们讲述革命思想，让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以前不懂的道理。
后来我又加入曹家渡女青年会，为抗日将士缝制军鞋，到南京路为前方浴血作战的将士募款和募集军被，并将募集到的钱款物资集中起来交给党组织安排。在这期间，地下党组织几经转移，最后转移到国际第一难民所。白天，在当时震旦大学的球场上组织学习抗日救国道理。另外在进步青年中，挑选一部分人组成了一个“中学班”，就在泥泞的平地上搭个草棚，由徐克强老师教授我们文化知识，同时向我们灌输爱国思想和共产党的基本知识。1938年6月，在徐克强老师介绍下，我和沈鲁钊、乐菊仙、殷慕苏等四人一起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并组织我们在外国坟山（公墓）秘密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
入党不久，老师找我谈话，安排我去工厂锻炼，要我去位于吴淞的日华纱厂粗纱间做摇纱工。在日华纱厂时曾发生一件令我至今难忘的事情。有一次日本工头发现厂里少了一些白纱，就派人到工人家中去搜，并把一位老工人抓来吊在厂大门口的树上鞭打示众，老工人昏死过去后用凉水泼醒再打，如此反复地折磨工人。我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此事后，发动工人与日本厂方斗争、谈判，最终迫使厂方妥协，放了老工人。
工厂地下党组织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日方的注意，我的身份也引起了怀疑。为了保存力量，1942年，组织上决定将我和一部分同志撤离上海，转到苏北新四军部队工作。到了苏北盐城后，我先去当地党校学习，后被分配到阜东县根据地从事民运工作，组织民兵，成立“农救会”、“妇救会”，发动农民减租减息，锄奸反霸。
在减租减息开始时，不法地主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他们采用请民运干部吃饭、送礼等小恩小惠手段来拉拢讨好干部。我们在县委领导下，做到不住地主家、不吃地主饭、不收地主的东西，以严格的纪律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与贫农、下中农打成一片，深入发动群众，有力粉碎了不法地主的阴谋。我们对地主雇用的长工做宣传，使他们了解了地主对雇工的剥削。他们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得到的报酬却十分微薄。
我们把每个乡的雇工组织起来成立雇工会，要求地主增加工钱，保障雇工利益。有些不法地主阳奉阴违、玩弄花招，用假退租、假减租的办法来对抗农会，我们就抓住典型，坚决予以揭露和打击。如阜东县三区大王庄大地主王振华、王直夫，白天在农会、民运干部会上认定退租减租数目，还假惺惺地发给农民粮食，没过几天，晚上又偷偷地召集佃农，用“要变天”的谣言恐吓他们。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揭露不法地主的谣言，向群众宣传贫下中农掌握了政权，地主是翻不了天的；另一方面，在群众中发现敢于斗争的积极分子，通过他们来团结广大佃农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并镇压了破坏减租、私藏枪支、暗中通敌的左甘通。通过上述细致的工作和坚决有效的措施，保证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力量，扩大了民兵组织，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又从苏北地区南下回到了上海。解放后我先后在多家企业担任领导工作。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曾经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穷孩子、小童工，会成为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