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芒（1920-1979),上海人。1939年参加新四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皖南军部政治部服务团员、组长，新四军三师政治部文艺股长兼“鲁艺”工作团教员，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江淮画报》总编辑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作协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秘书长等职。由其作词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王小鹰，著名作家。是芦芒的女儿。
不堪回首1979年的2月20日，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没有给我们留下片言只语，只在我们心底烙下了抹不去的伤痛。父亲出身贫寒，但那并不妨碍他从小就酷爱艺术、追求艺术一艺术的精神便是心灵的解放和自由。
父亲十几岁时就在报刊上发表画作补贴家用。后来他替人抄笔记、管理图书，从而得以免费进入新华艺专进修画业，得到了正规的西洋绘画基本功的训练。当时父亲最仰慕德国伟大的艺术家珂勒惠支的作品。
抗战爆发，民族存亡之际，父亲只身离家投入抗日。他路经浙西来到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部驻地，从此便以画笔为武器，活跃在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当时环境很艰苦，主力部队化整为零，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分散到各地方武工队去“打埋伏”。在那种险恶的情况下，父亲却从未停止过他的画笔。而且他的创作情绪永远那么饱满、热情、乐观。
父亲去世后，我忍着伤痛整理他的遗稿。我突然翻到了它们－那些从战争年代的炮火中幸存下来、保存了将近四十年之久的素描、速写、木刻。它们大都只有巴掌大小，纸页都已经泛黄发脆。然而那笔触、那线条却仍是遒劲生动，鼓胀着激情和蓬勃的生命力。我小心翼翼翻阅着它们，那纸张在我手中发出轻微的窸窣声。我仿佛看到远久的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文弱的身影，背着粗帆布制成的画夹，在行军的马背上，在激战后的弹坑旁，在宿营的老百姓的草屋中，稍有空暇，便掏出手指般长短的炭笔，不停地画呀画呀。
在漫长的战争岁月，父亲创作了数以千计的画作，得以保存下来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母亲当年用一只铁盒装着父亲的画稿，行军打仗，走到哪带到哪。每逢敌人大“扫荡”，便将铁盒埋入土中；敌人一走，再取出来。而在十年“文革”中，父亲母亲都进了“牛棚”，他们将一部分画稿藏在废弃的壁炉里，这才使它们幸免遭劫。
那一年的酷暑，我扛着装满父亲画作的小皮箱独自北上。为了出版父亲的画集，我曾四处奔波、屡屡碰壁。当时正是严冰初融、百废待兴之际，像父亲这样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老艺术家要出版一本画集真是很难很难。终于，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先生给我们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父亲的画册！邵宇先生是一名出色的画家，也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他对父亲的作品一定有深刻的理解。
次年，父亲的画集终于面世了。画集的封面是父亲的一幅垂柳老牛图，烫金的“芦芒画集”四个字是张爱萍将军的手迹。张爱萍将军是文武双全的儒将，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一手字写得刚柔相济，神采奕奕。
作序的亦是父亲的老上级李一氓和王阑西，共同战斗的经历使他们对父亲的人格有深切的了解，故而他们是父亲艺术作品的知音。他们在序中说：“·..当年抗日战争中革命军民战斗生活的真实场景，都一一记载在芦芒同志的笔下。其实，芦芒同志也是这些生活画面中的一员，他所画的不仅是他所看到的，而且有些也正是他所做的；他不仅在画别人，而且甚至可以说有时也在画他自己。创作与生活结合得那样紧密，几乎到了不可分离的地步。这些作品既是一幅幅耐人寻味的美术珍品，也是一卷卷感人肺腑的革命历史回忆录。它之所以至今仍令人爱不释手的生命力正在这里。”画集的第一部分是木刻与版画。父亲在根据地《江淮日报》工作时，每天要给报纸作一幅配合形势宣传的木刻。晚上，他伏在草棚中的木板上，就着豆大的油灯，画呀刻呀，直至鸡啼天明。画集中有三帧父亲刻的根据地通用的“抗币”。那时候根据地印刷条件艰苦，没有照相制版设备，连钱币也只能用木刻印刷。1948年父亲创作的那幅解放南京的石版画，没有光石版，父亲硬是用沙子靠双手在毛石版上磨出来。我很喜欢作于1941年的那幅《向敌人腹背进军》，仅10x7厘米窄小的纸面却展现了千军万马的气势。画面上，父亲刀法娴熟而刚劲的线条疏密相间，阴阳相对，勾勒出狂风暴雨之夜，天地混沌，隐隐约约可见一支逶迤蜿蜒的队伍正急行军插向敌人的腹背。由这幅画，你仿佛能听到充溢天地间滚雷一般“蹋、蹋、蹋、蹋、答、答、答、答”的脚步声、马蹄声交织一片，感受到那一种赴汤蹈火的昂扬斗志。
与父亲的木刻版画相比，我更喜欢他那些在激战间隙、行军途中即兴作下的素描。灵动的笔触，鲜活的形象，更率直，更性情，水淋淋般像是从生活的海洋中掬起的。那一幅陈毅将军像惟妙惟肖，表现出了陈毅将军大敌当前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安详自若的神态。这幅肖像作于“皖南事变”之后，当时陈毅将军刚刚就任新四军代军长。
肖像在报上刊登出来，极大地鼓舞了新四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的斗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作于1945年的那幅《解放两淮重镇淮安城》。画面也只有15x12厘米大小，黑压压的古城门缓缓地打开了，老百姓箪食壶浆，欢笑着簇拥着迎接子弟兵进城。攻打淮安城时，父亲参加了“敢死队”，他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冒着枪林弹雨奋勇登上了淮安城头。硝烟尚未散尽，父亲顾不得抹去额上的汗珠，就坐在城头废墟上掏出画笔刷刷地画开了，画下了这淮安人民热烈欢迎子弟兵进城的盛况。
父亲这些诞生于战争年代的作品，技法纯净而精到，没有丝毫矫揉造作谄谀媚俗之态，也没有半点遮遮掩掩追名逐利之心，故而我以为它们是当之无愧可称作为艺术的。
父亲画集的后半部，收集了他从7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的国画作品近四十帧。这些作品绝大部分画的是牛，在父亲有生之年的最后几年，他画牛已经饶有名气了，求索者已是络绎不绝。
父亲画牛起始于抗战时期，那些描写根据地军民生产劳动的画面中就多次出现耕牛的形象。父亲解放后改行成了诗人，诗画同源，他并未搁下画笔，只是愈来愈喜好作中国传统水墨画了。70年代中期，父亲从“牛棚”出来，便情有独钟画牛。那以后直至父亲去世，父亲几乎天天画牛，牛在他笔下愈来愈具有神韵，憨态毕现，呼之欲出。这现象很值得探究和寻思。我想，这应是父亲历经了尘世间的荣辱升降、世态炎凉之后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吧！
父亲最后几年画的牛，笔触更趋简洁，墨韵更趋浑厚，境界纯朴明朗几近透明。可惜天不假人寿啊，倘若老天再给父亲几年时光，我相信父亲的画作会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父亲一生忙碌，不求名，不求利，将所有的心血与精力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艺术，献给了人民。他在美术、雕塑、诗歌、作词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诗绝，画绝，如今都成绝响；冷风，热风，从来不失风范”，这是画家、艺术家谢春彦在父亲追悼会上写下的挽联，正是父亲一生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