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聂耳是玉溪人，曾经到玉溪“聂耳公园”旅游过，但这次到昆明出差，徜徉在昆明最繁华的南屏街，走累了，为闹中求静，有朋友提议到花鸟市场逛街，无意之中偶遇聂耳故居——昆明甬道街72号，成春堂中药铺，才知道聂耳真是出生在这里。
对于聂耳，人们都想唱一唱他的歌，让我们活在他的歌声中，他也活在我们的歌声里，因为他是一位为《国歌》作曲的云南音乐家。
走在甬道街狭窄的路上，近看72号门前有一棵挺立的柏树，左边是一幅大型展板，上面有放大的聂耳图像和国歌的曲谱。正中三间二层楼房是经过修缮的“三坊一照壁”住宅，中间挂着一匾“聂耳故居”四个大字，吸引着行人们的眼球。走进屋里，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各种有关聂耳的资料、书籍、图片。楼上一间屋里有一张旧式大木床，上面标注说明：1912年2月1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早晨，聂耳诞生在这张大床上。
通过与管理员交谈和看资料，才对聂耳的事迹有了深层次的了解。
聂耳的父亲聂鸿义是玉溪有名的中医。1902年秋天，父亲聂鸿义和母亲彭寂宽夫妇俩到省城昆明谋生，租下这幢小楼挂牌“成春堂”悬壶行医。现在的屋里还有许多当年他们行医时的用具和留下的一些药方、衣物等遗物供游人参观。这里2010年被定为昆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有专人管理，免费开放，让到过这里的人知道聂耳的事迹。
父亲为聂耳取名守信，字子义。聂耳是他在上海取的名字。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四岁时丧父，母亲是云南玉溪峨山县的傣族妇女，善良好学，且懂医药，她继续养育子女，维持着全家人的生活。
聂耳从小天真活泼，勤奋学习，兴趣广泛。他特别爱唱歌，爱听母亲唱花灯调，讲董永、孟姜女等民间故事，立志长大要做个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人。他10岁时进入昆明求实小学读书，对音乐的爱好更加强烈，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月琴，在同学中他是一位能歌、会弹、会演的多面手。小小的聂耳不但活泼灵巧，且善于团结同学，曾经担任过学生会会长和班长。1925年他考入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开始接触进步书刊。192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主修英语。1928年3月30日，聂耳亲见共产党员赵琼仙壮烈牺牲于反动派的屠刀下，心中敬佩她是为理想献身的英雄，于1928年秋加入青年团。同学们都喜欢这位多才多艺的聂耳同学。1930年5月，聂耳在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前夕，因为思想进步、敢于抨击当时的黑暗政治，被反动派列入了黑名单，三哥聂叙伦要求聂耳出外躲避反动政府的迫害。
1930年7月10日，聂耳告别家人，绕道越南奔赴上海。他到上海的“云南申庄”当店员，开始独立谋生。同时，在这异地他乡，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和战友。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后失业，又去报考明月歌剧社，被录取后，更刻苦学习小提琴，参加歌舞演出，并开始尝试音乐创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聂耳亲眼看到日本强盗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他决心以音乐为武器，投入对日寇的抵抗斗争中去。在抗日文艺宣传中，他认识了田汉，得到了亲切的教诲和指导，直接参加了左翼戏剧演出活动。这时他又结识了导演和音乐家蔡楚生、郑君里、任光等。聂耳深感救民救国需要擂响战鼓、吹响军号，向敌人冲锋陷阵。他不满足、不愿意再把歌舞当作无聊的消遣和庸俗的娱乐。他以“黑天使”“浣玉”等笔名撰写文艺评论，批评著名的音乐家黎锦晖的小市民味，并毅然离开了明月歌剧社。他到北平住了三个月，与于伶、宋之的、王旦东一道参加左翼戏剧活动。他曾到清华大学舞台上演奏《国际歌》，与少数右派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33年，由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介绍他进入“联华”影片一厂工作，开始学习苏联音乐，写出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歌曲。
1933年夏，聂耳写出他的第一首歌曲——为电影《女性之光》谱写的《开矿歌》（田汉词）。他参加拍片配乐，辛苦勤奋，勇敢斗争，被厂方借故辞退。1934年春，聂耳与任光、张曙、吕骥等组成左联音乐小组。4月1日进入英国人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协助任光、安娥工作。他们创作的《渔光曲》《开矿歌》 《大路歌》 《开路先锋》《毕业歌》灌制成唱片，在城市街道处处播放，影响深远。聂耳满怀激情为田汉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谱曲，到黄浦江码头体验码头工人生活，写出激动人心的《码头工人歌》《打桩歌》等插曲。1934年是聂耳创作的高峰期，为电影《桃李劫》写的《毕业歌》、为电影《大路》写的《大路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1935年，聂耳担任联华影业音乐部主任，为电影《新女性》、话剧《回春之曲》写了《回声歌》《梅娘曲》等插曲。1935年3月，他主动承担起为夏衍编剧、田汉作词的电影《风云女儿》谱写歌曲的任务。聂耳全身心投入紧张的工作，满怀对祖国的爱、对敌人的恨，他写出了一生最辉煌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电影和歌曲受到广大群众热爱，而敌人则惊恐万状、恨之入骨。反动派采取卑鄙残酷手段，逮捕了左联领导田汉、丁玲、阳翰笙。聂耳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党为了培养和保护聂耳，派他东渡日本，再到苏联、欧洲学习。1935年4月15日，聂耳乘日本轮船“长崎丸”号赴日本。4月18日到达东京。聂耳勤奋学习歌剧话剧音乐，学习日语，参加东京中华青年会活动，演唱自己的《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7月17日下午，聂耳与友人到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被汹涌的海涛夺去了他年轻宝贵的生命，时年23岁。聂耳遇难后，音乐家张天虚把聂耳的骨灰由东京带回上海，又由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带回昆明，安葬在风景优美的滇池之滨的西山。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讨论国旗、国歌等事项，画家徐悲鸿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大家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顾虑，周恩来总理当即支持徐悲鸿的建议，认为此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节奏鲜明；建筑家梁思成也说好；最后毛泽东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表示同意。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聂耳歌曲最突出的特点是：战斗的气息，大众的精神，民族的风格和抒情的色彩。因此，他的作品是时代的号角，是百姓的心声，超越当时的文艺潮流，独领音乐风骚，成为经受住时间考验、思想与艺术高度和谐的经典之作。
聂耳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但聂耳的歌曲永远跳动在我们心中。我们要高唱聂耳的歌曲：“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伟大的祖国，将在聂耳歌曲的鼓舞感召下，“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去建设繁荣富强的美丽中国，锐意进取，攻克难关，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新篇章，为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作出积极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