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集大型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拍摄纪实
编者的话：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出品的8集大型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日前在东方卫视、上视纪实人文频道、外语频道播出后引发热议。该片摄制期间，本文作者、文汇报原副总编辑、上海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席汪澜追踪采访一年有余，并结合自身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撰写了长达4万字的纪实长文，发表在电子刊《上海纪实》上。本刊征得作者同意后，以专稿形式分上下篇摘登其中部分内容，与读者一起重温当年中国和同盟国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回顾并揭秘战后同盟国对日本战犯的追责和清算，以此作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的一份纪念。
2015年4月的一天，上海广播电视台年轻编导陈亦楠第一次走进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与她同行的是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向哲濬之子、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向隆万。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摄制中的大型纪录片《东京审判》采集影像素材。经过4天大海捞针般的寻觅，他俩终于从近700卷庭审实录胶片中，找到一卷录有向哲濬庭审影像的16毫米胶片。由于存放了70年无人问津，胶片的铁盒已经生锈，当陈亦楠用笔杆撬开盒盖时，感觉自己“仿佛撬开一扇尘封已久的历史之门”。
推开这扇沉重的大门，陈亦楠和她的伙伴们发现了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世界。他们沿着这条悠长、深邃的甬道一点一点向前掘进，虽然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苦艰辛，却收获巨大。5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广播电视台先后分三季制作出品了8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东京审判》，纪录片在国内及海外数十家电视台播出后，受到学界和同行的关注和盛赞，2016年，首季三集《东京审判》斩获第21届亚洲电视奖最佳系列纪录片大奖和美国洛杉矶地区艾美奖；次年，《东京审判》第二季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18年，《东京审判》受邀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展映，在海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2018年下半年开始，陈亦楠带领她的团队沿着这条历史甬道继续向深处开掘，这一回，他们将关注重点延伸到与东京审判几乎同时进行的同盟国在亚太各国的BC级日本战犯审判，这是一个比《东京审判》更为艰巨的大工程，经过两年多赴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访拍摄，摄制组于2020年初春，捧出8集《亚太战争审判》大型纪录片，它们和之前摄制的《东京审判》（三季8集）一起，共同构成全景式再现二战太平洋战争审判的纪录片大制作。
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熟悉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后由同盟国发起并主导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针对战争发动组织者的个人责任进行追责的重大国际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并重不同的是，“东京审判”主要针对“反和平罪”，重点审理了包括东条英机等4名前首相在内28个日本领导人，他们被称作A级战犯（也称甲级战犯），法庭判定他们需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东京审判”也因此被称为“A级审判”。
与此同时，美、中、苏、英、法、荷、澳、菲8个同盟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相继成立了50多个BC级战争犯罪法庭，审判的对象，主要为BC级战犯，也即违反了“普通战争罪”与“反人道罪”的军官和普通士兵。8集系列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以亚太主要同盟国的审判为脉络，用大量文献影像资料及对当事人和专家的采访，揭示了日军虐杀美国飞行员、巴丹死亡行军、里斯本丸“地狱航船”、新加坡“肃清行动”、南京大屠杀、北疃村毒气案、香港银矿湾惨案等日军重大罪行的真相，再现了各国BC军事法庭组建、审判的经过及各自特点，展示了战后反法西斯同盟对日本侵略者战争罪行追责和清算的全过程，表达了各国人民对战争的集体反思。
在纪录片有关中国审判的3个分集中担任主持人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顾若鹏（BarakKushner），十分看好这部大制作的历史价值和市场前景，记得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他毫不掩饰对参与这项工作的兴奋与自豪，称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记录亚太BC级战争审判的影视片”；但他同时不无担心，因为制作难度“相当大”，拍摄组面临的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
有此担心的不只顾教授一人。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是上海广播电视台亚太战争审判系列纪录片的学术指导，也是本片的总顾问，程教授在多个场合描述过他第一次与创作团队见面的情景。陈亦楠和一帮80后姑娘找到程教授，说要拍日本战犯审判题材，“我心里直犯嘀咕：一帮小丫头，娱乐片生活片什么不可以拍，非要碰这个题材？”当时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程教授明确表示，“如果只是为了应景，不必费劲找我。”等到第二次和摄制组见面，程教授发现每个人的参考资料和笔记本里都夹满了小纸条，他意识到她们“来真的了”。
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关于战争审判的研究起步较晚，直至2011年5月3日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才陆续集结并培育出一支研究队伍，但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东京审判上。在拍摄系列纪录片《东京审判》的过程中，程教授和中心的专家们给予摄制组大量的指导和帮助，可对于这次的BC级审判，不仅国内，就连国际学界涉猎者也并不多，要拍摄好这个题材的片子，无论是学术资源还是影像素材都极度匮乏。
摄制组的8位年轻编导都曾在上海外语频道工作过，他们大多毕业于复旦、上外等名校，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研究能力、外语基础和丰富的涉外纪录片摄制经验。凭借这一优势，他们将目光洒向全亚太地区，两年多的时间里，摄制组的行程约达8万9千公里，跨越4大洲，远赴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实地拍摄，采访了近百位太平洋战争重大事件、经典审判案例的亲历者及其后人，以及国际知名学者和各国政要，他们的回忆和讲述，为我们还原了70多年前那段逐渐被人遗忘的历史。与此同时，摄制组探访了世界29所档案馆，查阅数万份历史资料，挖掘出大量珍贵的视频、音频和文档资料，其中有不少是首次通过荧屏与世人见面。
杜立特飞行员后人衢州“寻亲”
纪录片第三集《生死飞越》，讲述了美国飞行员在太平洋战争中所经历的重要事件、被俘虏后所遭受到的虐待以及战后美国在关岛、横滨、上海、马尼拉等地的军事审判。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的空中打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执行首次轰炸东京任务的“杜立特突袭行动”，更被视为一个传奇。
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东京等地上空投下炸弹和燃烧弹，这次震惊世界的突袭，打破了日本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尤其对日本国民心理造成巨大的打击。按照原先的计划，各个机组在完成任务后就近飞往中国东南沿海，在浙江衢州等地的军用机场降落休整，然后飞往重庆。由于行动开始后美军没有及时通报提前起飞的信息，致使衢州机场未能及时打开，16架飞机除8号机组因迷航迫降在海参崴，其余15架七十多名飞行员先后落在了浙、闽、皖、赣等地的田野和山林里。由此，一场中国军民舍命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行动拉开了帷幕。
为了向观众讲述这段故事，摄制组将美国飞行员后人、70岁的苏珊·奥祖克女士请到浙江衢州。苏珊的父亲是3号机组的领航员查尔斯·奥祖克，“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苏珊说：“父亲的降落伞被勾住了，他的左腿受了伤，在树上挂了两天。”查尔斯幸运地被当地村民廖诗元发现，并救了下来。廖诗元已经作古，其子廖明法已是84岁高龄，在廖家老宅前，中美两位当事者后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廖家老宅里，依然保留着查尔斯当时睡过的那张床。廖明法还记得，为了让美国飞行员好好休养，父亲让他把自己住的房间让出来，给查尔斯居住，他自己则去阁楼上打地铺。由于生活困难，家里人平日多吃玉米等杂谷粗粮，却将仅有的一点米面做给飞行员吃。纪录片讲述这一事件的另一位嘉宾郑伟勇，是一位“杜立特行动”的民间研究者，近20年来，他无数次到实地采访，摸清了16架飞机的坠落地和每一位飞行员的降落点，梳理出参与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中国人名单，收集了大量有关这一事件的史料和实物。他在《杜立特突袭东京——降落中国》一书中，细致描述了许多美国飞行员获救的故事。
参与救援的当地民众，为什么如此厚待这些美国人？郑伟勇研究认为，这其中固然有中国人天性中的善良、淳朴和同情心使然，但更重要的是，在多年饱受日寇欺凌之后，美军轰炸东京“为我们出了一口气”，因此很自然地将飞行员奉为英雄。整个行动中，被搭救生还的美国飞行员共有64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军民的救助和护送下，穿越敌战区封锁线，辗转抵达陪都重庆。途中，他们受到无数中国民众的热情欢迎和无私帮助。杜立特生前回忆说：离开浙西行署前，他曾受邀为天目山各界人士约2000多人作了一场报告，讲述了轰炸东京的经过。报告结束后，听众把他抬起来，抛向空中，他激动地说：“中国人太可爱了！”
飞行员被安全撤离后不久，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对实施救助的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5万中国军民在这场战役中伤亡。为了缅怀父辈，感恩在危难时刻勇敢伸出援手的中国军民，获救飞行员的后人成立了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近年来，协会成员多次来华“寻亲”，每一次来衢州，苏珊都会去廖家。在纪录片里，她深情地说：“我知道中国人民为了救助这些杜立特飞行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我会铭记在心一辈子的事，一辈子都感激中国人民。”
降落在中国安全区的美国飞行员是幸运的，然而降落在日占区的8名飞行员却经历了可怕的灾难。位于上海四川北路的大桥大楼，曾经是日本在上海的宪兵队总部，当年被日军俘虏的8名杜立特飞行员，曾被关押在一楼的牢房里。遭遇严刑拷打之后，3名飞行员被日军执行了枪决，5名飞行员被判无期徒刑。二战胜利后，美国分别在马尼拉、横滨、上海、关岛、夸贾林岛设立了五个军事法庭，对日本BC级战犯展开审判，美军审判的突出特点是高度重视日军残害虐待俘虏及侨民的罪行。虐杀杜立特飞行员的案件，由设立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美军法庭进行了审理，泽田茂等多名日军施害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魂断异乡的“八百壮士”
南太平洋西部有一个美丽的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下简称为“巴新”）。二战期间，日本占领军将它作为攻打澳大利亚的战略堡垒，在此修建了大量军事工事，“地狱航船”将一批又一批的战俘运送到那里做苦力。鲜为人知的是，有数千名被俘的中国军人和劳工在那里度过了近三年屈辱艰辛的岁月，其中57人来自因坚守四行仓库而闻名的“八百壮士”群体。纪录片第四集《魂断异乡》，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若不是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导演俞洁大概一辈子不会去巴新。俞洁形容这个岛国既美丽又原始，岛上那一望无际的海滩和茂密的热带雨林，自然风光堪比马尔代夫、芭堤雅；要说原始，巴新不仅毫无秩序可言，而且“凶名在外”。当地人常常随身佩戴着一把长砍刀，就在摄制组上岛几天前，一家来自中国的贸易代表团在海滩上遭遇抢劫，一位团员被砍伤了手臂。俞洁称这次旅行是她职业生涯中，迄今为止“最特别的一次采访”。在一处具有百年历史的华人墓地进行拍摄时，他们果真遭遇了“险情”，幸亏司机发现“异象”及时撤离，才避免了一场光天化日下的“打劫”。摄制组在巴新的十天可谓状况频发，几乎每时每刻都“心提在嗓子眼”。尽管危险且艰苦，却并没有阻挡摄制组寻找二战中国军民踪迹的脚步。
时间倒回到70多年前，1942年12月的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1500名被关押在南京江苏省第一监狱的中国军人在上海吴淞码头登船，开始了他们的“地狱航船”之旅。“八百壮士”田有收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段经历：所有的中国人都被关在底舱。经过赤道线时，天气炎热难当，口渴难忍。因经受不了轮船上的折磨，病死不少，天天看见有死尸被扔进大海。
田有收和他的战友们在海上漂泊了40多天才抵达巴新的拉包尔。拉包尔是巴新不列颠省的首府，1942年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击败长期管理巴新的澳大利亚军队，占领了拉包尔，将这里作为日军进攻澳大利亚的桥头堡。当时日本陆军第八方面军司令部和海军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部均驻扎于此。据史料记载，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是从这里起飞巡视前线，途中被预先获知情报的美军击落，命丧大海。
和中国战俘差不多时候抵达巴新的，还有另外1500多名从广州运来的劳工。纪录片嘉宾、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粟明鲜，在《南太平洋祭》一书中详细叙述了二战期间中国人在巴新的经历。在他的带领下，摄制组走进当地最负盛名的二战遗迹——隧道工事群。这个号称世界上最为壮观的隧道系统，总长度超过500公里，在火山和地震频发的拉包尔，历经七十多年依然坚固，隧道有上下5层，共有15个洞口，蜿蜒曲折的坑道，连接起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空间。透过镜头，我们看到了一个山洞，洞身长约200米，原来它是一个废弃的日军船坞，几艘残存的舰船行将风化，满是锈迹的甲板和船舷，诉说着那个年代的腥风血雨。隧道里有防空洞、弹药库、储物仓库，甚至还有一所战时医院。
这个规模宏大的隧道工程由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近万名战俘和劳工费时三年建造而成，田有收和其他11名“八百壮士”就是在这里服的苦役。他们当时一起被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全队160名战俘，最终幸存下来的只有38人。摄制组后来专程去了湖北赤壁田有收的家乡，见到了他的儿子田银水。田银水拿出一枚父亲生前珍藏的“谢晋元纪念章”，纪念章是铜质的，上面钻了一个孔，田银水告诉摄制组，即便在拉包尔做苦工时，父亲也时时把纪念章系在身上，“八百壮士”的荣耀和对团长谢晋元的追念，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拉包尔气候炎热潮湿，疟疾等热带病横行，战俘和劳工们一旦染病，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悲惨的命运。驻扎拉包尔的日军第八方面军广田明少将曾下令，凡战俘生病三日以上而无法继续工作者，将一律被处死。向导阿布提将摄制组带到一个中国战俘营地的旧址，营地里有一口废弃的老井，井壁上长满了苔藓，阿布提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处决战俘的斩首池：通常他们把战俘带来这儿，把他们的头放在这里，把脖子砍断。头掉下去，身体留下来。然后他们就把尸体扔在海滩上。
在巴新遭受非人待遇的中国人不只是战俘和劳工，还包括当地的华人华侨。日军的到来摧毁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当地华人全部被送入了集中营。曾经两次出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的陈仲民爵士，也是中国侨民的后代。他在巴新接受了上视摄制组的采访。陈仲民的父亲来自广东台山，因为有华人血统，他们一家在二战中被日军关进那玛特耐集中营。在一次空袭中，他刚出生的弟弟受惊吓死去；他叔叔还遭受过水刑。直至1945年9月10日澳军在拉包尔登陆，被俘战俘和当地民众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解放。
笔者此前曾看到过不少二战盟军战俘在营地或工地上的资料照片，他们大多裸露上身，用“骨瘦如柴”都不足以形容其惨状，几乎所有人都面颊深陷、胸前肋骨根根毕露，活像一副裹着人皮的骨架。面对这样的“人形”，你忍不住发出诘问：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是怎样恶劣的环境，怎样的虐待和暴行，才会把这些原本英俊健壮、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折磨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模样？历经三年苦役，当年从上海出发的1500多名中国战俘，剩下一半不到，57名“八百壮士”只存活了36名。
从日军投降到1951年的六年间，澳军在巴新建立了军事法庭，先后进行了近300场对日军BC级战犯的审判。重获自由的中国官兵积极参与了战争审判，指证了许多作恶的日本军人。巴新解放后，侥幸活下来的中国军人和劳工陆续回到了祖国。
那天回到上海的幸存“八百壮士”有34人，另有两人因病留在当地治疗。而逝去的21人的骸骨，则孤独地留在了当地的岛屿上。当幸存的“四行壮士”辗转抵达上海码头时，迎接他们的乐队奏起了《歌八百壮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