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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中共在抗战中‘游而不击’”说

大江南北 2021-11-26 09:21:58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投入到抗日御侮的民族战争中。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作战地域上分为两大战场,即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两大战场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然而长期以来却不断有人贬低敌后战场的贡献,甚至诋毁中共“游而不击”。本文拟作一番辨析与澄清。

  一、所谓“洛川会议内部指示”是杜撰的

  仔细梳理“游而不击”说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认为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制定了所谓“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说明其并非真心抗日,而是游而不击。但揆诸史实,这个依据完全子虚乌有,是杜撰的。所谓“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说法,最早来自一个中共叛徒。1940年,第18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骑兵连党支部书记李法卿向国民党投诚,据其供认,18集团军出发前,毛泽东、朱德等曾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大意谓:“中日战争为本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此说一出,立即被国民党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编入《摩擦问题真相》一书中。后来,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也予以引用。对于这条材料,首先必须澄清的是,李法卿原话叙述的是毛泽东、朱德等对全军的训示,而不是所谓洛川会议内部指示。其次,此说缺乏其他佐证,正所谓“孤证不立”。大陆学者杨奎松曾根据其研究经历明确表示:所谓中共决定“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说法,“笔者遍查此时期之中共文件乃至未公开之历次会议记录,不仅未见类似说法,且颇多与此不合者”。最近,他又强调:“八十年代初,不少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看过洛川会议记录,不少文章中都介绍了会议讨论及发言的情况。我当年也读过这个记录,并做过笔记。网上所传‘记录’所以一望而知是杜撰的。”

  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莱曼·范斯莱克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写道:“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近年来,一些台湾学者也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如曾任职于调查局的曾永贤便说:“在研究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有关抗战时期中共从事扩张的资料。在这些资料当中,我们最感觉缺乏的是,我们虽指出共匪在抗战期间实行其‘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之策略方针,可是却没有很丰富的资料,来加以证明。”而台湾的中共党史专家陈永发更是质疑:“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划分”,但实际上,“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在他看来,“中共的扩展实力过程中,不得不抗日,更不得不应付国民政府。所以尽管国民政府指责中共不抗日,但中共在敌后地区,甚至在敌后地区之外,逐渐取得民族主义代理人的地位”。因此,“除非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有能说服人的充分证据,否则只质问共产党是否‘二分应付’国民党,很难引起共鸣”。由此看来,这个所谓“七二一”指示显然纯属虚构。究其根源,这条杜撰出来的材料之所以会被反复炒作,实际上就是为了贬低中共的抗日态度,指责其只用“一分抗日”,“没有抗战之决心,只图保全自己的实力”。但这个目的恐怕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因为有太多的材料证明,中共的抗战态度始终是积极和坚决的。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一些中共地方组织也强调:“必须积极的对敌斗争”,游击队“应积极主动的向外活动(反对缩在山沟中,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这表明中共积极抗日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纠偏努力。

  对中共的这种决心,甚至连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都在日记里承认:“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其余类多口是心非。”日本人亦曾指出:“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他们还对比了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认为:“考查大东亚战争和抗日阵线的关系时,所不能忘却或略过,是中共政权在中国民众抗日意识的源泉点上,中共政权在重庆的上位”,“如果有人以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二、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眼中的中共抗战

  如今还有一些人攻击中共在抗战中“游而不击”的理由是,除了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八路军没有其他显赫战绩。对于这种观点,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只是八路军的经典之战,并不是全部。据统计,中共武装八年间累积大小战役战斗12万余次,年平均15000余次,月平均1200余次,日平均40余次。这个计算结果,与日本战史记载华北日平均作战42次也是基本相符的。关于敌后战场的英勇抗战和辉煌战绩,另外还有不少材料能真实地反映这一点。如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和晋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访问归来后,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立即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地擦拭着自己的眼睛。”1945年回国后,他又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并在书中列出专章“中共作战努力目击记”,从不同方面引证了大量材料,证明中共部队“在不断地战斗”。他还澄清:“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

  在这次采访活动中,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曾经近距离观看了晋绥军区第八分区的一场战斗,深受鼓舞。他在庆功会上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回国后,福尔曼又写出了一本《北行漫记》,把他在边区的见闻和八路军的抗战事迹写成生动的故事,并从他拍的1000张照片中选出最好的65张作插图。他在书中首先声明:“我们新闻记者多半是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但在亲眼目睹大量事实后,他这样写道:“从我两月中和八路军在敌后一起活动中所见到的事实——真的从事参加于这种坚强据点与碉堡的占领与毁坏——我才相信共产党的说话并无夸张之处。攻势只在武器缺乏与形势不利下受到限制。业已有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中的八千万人当中的五千万人,从日本人的高压下面解放出来。不但此也,华北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和青岛,目前虽在敌人控制下,却直接与时常受到八路军的威胁,他们只是缺少武器去把它们克复。”美国记者哈里森是国民党中宣部顾问,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政治上忠实可靠,但延安之行改变了他的态度。

  继中外记者团之后,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特派员艾金山也进入边区访问。他后来也指出:“随共军进入战地的外国记者都认为中共军队的确竭力抗击日寇。有许多在沦陷区跳伞降落的美国航空队多由中共游击队营救出险,对中共尤为感激与赞扬。”与此同时,美国还曾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和晋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考察。通过实地考察,“他们看到八路军在前线英勇作战、战绩辉煌,绝非国民党所诬蔑的‘游而不击’”。于是,他们向国内报告:“七年来,共产党人牵制了很大一部分日本在中国的军队;七年来,共产党人在华北抵御日本人的坚决而组织严密的大规模进攻,成功地保卫了大片地区。”1945年3月24日,观察组成员卢登还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美国新闻界介绍了中共武装部队抗日的情况。他说:“中共军队虽然在装备上还不能同日本大规模作战,但他们困扰着日军,对日军积极进行游击战争。”今天看来,这些对中共抗战的记录和报道显然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三、日军视中共为“华北致命伤”

  对中共敌后战场的作用,还有更具说服力的材料,那便是来自日方的资料。据战后日本有关机构所编战史记载:“蒋系军在华北最后的地盘由于中原会战失掉以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部队以及它所领导的民兵游击队,已经代替国民党军而成长为抗战的主力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几乎退出了抗日阵线而主要从事反共,同时还相继出现了投降者。因此,日军的作战完全以消灭解放区和‘扫荡’共产党军为目标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早在1938年,华北方面军便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1939年12月,华北方面军情报负责人会议也指出:“根据最近情报,共产势力渗透华北全部地区,就连北京周围通县、黄村(大兴)等地,也都有组织地渗透于民众中间。”他们由此认定:“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在这次会上,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亦承认:“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基于这种认识,他主持制定的1940年“肃正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更是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他们表示:“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并一再惊呼:“随着国民党系匪团的南逃,管内及周围残存之敌,形成一色的共产势力。其赤化及抗日工作,更加隐蔽,活动也更加积极顽强”,“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有鉴于此,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

  1941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再次强调:“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他们还对比了国共两党军队:“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置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1942年,他们又说:“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到了1944年初,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更是在1943年度的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一方面,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根据地延安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两个师),专门监视延安。”毫无疑问,以上这些来自把中共视为主要对手乃至“华北致命伤”的敌人的判断,无不彰显了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充分说明中共军队绝非“游而不击”。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史部第一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摘编自《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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