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田夫（1921-),浙江三门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为中共浙江三门县地下党员。
地下工作就是与敌人斗智斗勇，有时来不及请示上级，就需要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否则，任何犹豫和迟疑都可能造成重大损失。
1942年，我在三门县一个小镇上做党的地下工作。一次台州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不慎被特务察觉。结果，六个县委书记及一个交通员都被敌人抓获。
特务在审问县委书记小杨时间：“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小杨说：“为了抗日，为了穷人解放。这难道有罪？”问得敌人无言以对。又追问小杨有多少同党。小杨说：“全国四万万同胞都是我的同党！”国民党特务便对小杨严刑拷打，用蜡烛火烧他腋下，烧起长长的两串水泡。但小杨同志仍是坚贞不屈，怒斥国民党破坏抗日、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不久，小杨在狱中被敌人折磨致死。
国民党特务对其他几个县委书记的残酷拷问也都一无所获，却发现那个交通员杨道彬，在狱中表现有些胆怯。他们即令其乡长对杨道彬劝降，说你家中有老有小，要是你死了父母妻儿如何是好？经不起考验的杨道彬最后自首叛变，交出了他所知道的党员名单，换取了自已的出狱。
我一听说只有杨道彬一个人被释放，心里就感到不妙，估计他已经叛变。接下来特务们一定会大肆搜捕。怎么办？这时已来不及找任何人商量了。我不顾一切地冲到他家中，用枪对准他，要他老老实实把招供的实情告诉我。他吓得跪在地上，结结巴巴地把他供出的几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告诉了我。其中，有前县委书记、一些党员骨干以及一个叫包锦秀的前党员。我立即通知这些同志迅速转移。
可是这个包锦秀却让我很为难。包出身地主，曾参加共产党，并一度担任过区委委员，党内情况了解很多。但后因表现不好被开除出党，因此对党组织心怀不满。如果落入敌手，会比杨道彬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但要他转移，他却不一定愿意。于是我马上约了一位平时与他关系较近的党员共同找他谈话，警告他已被人卖，可能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最好是到外地暂避一时。可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得意洋洋地拿出一个写满全区所有地下党员名字的小本子给我看，说要把这个交给国民党特务。
当时我俩真是惊呆了！心想，一定要设法保护我们的同志，不能让他把这个名单交出去。但是我们又不能逼得太急。我俩商量后问他：“你不要以为这个小本子就救得了你。若特务问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你是共产党的什么人？还有没有其他的秘密？你怎么回答呢？”这一问，包锦秀犹豫起来了。我俩趁机进一步劝说他：“杨道彬与你没有发生过组织关系，你只要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对你也没有办法。”最后包锦秀被我们说服了，当着我俩的面烧掉了小本子。
不久，特务们果然派人来，转了一个圈子，却没有抓到一个人。
包锦秀被乡长传去，可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结果办了一个自白手续就被释放了。他回来告诉我说：“谢谢你，还是不承认好，免去我许多麻烦。”过后我们还是派人严密盯住他，防止他再做出什么坏事来。
国民党特务没有抓到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一面派自卫队拿着枪，不时来到镇上和村里巡查，强行入室搜寻；一面利用他们的乡保长对一些“可疑”人员进行威胁和策反。也确有一些不坚定的人，向国民党自首了。幸亏我们及时转移了一些身份已经暴露的党员，避免了大的损失。
（陈晓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