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简（1926-),上海崇明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离休。曾主编《新四军通信工作回忆选编》、《鸿程集》、《丹心永辉》等书，在军内外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百余篇。
我儿时穿的衣衫全是母亲在昏暗微弱的油灯光下一针一线缝制的。父亲有个习惯，也是规矩，在家不出门，可以穿得破旧一些，一旦走出门去，衣服一定要干净整齐，即使有补丁，也要方方正正。在日常，着装代表的是家俗门风，如果参加一项隐蔽活动，穿着则成为了智慧的考验。我父亲会我如何穿衣着装，而这种着装打扮还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
我们干地下工作更必须衣如其人，穿着就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掩护或者说是伪装。我每一次出去送信，父亲总要反复思忖，教我如何着装。一次，父亲让我到崇明西沙新安镇，给新安小学陈老师送密信。我自作主张，穿上一套毛蓝布短衫裤，挎上一只竹篮子，一副上镇购物的样子，打算出门了。父亲一见忙制止说：“到学校去，要像个学生样子，穿学生装最好！竹篮也不要提，信就放在内衣口袋。到学校找老师，你就是那个学校里的学生！”
我换上学生装，到达新安小学。果然，门房见我是穿学生装的，只瞥了一眼，未加询问，就让我进了校园。正值课休，操场上的同学也穿着学生装，谁也没有注意到我。见到陈老师，递上密信，陈老师很亲切，我们伫立攀谈了好一会。初次送信，是父亲的建议让我顺利完成任务。
还有一次，父亲让我去庙镇小学给朱老师送密信。这次任务真正使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终生难忘。
庙镇建有崇明西沙敌人最大的据点，集镇内碉堡林立，岗哨密布，鬼子每日巡逻清查，抓人杀人。集市被残暴、恐怖所统治。这种时候去庙镇，照老百姓的说法：“去寻死？”
我那时个头不算太矮，却依然是个村野孩子。父亲有让我去锻炼、去闯，这次他不再让我穿学生装，而是选了一套二弟在地里劳作时穿着的蚂蚁纹土布旧短衫裤，对开襟上衣、大胯腰裤子，我穿在身上略显短小，却俨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帮人的穷童工。提着一只五斤装的大玻璃瓶，瓶内装满清水，用一块旧布，在薄荷油中浸泡过后卷紧，当作瓶塞，只要稍靠近玻璃瓶，顿时，一股股浓浓的薄荷味扑面而来，不知情者肯定以为这是一瓶价值不菲的薄荷油。崇明西沙不少农民种植薄荷草，收割后陆续提炼薄荷油，村里间、集镇上，收购、贩卖薄荷油者常见，提着薄荷油瓶过往，大家都习以为常、毫不注目。
当我走近哨卡，“喂！干什么的？”一个伪军恶狠狠地说。我心中一惊，忙说：“替老板送货！”顺手将右手提的薄荷油瓶往一撇，没有任何破绽，没有搜身就通过了。搜身我不怕，可这薄荷油瓶往前一撇，何止是千钧重担，薄荷油瓶就是我的命根子，万一敌人把薄荷油瓶抢走，那可坏大事了。我感悟到正是父亲为我选择的这套村野穷孩子打扮的行头以及为老板送货的行当，骗过了敌人的眼睛，敌人万万想不到薄荷油瓶的瓶塞里，正安然紧卷着一封密信。如今第一道关卡已经闯过，必定能闯过后面的道道关卡。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的父亲是天底下最聪明的父亲、最能干的父亲，他想出的办法竟然让我在如此严密的盘查中安全过卡。
闯进北门，进入北街，北街不是庙镇的闹区，大部分是居民住家，零星的几家杂货店，有的开门，有的半掩着门，也有的排门紧闭。一派肃杀萧条的景象。我径直往里走，心中还在庆幸刚才过哨卡未遇到麻烦，突然“咯！咯！咯！”一阵钉鞋拍击石板地面的响声，从前面清晰地传来，心想不好，东洋兵又要巡街了。果不然，抬头望过去，一队七八个日本兵，荷枪挺肚、凶神恶煞地正从丁字街折向北街迎面而来，躲避已来不及了，慌张往后逃离会引起怀疑，招致开枪射杀，这种惨痛的教训，在崇明已经很多了。我只有横下心来闯了。
眼前北街左侧，正巧有一爿小店半开着门，我趋前走上柜台，把薄荷油瓶放到柜上，与店主攀谈起来，装作交易。我一面侧着身子与店主攀谈，一面用眼睛斜视着侧后方鬼子兵耀武扬威地向北门走去。也许我站在店门口，穿着父亲为我选定的保护着装，好像一只小松鼠匍匐在松树枝上，一时没有映入猎人的眼帘，侥幸又闯过一关。我感谢那位店主，他是个好人，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他肯定理解我的意思，存心掩护着我，这是多么珍贵的民族感情呀！至今我还在感谢着他。
中午时分，我终于在庙镇小学校门口把薄荷油瓶交给了朱老师，完成了这一次不寻常的送信任务。从中，我也感悟到恰当的衣着是多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