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话剧、电影史上，乔奇、孙景璐夫妇是很值得后人追忆、怀念和学习的前辈。作为艺术家，他们在表演艺术的攀登上，达到了令人瞩目的高度；而作为共产党员，他们为人民的话剧、电影事业的发展竭尽了心力，如同一本厚重的书，读来有耐人寻味之感。
乔奇八九岁时，就参加过明星影业公司《火烧红莲寺》等早期电影的拍摄，17岁开始演话剧。“孤岛”时期，乔奇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戏剧社，坚持参加抗日演剧活动。他第一次演出的剧目，就是地下党人吴铭导演、陈荒煤编剧的话剧《黎明》。
1939年10月开始，乔奇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剧艺社，在延安中路、成都路口的璇宫剧场演出话剧《明末遗恨》。这部以山河破碎为主题的话剧，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民族意识。话剧连演30多天，场场客满。每当演到激动人心处，台下观众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当时舆论一片好评。在话剧《明末遗恨》的影响下，身处“孤岛”的作家创作了《花木兰》等大量爱国题材的戏剧，进一步唤起了爱国同胞团结一心、反抗侵略、争取胜利的信心。
观众的热烈反响，进步舆论的肯定，使年轻的乔奇感到话剧在抗日救亡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深受鼓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演出，使乔奇的演技日臻完善。1942年12月，由顾仲彝、黄佐临、费穆将连载在《申报》的小说《秋海棠》改编成同名话剧，主演由石挥、乔奇担任A、B角。乔奇成了话剧界很有声望的演员。
和乔奇一样，在城市里长大的孙景璐，从小跟随父母“东奔西颠”，饱尝了生活的动荡和艰难。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年仅14岁的孙景璐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唐槐秋先生驻足街头亲眼见到孙景璐真切动人的演讲，当即邀请她加入中国旅行剧团（中旅）。中旅是唐槐秋先生在上海创办的民间职业剧团，自成立后，先后走出了白杨、蓝马、陶金、项堃、孙道临、舒绣文等一大批著名表演艺术家，周恩来也多次观摩过中旅的演出。孙景璐很快成为中旅的台柱子，被同行称之为全能型的演员。她因在话剧《日出》中同时扮演陈白露和翠喜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而声名鹊起，显现了她卓越的表演才华，也引起了许多导演的关注。1939年，受著名导演蔡楚生邀请，她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孤岛天堂》。此后，她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片约不断，曾创下了一年连拍六部电影的记录。
上世纪40年代，为躲避战乱，许多上海影剧界人员纷纷南下香港，一时间香港的影剧界空前活跃。乔奇、孙景璐也先后抵达香港，他们俩曾在一起拍摄了《红泪影》《国魂》等电影。他们那时虽然还年轻，却如故友重逢，并且名满香港。新中国成立之际，乔奇、孙景璐毅然放弃香港的优渥生活，先后回到祖国内地。
1951年，在著名导演桑弧导演的电影《有一家人家》里，乔奇、孙景璐再度联袂。这次合作后，两人结秦晋之好。这以后，酷爱话剧艺术的乔奇加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热爱电影表演的孙景璐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婚后的夫妇俩，在事业上也如日之升，乔奇是上海话剧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孙景璐则是上海电影界著名影星。五六十年代，孙景璐在《长虹号起义》等电影中饰演主角，并参加了我国第一部立体电影《魔术师奇遇》的拍摄。十年动乱期间，乔奇、孙景璐遭到不公正对待，一些丧心病狂的造反派对他们拳打脚踢。在那难捱的长夜昏晓，夫妇俩没有沮丧消沉，而是互相关心、互相鼓励，他们坚信生活中遭遇到的不如意，就像话剧、电影中的一段悲苦情节，很快会过去。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宛如春回大地，两位艺术家虽已年过半百，却对遭受的委屈不追既往、云淡风轻。当时，请他们演出的单位络绎不绝，他们不顾舟车劳顿，随邀随到，有时一天连演几场。那时没有“劳务费”，邀请单位只是送上一包点心。他们难以推却，就将点心转送给自己的邻居和开电梯、搞保洁的阿姨，与大家分享。
与此同时，两位艺术家的戏约接踵而来。孙景璐拖着受伤的身体，坚持参加电影的拍摄，5年内在《笔中情》 《海之恋》《喜盈门》等8部电影里饰演重要角色。可每完成一部电影作品，她就大汗淋漓，浑身无力，需卧床休息。后来，虽不再拍电影，仍在《子夜》等影片里担任艺术指导。尽管身体很虚弱，但她还是闲不住，热衷于公益活动，多次参与上影演出小分队，和秦怡、陈述、程之、王丹凤等同事赴基层演出。她准备了歌颂英烈杨开慧的诗歌《忠魂曲》等朗诵作品，奉献给观众。她还为朗诵爱好者辅导朗诵技巧。上世纪70年代末，我常去大木桥路上影剧团看前辈们排演话剧，认识了孙景璐老师。后来我还和单位同事参加了海关大楼举办的“朗诵培训班”，孙景璐是主讲老师，她讲课特别认真，将朗诵技巧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课间休息还与学员进行愉快的交谈。将普通观众视为朋友，是许多前辈艺术家特有的人格品质。
上世纪80年代，乔奇老师当选市政协委员、常委，但他还是满腔热情地投身社会活动，和张瑞芳、陈醇一同担任上海儿童出版社《故事大王》的顾问，关心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当我们上海市演讲学研究会邀请他和张瑞芳、孙道临、陈醇等老师担任顾问时，他也慨然应允。记得我和会长刘德强教授、秘书长查声根老师去枕流公寓拜访乔奇老师时，还见到了在家休息的孙景璐老师。她一看是我，高兴地说“没想到是你，快请坐！”那种关心，让我顷刻间心里感到暖洋洋的。
夫妇俩从不以名人自居，总是将自己的成就与别人的帮助联系在一起。晚年乔奇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自己最初演话剧，得到了费穆、许幸之、舒适等人的帮助。他坦言：“我和费穆先生在一起，觉得心情比较安宁，演戏比较投入，费先生淡泊名利的作风是我一直学习的榜样。”乔奇还将自己艺术上取得的成功，归功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乔奇说：“话剧运动最兴旺、势头最猛、观众最为集中的，还是在上海。”“地下党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功不可没，在国统区对戏剧运动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共产党人。”
孙景璐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在唐槐秋先生指引下开始艺术生涯的。”对于别人的帮助，她总是抱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想法。当年成为一线明星离开中旅后，一次中旅在南京演出，因缺乏明星效应，经营惨淡。孙景璐在上海闻讯，抱病前往南京助演，使中旅票房立马得以回升，走出困境。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1954年，上影厂拍摄第一部少数民族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由著名演员于洋饰演男主角，孙景璐饰演女主角，著名演员刘琼饰演女主角的父亲。建国初期，拍电影条件非常艰苦，且强调要深入生活。摄制组在云南省军区文工团和部队的协助下，跟着马帮从云南开远一直徒步走到边陲金平，每天七八十里路，很多人脚上都打起了血泡。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于洋回忆起当年情景，仍然感慨不已。于洋说：“参加拍摄的演员中，就我一个北方人，我是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解放战争时从老区过来。还有一些演员是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的老一辈大牌明星，以刘琼、孙景璐为代表，他们从资本主义香港回到祖国内地，非常爱国。”据于洋回忆，那段时间摄制组在当地一个小学校集体打地铺，男生一大间，女生一大间，和当地乡亲们一起打着赤脚爬山，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样的生活，对我们这些从解放区过来的人能做到，没想到他们也做到了，很不容易，对我很有教育。”
时间来到了1984年，当乔奇、孙景璐的女儿徐东丁随上影厂《滴水观音》剧组来到母亲当年深入生活的外景地时，当地的乡亲们听说《山间铃响马帮来》女主角的女儿也来这里，特地结伴来看她，母亲和边疆人民的情谊，惠及后代，这让徐东丁和剧组成员都很感动。
1989年孙景璐因病逝世，在上海龙华吊唁大厅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们。许多重要领导人送来了花圈，她生前的好友张瑞芳、王丹凤、吴强、杜宣、白杨、舒适、桑弧、顾也鲁、黄绍芬、中叔皇、凤凰、丁锡满、周柏春、戚雅仙、陈醇等文化界名人，怀着沉痛的心情来送她最后一程，不少人是从南京、香港等地专程赶来，向这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表示敬意。时任市政协副主席的张瑞芳致悼词，表达了对这位杰出艺术家过早离世的惋惜。2007年乔奇因白内障手术住院，未料突发心脏病遽然去世。吴贻弓、秦怡、白穆等许多朋友前往寓所吊唁，向令人尊敬的艺术家表达不舍和告别。有人说，生命是永恒的，只是换了一个空间而已。孙景璐和乔奇虽然离开我们多年，然而他们的笑声宛在耳边，他们的容貌还在眼前。
乔奇、孙景璐夫妇俩安息在人文气息浓厚的上海福寿园内，安卧在绿树成荫、鲜花簇拥的怀抱中，墓碑上镌刻着“影剧贤伉俪、微笑留人间”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