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巷位于上海西区原肇嘉浜南（今辛耕路与天钥桥路交界处），赵氏家族世代生活在这个曾经不起眼的小村落，但从上世纪20年代起，这里却是一方革命的热土，先后走出了十多位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上世纪40年代，这里曾是地下党文委艾寒松的地下秘密联络点，也是进步刊物的地下编辑部。在上级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在“副区长”和“保长”两位宗亲的“保护伞”下，艾寒松以木行商人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上世纪90年代，赵氏老宅连同整个赵巷一起动迁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当年的赵巷虽已不复存在，但革命前辈赤胆忠心，为党的事业所作的贡献，他们的革命精神，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加入《生活》周刊社
艾寒松（1905-1975）原名艾涤尘，又名艾逸尘、艾逖生，江西高安人，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系。当年10月18日，艾寒松化名何敬之给《生活》周刊写了一封洋洋洒洒六七千字的信。邹韬奋拂土见玉，慧眼识人，发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非常希望他加入《生活》周刊社工作。根据信末注明的通讯地址江湾复旦大学，《生活》周刊社写了两封挂号信约他晤谈，但均无回音；后来邹韬奋就把信刊登在1931年1月24日《生活》周刊第六卷第五期上面。不久，艾寒松加入《生活》编辑部，每期替《生活》周刊写一篇关于青年修养的文章，很快就成了邹韬奋的得力助手。“寒松”是他在《生活》周刊上发表第一篇文章的笔名，为邹韬奋所取，艾寒松很喜欢，渐渐地笔名就成了真名。
1931年九一八前后，《生活》周刊在思想上开始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经常尖锐地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压制抗日言论的行径，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艾寒松热诚地协助邹韬奋，《生活》周刊越办越好，深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直线上升，到1932年底已超过15.5万份，达全国期刊发行量之冠。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出版到第八卷第50期后，国民党当局以该刊“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等罪名，通令全国予以查禁。
“新生事件”前后
《生活》周刊被查封后，邹韬奋好友杜重远着手创办《新生》周刊。他利用自己实业家的身份以及与当时淞沪警备副司令蔡劲军等的社会关系，以总编辑和发行人的名义，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登记备案创办《新生》周刊。1934年2月10日《新生》周刊创刊出版，艾寒松协助杜重远主持编辑和发行工作，《新生》在办刊宗旨、版式、文字内容和政治主张等方面力求保持和继承《生活》周刊的风格和特点。第一期由生活书店赠送给《生活》的老订户，一些读者误以为《新生》是《生活》的复刊，杜重远不过是邹韬奋的化名
《新生》的工作人员是《生活》的原班底，实际编辑工作由艾寒松负责。
1935年5月，艾寒松用“易水”笔名在《新生》第二卷第15期发表《闲话皇帝》一文，引起一场风波，这就是著名的“新生事件”。《闲话皇帝》是一篇随笔，泛论古今中外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蓄意扩大对华侵略，日本驻沪领事即以这篇文章“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慑于日方压力，另一方面想趁机镇压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就以此为借口将《新生》周刊查封，主编杜重远被判一年两个月徒刑。
“新生事件”发生后，当局要抓《闲话皇帝》的作者“易水”，艾寒松处境很危险，他那时虽然还未入党，但得到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于1935年9月离沪出国，先是到了巴黎，后来又到莫斯科，参加我党在海外出版的中文《救国时报》的编辑工作。生活书店的王永德为他提供了刊物订户的地址，这样，《救国时报》可以直接从国外寄给国内读者，扩大了我党抗日救亡路线的影响。在莫斯科期间，艾寒松参加了高尔基的葬礼。1936年6月高尔基去世后，为了隆重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政府于6月18日成立了“安葬委员会”，并将高尔基灵柩停厝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的大厅内；“安葬委员会”对外发表公告:“从6月19日早9时至晚9时，莫斯科各界民众可在此瞻仰高尔基同志的遗容。”据当时莫斯科通讯社的文章记载，当天有50万人次的苏联民众(包括极少数外籍人士)到场致哀。艾寒松是当时参加高尔基葬礼的唯一一个中国人。
1938年2月，艾寒松回国到武汉，重返生活书店，任生活书店总务部主任。次月，艾寒松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8月，生活书店从武汉撤退到重庆，艾寒松改任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编审委员会主席是胡愈之，副主席是沈志远、金仲华，委员有邹韬奋、柳湜、史枚、刘思慕、沈兹九、戈宝权、戴白桃、张仲实、茅盾等，后来又增聘了胡绳。大部分委员都是兼职的，因此日常的具体工作，都由艾寒松负责。当时的重庆，印刷出版条件极端困难，生活书店一个月要发稿四五十万字，分别在上海、香港、桂林等地印制，任务十分艰巨，但艾寒松以他一贯勤奋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工作。
在徐家汇赵巷的地下工作
上海是生活书店组稿出版的重要阵地。1939年9月，艾寒松被派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艾寒松不避艰险，在上海组织书稿，参加编辑《集纳》杂志，积极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团结了不少文化界进步人士。
1941年，艾寒松在上海结婚，他的爱人赵金秀是由从徐家汇赵巷走出来的共产党员“阿妹头”徐鸿介绍的。1938年，从武汉撤往重庆时，艾寒松和徐鸿同乘一条船。在半个月的旅程中，他俩谈抗战、谈刊物，徐鸿也和他说到自己的身世，说到从小租住的上海徐家汇赵巷，说到赵巷7号自己的好姐妹赵金秀，要艾寒松到上海时去看看她。徐鸿还写信给赵金秀，介绍他俩认识。艾寒松到上海见到了赵金秀，两个人说起徐鸿的事情，越谈越投机，最后恋爱了，并于1941年结婚。
1942年春，艾寒松夫妇奉党的指示，离开上海去苏北根据地。艾寒松先后担任盐阜行政公署文教科科长，苏北盐阜区阜东县委宣传部长，《盐阜报》（后为《苏北报》）总编辑等职。赵金秀担任报社译电员。当时敌伪对苏北根据地封锁很严，日伪军的“扫荡”也很频繁，艾寒松同他的战友们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办报，随部队流动游击，克服重重困难，保证报刊按期出版。他是总编辑，责任重大，每天再累再辛苦也要把报纸的清样看完，签字付印后才睡觉。
1945年底，艾寒松又奉命到上海，因中途受阻，到上海已经是1946年初春。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经组织批准，他改名隐蔽在赵巷7号岳父家里建立了党的地下秘密联络点。这间“密室”做地下工作条件比较好，这里地处上海西南角偏僻地方，对外比较隐蔽，地形复杂，不熟悉的人很难进去，也有逃生的通道。由于他的岳父赵琴舟是赵巷老保长，他爱人的堂兄赵子云是副区长，所以国民党不太会怀疑到这地方。为了掩护地下工作，在赵巷5号赵子云家西边即现在天钥桥路辛耕路交界处开了一爿“汇丰”木行，门面朝天钥桥路。木行经理为赵子云。艾寒松化名何仁甫，对外说是木行的商人。这个木行解放初还在，老地图上还可以找到。
从1946年初春到1948年秋天，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艾寒松就在这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编辑进步杂志，担任《民主》周刊、《群众》周刊、《新文化》半月刊等的编辑工作和统战工作。经常来往的地下党员和革命志士有梅益（新中国成立后任广电总局局长）、陈其襄、丁之翔、郑振铎、唐守愚（上海地下党文化宣传工作负责人）、胡愈之、周建人（鲁迅的弟弟，他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艾寒松）、王蕴如（周建人夫人）。1948年10月，上海建立了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这里成了文委的一个活动据点。他们在这里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传达学习党的文件、指示。艾寒松白天到木行露露面，一到夜里，便在昏暗的油灯下挑灯夜战，挥笔疾书，一篇篇由他撰写和编审的充满激情、针砭时弊的文稿从7号“密室”送出，排版、印刷、发表。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经常用化名发表，因此也增加了后人收集他著述的难度。仅就现《生活书店图书目录》中反映：他编有《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等四本集子，著有《大众革命知识》。他是《新生》周刊的实际主编，《太白》半月刊编委；他与李平心创办《读书与出版》月刊，与史枚创办《读书月报》；他和蒋天佐是《民主》周刊的实际主持人。他的众多文章散见在各个进步刊物上。
1948年秋的一天，艾寒松突然遇见一个在解放区认识而后来叛变当了特务的人。当时虽然机警地躲开了，但身份已暴露，组织上指示他全家马上撤离，一起撤离的还有周建人全家。在地下联络站的帮助下，他们通过了层层封锁线，历尽艰险，先到了天津，再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
艾寒松在上海期间，为全身心做好党的工作，他和爱人毅然把两个女儿先后送给别人抚养，一个送给农民家庭，一个送给工人家庭。送给工人家的那个女儿于1967年春找到了，而那个送给农民家的女儿一直没有找到。
从事理论研究成绩突出
1949年，艾寒松随大军南下，到了江西南昌，先后担任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教育长，南昌大学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教育长等职。1951年秋，艾寒松奉命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临行前他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抗美”。半年后，他从朝鲜回国，先到北京，应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邀请，为出版总署干部作了热情洋溢的报告，介绍志愿军的英勇事迹以及慰问志愿军的经过。在离开北京回江西的途中，艾寒松一路上写文章，作报告，向党和人民汇报赴朝见闻、观感。1953年艾寒松调到湖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党校副教育长职。1957年再调回江西，任江西省委候补委员、党校校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
1952年，艾寒松编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该年6月出版。后来根据多方的意见，又不断地加以修订。他根据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等重要文章的精神，从1957年起，对此书又作了较多的修订，包括增写了“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和集体领导的个人迷信”这一重要章节。1959年和1962年的版本中，他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在关于反对个人迷信方面，以马列主义的观点作了正确的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理论，指出了个人迷信的危害性和它的根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肯定，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党团员和要求入党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各级党校和各单位的党课，纷纷把它作为教材。从1952年初版到1962年，《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共出版了七个版本，印刷了31次，发行了将近一千万册。但是，这本书后来被康生等人诬为修正主义毒草，艾寒松因此遭到迫害，1975年7月2日含冤去世。
1979年8月19日《光明日报》在重新发表艾寒松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遗文时，编者按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艾寒松同志在文中所阐明的观点，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文中所指出的个人迷信的危害，在当时还是一种理论分析，但后来已由林彪、‘四人帮’变成了严酷的现实，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就这一点说，艾寒松同志也是一个预言家。”
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艾寒松，用他战斗的一生，证明了自己不愧是一棵“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