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田旗峰山下的培风中学是安徽泾县最早的初级中学。培风中学前身是创办于1920年的培风学校，1928年开办初中班，并经省教育厅核准正式定名为“安徽省私立培风初级中学”。自1928年创办到1950年停办，培风中学共有22年的办学历史，为泾县及旌德、太平等邻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江岚则是众多毕业生中的翘楚人物。
江岚1915年生，原名江克灼，泾县泾川镇董村人。初期在家乡读私塾，1930年到培风中学附小插班读六年级，次年进入初中部，1934年夏毕业。1935年考入上海铁路部门工作，1936年加入爱国团体抗日救国会，1937年9月赴延安入陕北公学。1938年2月毕业后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到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宣传团，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调新四军四支队任手枪团政治教员和教导大队政治委员，后历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属政治处宣教股长，浙东抗日纵队宣教科长。解放战争中任三野一纵政治部宣传部长，20军59师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交政治部主任、上海市冶金局党委书记、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委党校副校长。
江岚对曾经培育了他的培风中学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1982年他回到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家乡，第二天就去黄田察看培风中学旧址和走访了培风中学的校友沈席珍（老中医、泾县政协文史委员）、程初财等人。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有很大一段篇幅记述了他在培风中学的经历：
1930年的夏末，我进了培风中学。高小一年，初中三年，培风四年是我受新思想熏陶的摇篮，它对我今后选择什么道路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培风中学地处安徽泾县、旌德、太平三县交界处。它不仅是泾县，也是三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它是一所私立学校，创立于1920年12月6日。先是初小，逐步发展起来，1926年增设女子职业专科，1928年春创立初中。学生由本村（黄田）20余名，发展到1930年200余名，皖南好多县均有远道来此求学的。校长朱侠骨，早年寓居上海，1920年返归故里，一手创办这所学校。他虽出身于旧学，但积极倡导新学。朱氏是泾县的望族，当时在上海、南京、芜湖、武汉经商和治学的人不少。他们世代或长期住在外地，辛亥革命以后，接触了新思想。所以当朱侠骨发起组织培风校董会筹募学校基金，他们纷纷予以支持，培养故里人才。培风的宗旨是：“根据三民主义，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达，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养成适应社会生活之技能”。这在当时是很进步的思想。校长不仅思想新，而且是位有能力（自己执教），有魄力的长者。他对学生既严又亲。他从南京、上海、安庆、芜湖请来一批教师，这些教师年纪轻，绝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当时国民党执政还没有几年，由于外结帝国主义，内勾土豪劣绅，已经腐象丛生。这些教师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对现状开始不满。当时的教师有葛铭慎（成之）、胡息求、胡白涛、翟大音（节之）、李文浒、李佐辰、王庚生、陈景农、庄德祖等等，有些名字记不起了，还有几位女教师。教师中我印象较深的是董石泉和石德濂。董先生是教党义的（三民主义），他在县党部当过负责人，但思想比较进步。对国民党不满。石先生数理水平是很高的，为人持重，后来听说在南京被捕，一说他是共产党。学校学风很自由，教师很民主，平等待人，作风和善。
学校依山而建。山很高，山连山，一条溪坑从山里流下来，经过校门口，直奔榔桥河。校门口有一大石桥横跨溪上，桥有栏杆，桥畔有大树一株。校门口左边是运动场，体操、篮球、跳高、单、双杠都在这唯一的沙坪上。进入正门，就是大礼堂，大会都在这里举行。平时也是食堂，寄宿生八人一桌。朱师母（校长夫人）亲自掌管伙食，卫生、营养都很考究。更上一层是校长会客室和教师住房、音乐、体育器械室、学生自治会。再往里有一座花园，有亭榭，水池。从花园楼梯上，过天桥，是男生宿舍。楼下大厅是女子职业专科的纺车、布机。后来在校门左面建筑了新宿舍，全部学生宿舍就移到这里。由校长会客室往上行，全部是教室。中学的教室是一座木结构的三层楼。号令全校起床、上下课、熄灯的钟就悬挂在三楼上角，每天由学生值日。钟声清彻，整个黄田村都能听到它的声音。溪水日夜奔流，平时叮叮咚咚，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使人遐思。雨天山水猛冲下来，哗哗哗声响覆盖了村庄。早晨我们沿溪散步，或呼吸清新空气，或朗读英语、诗词；夜晚，月光之下，坐在溪旁，进入沉思。
天时、地利、人和，我在这里生活了整整四个春秋。我第一次接触了新文学，新文学把我领进了一个新境界。学校办了个《星火》半月刊，我成为积极分子。每年选优秀文稿，铅印一册。我开始习作，写诗和小说（其实还称不上“小说”），被入选过，记得国文老师还表扬过我一篇东西。朱校长每学期要去上海一次，每次他要订购一批书刊。我虽然无力购买，但可以借阅，最喜爱的作品，也省钱买一点。我读到了《语丝》《创造》等刊物，读了北新、开明、商务、泰东等书局出版的许多书。我最喜爱郭沫若、郁达夫、茅盾，也读到鲁迅的著作。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施笃姆的《茵梦湖》是最喜欢的外国著作。以后喜欢高尔基。田汉的戏剧，徐志摩的诗，我也非常爱读。又读到莫泊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也喜欢女作家如庐隐、白薇的作品。不论哪个流派，只要能借到，就狼吞虎咽地吞下去。《独秀文存》《胡适文存》也是在学校里开始读。说实话在培风四年，虽然我的英语、国文、代数、历史在同年级里是名列一二的，但是真正给我启示的不是课本，而是文学作品。
1930年至1934年，正是蒋介石进行五次“围剿”、红军进行反“围剿”，内战十分激烈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正乘国民党倒行逆施之机，疯狂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着灭顶之灾。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一场民族大搏斗的前夕，我到了初中毕业的前夕。1934年夏天要毕业考试了。省教育厅规定要会考，地点在宣城。会考总算通过了，可是一纸文凭又有什么用呢？当年正逢泾县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茫茫天涯，我的归宿何在？
江岚在《回忆录》中还详细地写了他培风中学毕业后到上海求职的经过。1934年10月江岚到了上海，住在培风同学朱玉书的哥哥朱德明家里。当时找工作十分困难，四处碰壁，一晃就是三个月，在朱家再住下去他自己也过意不去了。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有一天他突然看到《申报》上刊登了京（宁）沪、沪杭甬两个铁路管理局招考练习生。看到这一条消息，“就像在黑暗中发现了一线光亮”。但报考的条件是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乐于助人的朱德明先生花钱帮他造了一张泾县培风中学高中毕业的文凭。江岚有些顾虑。朱德明毕竟是老上海，对他说，这是招工考试不是考大学，审查不严，关键是你的考试成绩。当时铁路是好差事，人称“铁饭碗”，报考的人数有1500多人，录取名额只有38名。江岚以这张假文凭（培风中学是真，高中毕业是假）考上了上海铁路局，捧上了“铁饭碗”。江岚回忆：“当时考场是在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内，来考的人黑压压的一片，不少人是西装革履，还有大学生。”来自穷乡僻壤小山沟里初中毕业的江岚居然能脱颖而出，“金榜题名”，真是大喜过望。江岚在《回忆录》中写道：“先是报纸上公布了结果，几天后录取通知书来了，这真是绝处逢生，一纸通知改变了我的命运。这说明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是可以的，培风中学的教学水平是很不错的。”但这个得来不易的“铁饭碗”，江岚只捧了两年多。“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后，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毅然抛弃了“铁饭碗”，奔赴延安，投身于革命大熔炉。
江岚参加革命后一生主要从事政治宣传工作。1952年至1964年，他在担任南京（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组织创作了《柳堡的故事》《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东进序曲》《红霞》《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一批在全军全国有深刻影响的优秀文艺作品。1987年离休后，他担任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参与创办了上海新四军研究会主办的《大江南北》并任社务委员会主任，2007年逝世。当笔者（江岚外甥）与他谈及这些成就时，他说：“这是创作人员和演员的功劳。自己之所以能挑得动领导这项工作的担子，其中一个原因是得益于培风中学给我打下的最初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