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9月28日，钱俊瑞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东乡洪声里镇三房巷村（今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他是坚强的革命者，曾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亲历皖南事变并留下珍贵的文字记录；他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经济学家，在多个领域著书立说作出重要贡献。
在叶挺军长身边亲历皖南事变
钱俊瑞的父亲早年当过长工和佃农，他省吃俭用拿积攒的钱置了两亩地，一边自种、一边再租地耕种，生活略有好转。生下长子钱俊瑞后，供他上了私塾、洪声小学和江苏省第三师范附属小学（高小）。
钱俊瑞虽然上学读书，但依旧过的是农家孩子的耕读生活，平日上学之余要跟着母亲干些农活。有一件事在他的一生中烙下了深深的记忆：有一次，他跟着父亲去地主家交租，绰号“铁算盘”“小锉刀”的地主钱树元嫌租米“太糙”，一脚把米踢翻，还打了他父亲两记耳光。忍无可忍之下，他父亲还了手，随即带着他逃跑。但第二天，警察就把他父亲抓去坐牢。“这件事在我心灵里播下了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钱俊瑞后来对他的孩子说。
1922年，他考上了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逐步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26年，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风起云涌、国民革命大好形势下加入了国民党。但他的“赤色”思想很快为国民党所不容，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发生后，他就被清除出国民党。
钱俊瑞于1928年考入无锡民众教育学院。次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组负责人陈翰笙来无锡开展农村经济调查，对农村有深刻了解的钱俊瑞听说后，立即前去报名。于是，他加入了陈翰笙在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队伍，前后走了22个村子。
自此，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钱俊瑞学习了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1931年后，他又开始学习《资本论》。1932年，年仅24岁的钱俊瑞就在当时的刊物《新创造》上发表了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处女作《一九三一年大水灾中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成为学术新人。其后，又连续写了几篇论文《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研究》《中国地租的本质》等。1934年，他参加了陈翰笙、吴觉农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之后又参与组织了“中国经济情报社”，所观察的领域由乡村而扩展到整个中国经济。是年9月，在胡愈之主持下，他还与金仲华、张仲实等一起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并相继接任主编。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当时的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的掩护和默认。但这么做很快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当局勒令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并将钱俊瑞等有“左派”思想的研究人员排挤出研究所。
后经陈翰笙介绍，钱俊瑞进入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开始与邹韬奋、胡愈之、金仲华、艾思奇等共事。其时，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风起云涌。左联、社联、影联、剧联、美联都汇聚到“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旗帜下。1935年9月，他经周扬和胡乔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周扬是中共文委书记，夏衍、胡乔木、钱俊瑞等人为文委委员。
为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钱俊瑞在组织的安排下，开始走上国际舞台。1936年8月底，陶行知代表全国救国联合会，钱俊瑞代表文化界救国会，参加了9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此后，他又受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宋庆龄的委托，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出席了全欧华侨救国大会。
1939年初，根据党的安排，钱俊瑞来到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和人民外交工作。其时，逃到越南河内的大汉奸汪精卫在发表“艳电”投靠日本后，又于1939年5月前往日本，与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勾结，引起国人极大愤怒。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钱俊瑞写了《汪精卫卖国的理论与实践》，彻底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径。
钱俊瑞在抗战中的杰出表现，引起了重庆方面的震怒。但他在海外有一定知名度，英语又好，南洋华侨团体遂电邀他赴南洋演讲。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获悉后，决定派他为驻南洋代表，但就在钱俊瑞办妥所有证件，在重庆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却发生了意外，国民党特务对他说：“你的外交部护照，已经被社会部吊销。”
钱俊瑞被蒋介石“软扣”在重庆。这时，恰逢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奉周恩来之命，从皖南到重庆接军长叶挺回军部。叶挺获悉钱俊瑞的情况后，邀请他和作曲家任光一起到新四军工作。经中共南方局同意，钱俊瑞、任光随叶挺、饶漱石、袁国平一行，悄悄离开了重庆，于7月底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钱俊瑞任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
在周恩来指示下撰写讨伐汪逆檄文
钱俊瑞说，新四军的北移完全是迫于重庆的命令。时任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联名“皓电”致电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叶挺军长，除了斥责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不服从重庆命令之外，还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全部开到冀察及鲁北、晋北境内。
为顾全大局，新四军江南部队不得不全数北移。就在新四军转移前夕，在新四军驻地周围的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到处造谣，说新四军此行是开到东北去，甚至说到苏联去的，以动摇皖南籍新四军官兵的军心。对此，新四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说明是重庆方面严令新四军离开皖南，新四军为了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将进军敌后，东进抗敌。
“别离，一个伟大的别离，一个几十万民众和一万军队的别离，一个要割断血肉纽带的别离！”钱俊瑞这么评述当时新四军不得不撤出皖南根据地。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约9000余人向茂林一带进发。
因天雨滞留茂林的两天里，钱俊瑞与叶挺同住一室。叶挺与各处通报后获悉，四周围堵的国民党军7个师，约7万余人，对新四军形成包围圈。当天，新四军军部还获得可靠情报，国民党军队已“奉命将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1月7日拂晓，新四军军部近万人向泾县茂林以东山区进发。事前探知，这是国民党军包围圈之间隙，或能通过。但没走多久前方就传来与国民党军交火的枪声。
军部首长最初都骑马上山，后来路转险陡，遂徒步爬山，骡马跟着走，都累得气喘吁吁。路过一处断崖，叶挺忽然大发风雅，对钱俊瑞说：“俊瑞，我有两句诗，你接下去和成一首，好不好？”然后念道：“雾里美人云里山，临崖立马君试看。”
钱俊瑞深知叶挺对夫人之爱和惦念，转换口气和道：“层峰直上三千丈，出押蛟龙插翅飞。”他想表达心情是，新四军要做从层层重围中“插翅飞”的蛟龙。
钱俊瑞亲眼目睹了叶挺带领参谋人员上山指挥战斗的场景。国民党军的阵地就在对面的山坡上，离此不足千米。他后来写道：“叶军长拿着那个望远镜，挂着他那副相机（这是他永远带着的），撑着那根手杖，独自站在那里，对面山上的子弹‘虎！’‘虎！’‘切！’‘切！’地飞过来。他兀自不动站在那里，用望远镜望着对面国民党军的阵地。他指挥着左右山头上新四军的队伍向对方射击。”
突围战至12日，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叶挺命令部队分头撤退。这时，部下报告：“任光先生牺牲了！”
赫赫有名的《渔光曲》的作者任光先生，腰部被击中，他的夫人陪在他身边，但顽军的火力太密，周围的同志无法救援。“怎么办？”钱俊瑞问叶挺。“……”已经无兵可御敌、甚至没有一副担架可以调遣的叶军长只得摇摇头。钱俊瑞要带着卫士过去，也被周围的同志拉住，撤到了山沟里。
钱俊瑞为任光之牺牲悲痛万分！后来，他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终于脱险后，在《皖南惨变记》一书中写道：“任光先生的肉体一定被自己的同胞践踏了。他一定牺牲了。这新一代的大音乐家一定死了！我们未来的马耶科夫斯基一定死了！我们人民的和战士的歌手一定是死了！”
为创建中国的世界经济学呕心沥血
从“皖南事变”中脱险后，钱俊瑞辗转来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任华中局文委书记、《江淮日报》主编，后又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
1946年3月，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的钱俊瑞，又接到党中央的命令，赴北平参加军调处，并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因缘巧合，钱俊瑞在北平成了引导王光美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人物之一。当时，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的王光美经她的嫂嫂、中共地下党员王新介绍，认识了学校工委负责人崔月犁。已是辅仁大学助教的王光美原打算去美国留学，崔月犁建议她到刚成立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担任翻译，这改变了王光美的人生。如何将王光美送去军调处执行部呢？按照地下党的安排，王光美找到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钱俊瑞接头，然后拿着钱俊瑞的信，到位于北平翠明庄军调部找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报到。军调失败后，钱俊瑞与王光美等人一起回到延安。在延安，钱俊瑞担任党中央秘书；而在中央外事组工作的王光美后来与钱俊瑞的老领导刘少奇结婚。
1949年初，新中国筹建之时，刘少奇向毛泽东推荐钱俊瑞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协助部长马叙伦的工作。毛泽东对钱俊瑞也很赏识，在延安时毛泽东曾两次找他深谈，了解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方法，因此欣然同意。1954年10月，钱俊瑞又担任了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钱俊瑞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谁料想，这些经历，竟然在“文革”中为钱俊瑞带来牢狱之灾。江青污蔑钱俊瑞为“刘少奇的黑干将”，他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近8年。在狱中，钱俊瑞3次被打得昏死过去，脊椎骨留下严重创伤。在押期间，他曾与彭德怀关在一个囚室。但被规定两人不得交谈。直到1975年，邓小平恢复主持工作，钱俊瑞才获释。
1978年，他受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在他的主持下，制订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草案》。他发起成立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又参加了《世界经济导报》的创建工作，并任社长。1980年后，他还兼任国家计委顾问、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钱俊瑞不仅为创建中国的世界经济学呕心沥血，而且为破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初创阶段遇到的诸多难题殚精竭虑。他赴欧洲和美国考察、讲学回国后，写成了著名的《关于对外开放战略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关于美国经济的几个问题》《按照科研规律搞好世界经济研究》等文章，为解放思想、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纵观钱俊瑞先生的一生，他在经济理论上的建树，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前期，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中国金融币制问题；五六十年代，因他承担教育、文艺和外事等重要行政领导工作，“文革”中又惨遭迫害，所以直到“文革”结束前，他无暇顾及经济研究；他的经济研究后期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其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都前所未有地达到了他学术研究的高峰，更多地关注世界经济的走向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未来。
1985年5月25日，钱老因操劳过度、心脏病复发，不幸在北京病逝。30多年过去，钱俊瑞对世界经济提出的创见在今天并没有过时。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同时反经济全球化的浊流又翻卷起来的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认知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