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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五千万元钱是怎么花的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2022-01-14 09:30:14

       张优(1924-2019),浙江奉化人。1941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歌剧院院长、党委书记等职。

 

       1950年底,我们二十三军六十九师驻防上海嘉定罗店。一天,师政委张孤梅把我叫去,说:“张科长,给你一个重要任务。部队文化生活枯燥,住在大城市边上,却没有电影看,下边反映不少。我要你去上海市区采购一台电影放映机,包括一套发电机和电影机放映所需的一套工具。另外,再聘请一位放映电影及维护发电机的工人,放映员要会修机器。总之一句话,我让后勤部拨给你一亿五千万(旧币),限时三个月,至多四个月,我全师部队要看到你买来的机子放电影!”我听了政委交代的任务,心里怦怦直跳,说:“政委,这个任务比打敌人山头还难!我虽是在上海长大的,但那时还是个小孩,从来没买过如此大件的东西。何况还不是买一件,这一套加起来等于一个小影院。我怕是办不好这件事。”“什么话!你从来打仗勇敢,工作刻苦努力,品德也是优秀的。我一亿多钱交给你,是对你极大的信任。你把打孟良崮的勇气拿出来,为全师指战员办一件大好事吧!”张政委十分坚决肯定地说,“不要以为只有打仗苦,平时有些任务,也是要拼命精神才能完成的。我已和后勤部长讲过,你马上就可以去领款。工作不许讨价还价,我下达的也是战斗任务。”政委态度这么坚决,这么严肃,我只好表态:“报告首长,我知道了,克服千难万险,坚决完成任务。”当我表了态,接受任务后,政委又严肃地讲:“任务下达了,钱也给了你了,可是你要知道,一亿五千万元,钱怎么用?不能受人骗。不懂机器,要去学,现在美国人对我国封锁,我也调查过,新机器是买不到的,只能买旧货。外面投机商人多,我给你两句话:个人廉洁,不吃大亏;提高警惕,不受引诱。 ”“谢谢政委信任。我今日领款,明日启程去上海。”政委又说:“我给你两个关系。一个是黄源同志,你可去华东局找他;一个是二十军五十八师宣传科长宋丹,他在上海治淮指挥部参加军管。他俩也许有一点采购线索。最后还有一句话,你需要车子,可告诉我,我的吉普车,给你用几天。”于是,我到师后勤部财务科开了一张一亿五千万元的支票,第二天就去上海了。

       我到了上海以后,先到了华东局,可找不到黄源同志。然后到上海治淮指挥部,找到了宋丹。我要他给我介绍一个能买到电影放映机的关系,宋丹同志很爽快,和我约好时间,到上海唯一的国营电影院国际大戏院去找关系。到了国际大戏院放映室,宋丹介绍了一位四十几岁的陈师傅。

       陈师傅对电影机非常熟悉。我提出要求后,他知道我是军人,一口气给我讲了两小时课,包括电影放映机的种类、世界各国的品牌、二级市场形势、基本价格、如何讨价还价、如何鉴别好坏……讲完电影放映机,又讲发电机,什么叫容电量kVA(千伏安)、多少kVA合适……他怕我听不懂,拿汽车大道奇发动机举例,比如说十轮卡大道奇的发动机,是10个kVA,这个容量在农村放映电影及广场用灯都可以解决,但是,他说,既要好,又要价格公道,那就要等机会,因为市场上现货是没有的。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常带我到上海各电影院找熟人、跑关系、跑行情,如东海电影院、浙江电影院、金门电影院等都去过。

       我自己一个人每天泡在北京东路看发电机,到处学到处问,几乎跑了两个月,学到了不少知识。电影放映机和发电机总算有眉目了。

       我相中的那台电影放映机是一台英国造的皮包机,开价8000万元。我找地方试放,了解新旧程度、机器的毛病,最后杀到6500万元成交。发电机2800万元,也杀了价,试用了一周。

       说起付款,现在说来真是太笑话,我又没经过商,又不懂支票,我问客户,要现款,还是支票?客户讲,最好是现金。我就一个人跑到外滩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拿了后勤部领来的一张支票,要领现金。银行工作人员一看这么大的金额,问:“你一定要现金吗?”我说:“我要采购许多东西,一定要现金。”“你带什么用具、车辆来的?”“我什么也没有带。”“那我告诉你,你先去找一辆车,然后买几只麻袋,估计你的钱要三只麻袋才能装下!”我说:“那我今天不拿了,下次再来。”当天我回到罗店,把师首长的吉普车开到上海,然后去北京路买了四只麻袋。到了外滩银行,手续很简单。我把支票给他,花了一个小时,一亿五千万元钞票就装到了四只麻袋里。我和司机二人抬上吉普,一口气拉到我淮海路表姐家里。家里人一见大吃一惊,从来没看到过这么钞票!我问表姐,家中安全吗?表姐说,我们楼上楼下住的是外国人,平时邻居很少接触,绝对安全。

       我就用这样的“土办法”,把电影放映机、发电机的钱款给付了。生做成,卖主要送我一只小蔡司照相机以表感谢,我心里虽然很喜欢这只照相机,但是我知道这样送东西是贿赂行为,决不可接受。对方又说,业务办成请你吃一顿饭吧!我说:“不可以。我们是解放军,不许拿人民一针一线,何况吃饭?”商人又说:“明早请你吃早茶。”我说:“解放军一丝不苟,一尘不染。谢谢了。”旁边国际大戏院的那位陈师傅说:“你是真正的解放军!”我笑了笑回答:“我从来没有冒牌过!”接下来在第三个月,我请了三位师傅,两位是放映员,一位是修发电机的。再就是买银幕及各式各样的修理工具、易损零配件,总共开出300多张发票。我去买东西时,总要先弄清每张发票的真伪,并按照当时税务制度规定,要贴上印花税。

       前后花了96天时间,我胜利地完成了这次采购任务。回来后做三件事:一向张政委汇报采购经过、账目情况。二是把机器、人员交给宣传科有关人员负责管理,并在当晚放映由我租回的电影《翠岗红旗》青年大会师》和《桥》。部队官兵看了电影皆大欢喜。三是向后勤部报了账。账目反复核对四遍,余款交回,无错、漏账。

       我唯一的失误是在表姐家停车时,晚上不小心,被偷走车上一只垫子和一桶汽油。这件事,我向政委和管理科作了书面检讨。不久,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当时在动用公款一亿元的人中,能抓出两只“小老虎”(即贪污分子)。我动用了一亿五千万元,负责搞运动的人排查摸底,认为我肯定有贪污。于是从机关抽了三名财务干部,到上海查了整整20天,把我报销的300多张发票一张张反复查。最后,经运动办公室反复验证,我完全清白,毫无问题,总算解脱了。经此一事,我反而得到提拔,从原来的副科长提升为科长,行政级别也从正营级提升到了准团级。

       一场可能发生的风波由于我的“廉洁自律”而悄然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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