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沙家浜阳澄湖畔平原水乡作战，没有大山掩护，但从1939年10月到1941年2月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原来的36位伤病员发展改编成6师18旅，发展得如此之快是个奇迹。很多新四军老战士说：“谁说这里没有大山，人民群众就是我们背后的大山。”新四军战士赵健在受伤后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当地群众王翠花母女俩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下来，回部队时，她们还送给他一块银元。赵健经常把银元珍藏在胸前口袋里，在后来又一次对日作战时，一颗子弹射向他的胸膛，幸好有这块银元挡了一下，才没被击中心脏，赵健再次死里逃生。这种鱼水深情的故事，在沙家浜不胜枚举。
雪夜露宿
1939年的一个冬日，北风呼啸，大雪纷飞。
阳澄湖畔一个小村子里，一位老大爷清早起来拔开门闩，不由得吃了一惊：门前雪地里坐着一群士兵，他们的身上和背包上满是雪，个个似雪人一般。
“你们是……”老大爷瞪大眼睛。“老大爷，打扰你们啦。”一位军人说。
不用说，这是江抗部队。日伪军和土匪哪有这般和蔼可亲？老大爷一把拉住这个军人的手说：“你们为啥不敲门？快，快叫大伙一起进屋暖和暖和，你们这样坐在雪地里会冻坏身子的。”战士们一个个进了屋，烧水的烧水，扫地的扫地。屋子内欢声笑语，老大爷乐得合不拢嘴。
江抗队伍初到这里，乡亲们还不了解这支穷人的队伍，不肯轻易开门留宿。到后来，家家都愿将自己睡的床铺让出来给江抗战士睡。
救活孩子
1940年夏天的一日，黄曹村农民陈阿益家8岁的孩子突然患病，整天发高烧说胡话。家里无钱给孩子请医，只能在家求神拜佛。眼看孩子的病情一天天加重，生命危在旦夕，夫妇俩急得直掉泪。
宿营在邻村的新四军知道后，部队首长立即派出两名卫生员赶到陈阿益家。经过仔细诊断，卫生员确认孩子患的是伤寒症，赶忙给他打针服药。为防止病变，两位卫生员不肯轻易离去，在陈阿益家整整待了一个晚上。
几天后，孩子痊愈了。当他知道是新四军叔叔阿姨救活了自己时，便拉着爸爸妈妈提了一只老母鸡去看望救命恩人，谁知新四军已离开了村子。一家三口久久伫立在村头，心中充满了茫然若失之感。
借灯付钱
新四军每到一个村子，都不轻易惊动百姓，敲门是轻轻的，说话是低低的，借了东西必还，损坏东西定赔，用了东西付钱，出发前上好门板扫清地。
一次部队来到双河浜宿营，向房东借了一盏煤油灯。临出发时，连队战士要按价付灯油费，房东大嫂说什么也不肯收。后来部队出发了，房东大嫂打扫房间时，意外地发现了煤油灯下新四军战士留下的灯油钱。房东大嫂激动得逢人就讲：“到底是共产党领导的好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
车棚藏枪
水南村有位姓戴的大姐在水车棚休息，忽听“乒乒”两声枪响，循声望去，只见田间小道上有三个人往她这里跑来，后面有一群日伪军紧紧追赶。
戴大姐仔细望去，不禁一愣：不好！这不是经常住在村里搞民运工作的同志吗？等到这三个人跑到水车棚时，她急忙小声对他们说：“快把枪放下，游水过河。”
这三位同志来不及多想，赶忙把枪交给了戴大姐，然后扎进河里潜入芦苇荡。戴大姐迅速将三支枪用草帘一卷，背在身上漫不经心地迎着日伪军走去。
日伪军与戴大姐擦身而过，他们并不在意她背的何物，待追到水车棚里，哪里还见人影？等他们醒悟过来，想去追问戴大姐时，戴大姐已经无影无踪了。
草堆军衣
新四军某部战士在一次渡河战斗中，衣服全湿透了，部队急待转移，留下了一大堆湿衣服。横泾区横南乡妇女协会主任范惠琴带领龚阿秀、顾阿妹等青年妇女，将这一件件军衣偷偷地洗净、晒干、叠好。可是，新四军在外地作战一时回不来。鬼子、伪军又经常下乡搜查，这么多衣服放什么地方才安全呢？寒冬将至，如果这些衣服落到敌人手里，不但子弟兵缺少御寒衣服，而且附近的百姓也会遭殃。
这件事可把妇女们难住了。正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有位老太太想出一个好主意，她把自己的想法同大家一说，妇女们都乐了。不久，在附近芦苇荡的一块空地上，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稻草堆”，里面藏着妇女们洗净晒干的军衣。后来，鬼子下乡来了，他们挨户搜查了两天，也没有发现这批军衣。一个多月过去了，新四军某部后勤组同志来取衣服时，看到这批军衣洗得干干净净，保存得好好的，激动地说：“谢谢横南乡的女同胞！”
妙藏铅字
1941年3月，新四军的印报所要从龚家浜转移，但是有20箱铅字一时不能带走。印报所的老于和老宋把这些铅字交给当地青年农民于银生，托他设法隐藏起来。
铅字是印报所的重要工具，报纸又是当时宣传我党抗日主张的有力武器。于银生心里明白：这20箱铅字来之不易，决不能轻易丢失。他愉快地接受了保管任务。可是，每箱铅字有四五十斤重，这么一大堆东西放在家里显然很不安全。怎么办？于银生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将这一箱箱铅字运到离村不太远的荒田里，把这些铅字堆成一个长方形，盖上瓦片，构筑成一口瓦庐棺廓。这种样子的棺廓在当地野外是很多的。由于于银生伪装巧妙，后来鬼子曾两次进村搜查，一无所获。半年后，老于和老宋又回到村上，于银生把这20箱铅字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他们。
烟管脱险
1939年12月的一天，日本鬼子突然冲进曹浜村，住在陈阿生家的后方医院副指导员严洪斌一时无法脱身。就在最危急时刻，房东陈阿生灵机一动，立刻从房中找出一件老父亲经常穿的破棉袄，纽扣都没有了，递给严洪斌说：“快穿上！”又找来一根稻草绳，往严洪斌腰间一扎，还随手拿来一顶破毡帽，叫他戴上，然后递上烟袋和一根旱烟管，说：“如果鬼子问你，你就说是捉鱼的。”当时，严洪斌与陈阿生都被鬼子赶到荒场上，混在群众之中。
日本兵逐个盘问，还察言观色，稍有慌乱，就被怀疑为新四军抓起来。当鬼子来到严洪斌身边时，把他从人群中拉了出来。鬼子队长厉声喝道：“你的什么的干活？”严洪斌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是捉鱼的农民。”鬼子十分怀疑，指着严洪斌身旁的陈阿生问：“他是干什么的？”陈阿生回答：“他是本村捉鱼的渔民。”日本鬼子还是不相信，他们押着被新四军俘虏后在后方医院养伤的日本人高桥，指着严洪斌盘问高桥。他们都用日语交谈，群众都为严洪斌捏了一把汗。交谈以后，日本鬼子才把严洪斌放了。原来高桥受新四军感化，也在设法掩护后方医院人员，日本兵追问他时，他也随着大家意思说“是捉鱼的”。鬼子这才信以为真。
智掩伤员
1940年深秋的一天早晨，后方医院总院的房东小青年孙大生急急忙忙从村口回来报告：“鬼子要进村了，快撤！”这时候，新四军都在外线作战，护士和医生都在邻村照料伤病员，孙大生家里还住着4个重伤员和2个轻伤员。孙大生立即指挥大家转移，在轻伤员老戴和小虎的帮助下，把4个重伤员背上了河边的小船。老戴和小虎对孙大生说：“快，我们一起走！”孙大生摇了摇头说：“我不要紧，你们先走！”说着，解开缆绳，把小船往河心一推，小船掉转头，很快钻进了对面的芦苇荡。
送走伤病员，孙大生回到屋里，十分利索地清理了各种遗留物品，忽然发现屋檐下还有一只竹畚箕，里面装满了用过的药水瓶和棉球，他急忙端起竹畚箕从夹弄里朝屋后面走，倒进了屋后的水塘里。可是，这些小瓶和棉球都漂在水面上，要是让鬼子看见了，这还了得。情况相当危急。孙大生没有慌乱，他看到水塘边有一堆青草，忽然灵机一动，马上把青草撒在水塘里，刚好把这些东西遮盖住。此时，鬼子也来到了屋后，几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已经来到跟前。为首的小队长是大胡子，样子很凶。他瞪着三角眼不停打量着孙大生，问：“你的，什么的干活？”孙大生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是种田的。”鬼子问：“新四军伤病员的有？”孙大生摇了摇头说：“没有！”鬼子不死心，突然拔出刺刀架在孙大生的脖颈上，又问：“你的说谎，死啦死啦的！”孙大生还是说：“没有！”鬼子这才半信半疑把手一挥：“进屋去！”鬼子在孙大生家里翻箱倒柜没有找到什么，但还不放过他，指着孙大生说：“你的带路，统统的检查。”突然，鬼子队长在河边站住了，指着河边的一条船沉着脸问：“那是什么船？”孙大生抬头一看，身子不由凉了半截，河边停着一只有篷船，分明是新四军修枪所的流动船，说不定船上还有修枪工具和待修的枪支。但他很快又镇定了下来，随口答道：“那是瞎子算命船。”孙大生见鬼子赖着不走，忙说：“那位瞎子算命先生就在这里，不妨领你们去看看。”鬼子队长随孙大生来到一间独脚屋，里面果真坐着一位瞎子老头，鬼子队长见里面又脏又乱，才摆摆手，死了心。
这是笔者在1973年采访孙大生时，他讲述的一段亲身经历。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像孙大生那样的人民群众，活跃在芦家草荡的新四军后方机关一直很安全，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