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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挺与郭沫若，一位名将，一位文豪；一个广东人，一个四川人，两人在上世纪血与火的年代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惺惺相惜
　　北伐军兴，叶挺率领的北伐第四军独立团在沿途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攻醴陵、占平江，连克泗汾桥、汀泗桥、贺胜桥，一路所向披靡，直抵武汉，受到民众的称誉，第四军荣获“铁军”光荣称号。在武昌城下，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亲自到叶挺所部慰劳，还在报刊上著文宣传，称叶挺为“赵子龙将军”。

　　此后，因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郭沫若公开发表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遭通缉，随即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加入中共，后于1928年2月流亡日本；叶挺则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因遭到共产国际不公正对待而远遁西欧，两人就此天各一方，暌违十载。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日本侵略军的步步紧逼，国共两党加快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叶挺于1937年1月搬家至上海，4月17日接受蒋介石特邀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9月28日复又接受新编陆军第四军军长的任命。不久，郭沫若也结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涯回国，与叶挺相会在南京。叶挺豪情满怀地向郭沫若介绍了自己领命组建新四军、率部抗日的抱负，两人畅谈甚欢。

　　1938年1月10日，叶挺接到郭沫若电话后，在汉口与其见面。郭沫若是应陈诚邀请从香港前来的。当天，叶挺陪郭沫若先去八路军办事处见周恩来，适逢周正在开会，于是又陪郭去璇宫饭店找到黄琪翔，从黄口中得知蒋介石要陈诚出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陈诚举荐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分管宣传文化）厅长。当晚，叶挺陪郭沫若与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共代表团要员相聚。众人一致建议郭沫若担任此职，后经周恩来陪陈诚三次登门相邀，郭沫若遂接受此职。

　　此时新四军军部已自汉口迁往南昌，叶挺在汉口也是因公匆匆逗留，其间与郭沫若有几次餐聚和欣赏戏剧。在观看传统戏《将相和》时，叶挺感于时事，建议郭沫若编写爱国主义历史剧，以适应抗战需要。郭沫若欣然同意，此后遂有《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等一系列名剧的问世。

　　叶挺对郭沫若的为人和书法特别推崇，一次在与郭沫若交谈时说自己很喜欢《论语》中孔子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语录，想请郭沫若书赠条幅。郭沫若随即书写相送。

　　同年3月底，叶挺因军务到汉口，与张发奎、黄琪翔、陈铭枢、郭沫若等老友相聚并合影留念。郭沫若为合影题《五光图》诗一首：“将军主任何辉煌，仿佛当年克武昌。十载风流云散后，惟余棍子五条光。”

　　尽管军旅繁忙，叶挺在1938年和1939年两度辞职到重庆期间，与郭沫若多有来往。1940年12月，在奉命即将率部北移前，叶挺还不忘托人将军部驻地泾县特产的宣纸馈赠给远在陪都的郭沫若。

　　狱中的叶挺愿郭沫若为其书写墓碑和对联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军长叶挺于1月14日下山谈判被无理扣压。1月21日，即叶挺被押送到李村监狱后的第二天起，他就开始写《囚语》。《囚语》以“四句不协律的诗”起首：不辞艰难哪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只问此心无愧怍，赤条条来光棍逝。

　　彼时叶挺已经看到1月1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关于撤销新四军番号、通缉项英、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的通令，因此作了最坏打算。从字面看，这首诗应是叶挺的绝命诗，而从《囚语》以下的字里行间，亦可看出叶挺已做好从容赴死的准备：

　　“此次皖南惨变之事，余不得不负责任。但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陷入漩涡，一败涂地。自动投案，又被叛逆之罪。

　　“军人天职，人格重于生命。处无可奈何之境，听天由命可也。

　　“他日我死了，墓碑愿只有郭沫若君为我一题。我爱其字，尤爱其为人。在事变前数日，曾托人送给他及刘为章君两刀宣纸，想收到时我已在缧绁中矣。君睹物宁不为我一叹耶！我墓碑题款：历史悲角叶希夷之墓。”

　　1941年8月，中共驻香港负责人廖承志安排叶挺的连襟麦畅生以亲属名义赴上饶探望。廖承志原计划请麦畅生先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获得周恩来的口信后再去上饶，结果麦畅生刚到桂林机场便遭特务严密检查，被搜去所带函件且被监视。后经李济深出面介绍才得去上饶。在上饶，他只被允许短时间见叶挺两次。第一次会面只有二十分钟，第二次见面仅有十分钟。叶将致其妻的信交麦。信中嘱其妻抚养子女，将来好好做人。末则自题一副对联，并要其妻请郭沫若书写，联文为“四次辞呈终被革，三年军长无期监”。

　　郭沫若通过陈诚关照囹圄中的叶挺
　　在重庆的周恩来和郭沫若从廖承志报告获知叶挺在上饶狱中“便溺同牢”的囚徒待遇，十分关切，便由郭沫若出面，于9月14日致函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询问近况，函中提到：“闻希夷在狱中近已仅受一般囚徒之待遇，便溺同牢，须发蓬生，想象之余，顿觉凄苦。回忆希夷与弟之出任公务，同出我兄之推荐，曾几何时，而遭遇剧变。我兄素重友谊，知此实况，谅必亦为希夷恻悲也。本来国法之立，基于人情。欧美诸国对于囚犯之待遇，尤早已积极改善。希夷往岁并非毫无功绩之人，军政要枢大率旧时袍泽，何必于法外更加以难堪之苛虐耶。意必下层骗狡者之所为，殆非出自上层之指示。我兄宽仁厚笃，释如清风，关于希夷之事，如蒙略为缓颊，使稍复优遇，实为朋侪辈之祈，共同感戴者也。”

　　陈诚一直在前线视察军务，直到10月24日才接获从恩施转达的郭沫若来信，即于10月25日向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去急电：“顷接郭沫若先生来函略称：闻叶希夷兄在监狱中，近已仅受一般囚徒之待遇，便溺同牢，须发蓬生，朋辈闻讯，不胜凄苦。拟请转恳当局赐予注意，俾须稍受优遇，感同身受，等语。发电转恳，敬乞赐予优遇，无任感祷。”陈诚又于同日发一密电回复郭沫若。

　　顾祝同于10月29日回电陈诚：“叶希夷在特别室待遇甚优，其本人亦感满意。沫若兄函示受一般囚徒待遇绝非事实，恐系传闻之误。请转知为荷。”在前线的陈诚接电后，于11月5日将顾祝同所述情况向郭沫若致电转告。陈诚还拿出上万元资助叶挺家人解决生活困难。

　　此时蒋介石亦从陈诚处听闻此事，决定将叶挺移至重庆。叶挺由上饶辗转押解至广西，在桂林一个山洞里被短期看押候机，于1942年1月3日登机抵达重庆，改由军统局本部看管，严禁亲友通讯及探视。因叶挺问题涉及到国共两党关系，事关大局，所以蒋介石对如何处置叶挺煞费苦心。蒋介石深知陈诚与叶挺交好，便让何应钦于1月15日致函陈诚，转达“委座批谕”，“请兄前往与渠谈话，探其态度，益诱导其诚心悔悟，令其为文自白，或发表宣言”。

　　陈诚去见叶挺前，他与周恩来沟通此事，表示叶挺和郭沫若两人当初都是他动员出来参加合作抗战的，“现在尚在狱中，很难过，并云此事要与政治分开，要写悔过书太不成话”。陈诚还对周恩来说：“愿联合几个将领保叶。”周恩来则向陈表示：要叶写悔过书，不仅叶不会做，而我们也要反对。”此后陈诚与叶挺见面深谈，但叶挺拒绝为文自白或发表宣言，并要求与周恩来和郭沫若会面。

　　叶挺致信郭沫若拜托后事
　　1942年1月28日，叶挺在狱中设法发出一封致“宁哥”转郭沫若的信，透过暗语披露了他转押重庆后的近况：“弟于去岁在皖南忽染奇疾，并在江西就医，将届一载。百药罔效，遵医嘱来渝就医。经于本月三日下午乘机由桂抵渝，留医于县庙街望龙门旧日本领事署内。因病势未减，医生严禁亲友通讯及探视。辞修兄因与医有特别关系，曾见一面。弟曾恳其邀同老周及沫若来会，彼诺诺而去，杳无音信已十余日矣。恳两兄无论如何须设法来见一次，因弟一切后事均须拜托两兄也。如不能即来，则请用我外甥女姓名（凯风妻）在大公报及新民晚报登一启事，以作收到此信之证……”信中“凯风”系凯丰的笔误，凯丰原名何克全，其妻廖似光为叶挺堂姐之女，夫妇两人均为参加过长征的中共骨干，曾在重庆南方局协助周恩来工作，叶挺两次辞职逗留重庆时与他们多有来往。该信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叶挺欲与周恩来及郭沫若取得联系并拜托一切后事的迫切心情。

　　此后郭沫若为争取叶挺早日获释而多次找陈诚。1942年10月3日，陈诚离恩施赴重庆述职，于6日下午抵渝。郭沫若听说陈诚来渝，多次找他商谈，10月16日又登门去见，适因陈诚外出于是留书一封，提及叶挺事：“弟意希夷在组织之中实非其罪，向我兄之力最足以庇翼之。不识安有可能获得释赦之希望否……方今世界各国对于共党之在狱者多加释放，令其尽力共御横暴轴心，希夷亦一有用之才，释之足以尽其力，抑之反以益其冤。弟意我兄如有机会时，似可向委座进言。”

　　叶挺赠郭沫若寿礼及《囚歌》
　　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努力和陈诚的帮助下，叶挺与夫人李秀文于1942年11月上旬末在狱中得以第二次相聚。因李秀文说将要参加郭沫若的50大寿庆典，叶挺将亲手制作的一枚“文虎章”作为寿礼托妻子转交郭沫若。那是由香烟罐的圆纸片制成的，正面正中用钢笔横写着“文虎章”3个字，周围环绕着“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10个字。背面写着“祝沫若兄五十大庆，叶挺”。郭沫若手里捧着这份珍贵的礼物，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郭沫若将居室从乡下搬进城内，又从李秀文手里得到叶挺给他的一封信：“沫若兄：在囚禁中与内子第二次聚会，彻夜长谈廿四小时，曾说及十五日将往祝郭沫若兄五十大庆，戏以香烟罐内圆纸片制一‘文虎章’，上写‘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两句以祝。别后自思，不如改为下两句为佳：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信中还附有叶挺11月21日以“六面碰壁居士”署名写成的千古绝唱《囚歌》。此诗经郭沫若之手，很快就在社会上传诵开来。

　　经过陈诚的斡旋，蒋介石于12月3日晚发出批准将叶挺“准派至第六战区察看可也”的手令。因怕夜长梦多，12月4日上午，陈诚派人拿着批示到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下午即将叶挺解出。陈诚与叶挺夫妇一同登上在江边的同德兵舰。该船原定4日发船开往恩施，但细心的陈诚特地派人将谕批叶挺离渝之事通报周恩来及郭沫若。当晚，周恩来和郭沫若秘密登舰和叶挺相聚，这是自叶挺被押近两年来他们三人的首次会面，自当促膝长谈，欣喜无比。同德舰因此推迟一日起锚。

　　郭沫若哭希夷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举行开幕式。蒋介石在会上宣布4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对4项诺言表示欢迎。1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迅速释放政治犯》的社论，提出希望政府首先释放包括叶挺在内的政治犯，为政协会议造势。1月20日，郭沫若在都各界庆祝国内和平大会上，援引叶挺在狱中写的四言诗“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大声疾呼当局应在次日释放叶挺。

　　政协会议后，经国共双方协商，中共以释放在邯郸战役中俘获的国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换取国民党释放叶挺。
1946年3月4日，叶挺在被囚禁5年之后终于获释。郭沫若闻讯赶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叶挺见到郭沫若的第一句话就是：“沫若, 记得吗？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现在是一切都兑现了。”

　　当天晚上，无比兴奋的郭沫若夜不能寐，他取出叶挺三年前从狱中给他的囚诗反复吟诵，对叶挺和这首诗又有了新的感悟，他用充满诗意的笔触写道：“这里燃烧着无限的激愤，但也辐射着明澈的光辉，这才是真正的诗。假使有青年朋友要学写诗的话，我希望他就从这样的诗里学。我敬仰希夷，事实上他就是我的一位精神上的老师。”

　　郭沫若和阳翰笙特地宴请叶挺夫妇，并请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等作陪。叶挺在席中答谢说：马列主义给我理想信念，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党走的路就是我走的路，个人是渺小的，除了为人民，还能有什么？我迫切想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间去，贡献自己的一切。

　　4月8日，叶挺与中共中央负责人王若飞、邓发、博古等人乘专机由重庆赴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将星陨落，薄海同悲！

　　4月19日上午，延安、重庆同时举行追悼大会。会前的4月13日，由郭沫若领衔，会同黄洛峰、史良、阎宝航、李公朴、施复亮、王葆真共7名民主人士发出由郭沫若执笔的致延安唁函：“惊闻王若飞、叶挺、秦邦宪、邓发、黄齐生诸先生坠机遇难，至深痛悼，中国和平民主之道途艰阻且长，遽失民主干城，抗战名将，劳工领袖，教育先驱，实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大损失，亦民主战线的最大不幸也……”

　　4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悼唁诗《哭希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