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摇篮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在漫长的斗争实践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光辉足迹，彰显其高度的理论素养、高超的领导才能和高贵的思想品格。本文仅就上海14年抗战中与刘少奇相关的部分片段，做些必要的叙述和分析。笔者认为，刘少奇是上海兵运工作的正确指导者，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思想引领者，是上海左翼文化两派从争论到统一的理论干预者。
上海兵运工作的正确指导者
1931年秋，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后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并立即投入到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调查和指导工作。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进一步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驻守淞沪地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第一次淞沪抗战由此拉开帷幕。
当时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正确认识国民党十九路军官兵奋起抗战的行动，这是民族战争视野下衡量政治策略方针是否正确的基本标尺。但处于中共临时中央领导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顾客观实际的变化，仍然坚持过去的思维模式。在对待十九路军抗战的判断上，他们主张“阶级关系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坚持“一切国民党的军阀都是革命的敌人”。在他们看来，十九路军将领的抗日是“欺骗全国反帝的民众与革命的士兵，以便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抬高他们出卖民族利益的卖价”。据此，他们提出党在兵运工作的中心任务是鼓动士兵“反对他们的长官，以至把枪头对着他们的长官”。这显然是一种敌我不分，违背客观现实，唯我独革，排斥异己，导致抗日阵线分裂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导路线。
刘少奇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坚定地认为：“我们现在是搞国民革命，必须团结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共同抗日。国民党里有爱国的人士，我们要争取他们，只要能站在正确的一边，哪怕站得远一点，也应该欢迎，不能红、白、蓝一扫光。”刘少奇顶住“左”倾宗派势力的打击，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关心和指导党的兵运工作。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何香凝在宋庆龄的协助下，创办伤兵医院。中共临时中央为了贯彻“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指导方针，派了不少干部到伤兵医院工作。他们对十九路军各级军官，包括班排长都一律采取排斥的态度，鼓动士兵反对他们的长官，使住院官兵关系日趋紧张，也使何香凝十分被动。刘少奇了解情况后，马上把张琼找来。共产党人张琼是刘少奇夫妇的同乡、挚友，她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在广州就与何香凝相识，因此何香凝请她当自己的秘书，负责医院工作。刘少奇反复叮咛她：要尊重和支持何香凝、宋庆龄等爱国人士的抗日救国活动，做好十九路军官兵的工作，并指示张琼：“我们抓好一个伤兵医院，就可以带动一大批抗日官兵！”与此同时，他还狠狠批评了那些执行“左”倾兵运工作路线的干部，说天底下哪来只有兵没有官的队伍？他说：“国民革命单靠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行的，必须团结各阶层的爱国人士，这些人团结过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在刘少奇的努力下，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上海的兵运工作克服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取得了显著成效，也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人民心中的地位。
上海工人运动的思想引领者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刘少奇立即投入到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的调查和指导工作。如前文所述，由于“左”倾错误的指导，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屡屡失败。造成工人罢工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左”倾错误的指导，他们无视九一八事变后形势深刻变化，不切实际地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为了进攻苏联，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排斥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一厢情愿地要求上海工人在斗争策略上采取“进攻”形式。对此，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与“左”倾临时中央发生了重大分歧，分歧聚焦于领导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的决策方针与斗争策略上。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群众，在九一八事变后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发起了反对日本资本家取消“月赏”（奖金）的经济罢工。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罢工。刘少奇以极大的热情密切关注着沪西工人大罢工，2月18日，以沪西罢工工人为基础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成立，这是一个公开合法的工人抗日团体。刘少奇亲自为该会起草章程，规定该会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之完全独立与解放，增进工人本身利益为宗旨。刘少奇认为：“像这样数万工人的大规模罢工、停业斗争，在大革命失败以来，是多年未有的，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工人进行一次政治训练，也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沉重打击。”
在刘少奇的正确指导下，中共沪西区委发动罢工工人积极参加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组织的“民众义勇军”，亲历前线，参与十九路军的伤兵救护，挖战壕，进行后勤运输、宣传鼓动工作。没有上前线的罢工工人，组织宣传队，就地进行抗日宣传，整个沪西，弥漫着浓厚的反日抗敌的氛围，成为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全市工人反日斗争的中心，被称之为“赤色沪西”。
面对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刘少奇指出：“反帝运动的高涨”可以“给工人斗争一种有力的推动”，敌强我弱的客观困难，还没有可能出现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有鉴于此，刘少奇全然不顾“左”倾领导者的批评指责，以革命事业为重，顶住压力和非难，一面负责全市工运工作，一面深入沪西地区，通过区委和区罢委的实际工作，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做法。刘少奇指出：“不估计到客观的困难与主观的力量，去玩弄罢工，却是发展工人斗争的前途的障碍。”他强调，要在组织工人进行抗日斗争的同时，还要关心工人的生活问题。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34家日商纱厂资本家联合关厂停业，尤其是沪西17家纱厂工人连同他们的家属近十万人，再加上沪东、闸北地区一大批日商纱厂罢工工人纷纷汇集到沪西来，这十万多人断绝了生活来源，急需解决的是无米之炊。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区罢委发动学生、工人组织宣传队、募捐队，他们走向街头，开展反日宣传和募捐活动。由于工人的斗争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爱国的合法行动，不仅得到国民党社会局发放的3000元救济金及600担米，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援助。宋庆龄得悉数万坚持斗争的工人连吃饭、住房都有困难时，就千方百计筹集经费，向沪西罢工工人捐助2万元。何香凝也从《救济国难书画展》义卖中抽出300元大洋捐助沪西工人。正是在刘少奇白区工作正确方针指导下，沪西工人反日罢工坚持了3个月之久，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十九路军及第五军抗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使日商工场、银行、商店等损失多达9100两，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对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和鼓励，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史册上记下了浓重的一笔。
上海左翼文艺界两派从争论到统一的理论干预者
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上半叶，活跃于上海滩的左翼文化界，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文化“围剿”中，同封建买办文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左翼文化界以鲁迅为代表，在回击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抗日的文化运动，从而催生了抗战文化的成长。
然而，由于当时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和共产国际“左”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上海左翼文艺界也曾有过“左”的倾向。1936年发生在上海左翼文艺界（也波及全国）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从开始到落幕，刘少奇的理论干预功不可没，他先后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我观这次论战的意义》等多篇文章，以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重申了他对白区工作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在上海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也理所当然成了上海左翼文艺界两派从争论到统一的理论干预者。
两个口号争论的实质反映了当时党内的路线斗争，焦点围绕组织路线的分歧和斗争。以“左联”负责人周扬为代表的创造社、太阳社同仁，他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但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一口号存在着“在阶级立场上的不明确性，以及在创作方法上的不科学性”等缺点，应该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予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持“国防文学”口号者，开始向反对者进行政治性攻击，并进而冠之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这种宗派主义的斗争方式，遭到了鲁迅等人的批判。尽管，刘少奇当时还远在天津，并没有直接参加争论，但他高屋建瓴地透视其中凸显的重大政治意义，旗帜鲜明地评判了“两个口号”争论的理论是非，并给予客观深刻的历史分析。
在《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中，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论战的最大意义，我想，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一点罢了。”他把这次争论与华北事变后整个抗日局势联系在了一起，从宏观层面加以阐述：“跟着争论的发展，尤其跟着文学界以外的抗日运动的开展，争论的基本点也更加明白起来，更加原则化了，这总是可喜的。”在充分肯定这次论战政治意义的基础上，刘少奇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这次争论的理论是非，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加以阐述，明确指出：鲁迅的立场是正确的,鲁迅“深刻的指摘了和解剖了徐懋庸先生和周扬先生等的宗派主义的理论和气质，不但对我们指示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也有着对于我们非常宝贵的教育和辛辣的教训的意义”。同时他还提出了左翼文艺界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倾向的必要性，从历史的维度加以探索，他指出：“我们若从新文学运动历史上去看，则如创造社、太阳社，后来的左联，各个时期都有各式各样的宗派主义的浓厚的表现。”并进而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既有“艺术理论上的根源”（“机械论”），又有其他的“客观原因”。这种入情入理的理论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历史总结，在中国近代左翼文艺发展史上尚属首次。
上海左翼文艺界两派也终于在1936年10月，以《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基本消除了因“两个口号”的争论引发的内部分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消除隔阂，团结起来，全面推动了上海抗战文化的大发展。这种戏剧性变化的幕后，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性干预和理论性干预，而刘少奇《我观这次论战的意义》一文，无论对“两个口号”论争的现实政治意义还是对历史缘由的分析判断上，都站立于当时理论的制高点，发挥了理论干预的实际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