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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艰苦的反“清乡”斗争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2022-01-29 09:15:29

        范征夫(1920-),江苏扬州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市人委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上海市政协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时任区长、武工队队长。

 

        我1937年参加革命,1941年入党,至今党龄也有七十多年了。我这一生碰到过无数次的困难与挫折,其中最艰难的一次是在反“清乡”斗争中。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靠的就是理想和信念的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

        1943年我在丹阳县政府当秘书。鬼子在苏南茅山开展“清乡”后,原来的县长调走了,组织上让我这个“书生”留下来坚持斗争。

        我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安排。于是,我担任了延陵中心区区长兼武工队队长,辖区离丹阳十五公里,有二十多万人口。当时我手下只有七个人、两支半枪。所谓“两支半枪”,是指我有一支驳壳枪,副区长兼武工队副队长也同样有一支,而“半支枪”是指区的军事股长有支土造的短枪,只能一发一发地打,不能连发。在主力部队撤出延陵地区后,整个形势非常严峻。在我们周围敌人建有“梅花桩”式的据点十二个,有两千多兵力。我们当时年纪都很轻,我也只有二十三岁,军事斗争的经验也不丰富。地委书记对我说:你们的任务是“三反”,就是反投降、反特工、反封锁,不要和敌人硬拼啊。

        清乡一开始,来势非常凶猛。由于我们这个地方离南京很近,是敌人的心腹地区,所以敌人十分疯狂,想尽办法一定要把我们剿灭掉。1943年1月5日,敌人出动三千多人进行大扫荡。对大扫荡我们有办法对付,就是你到东、我到西;你到南、我到北,让他扑个空。

        接下来3月份是清剿,这比大扫荡还厉害。清剿就是几个据点的敌人同时出动,把一些村子包围起来,一家一户搜查。他们知道我们大部队已经走了,也知道武工队队长是我,就出布告:抓到范征夫赏十万伪币;投降的赏五千伪币。要是有人敢掩护新四军,就要烧掉整个村庄,还要杀人。有一段时期我们七个人饭也吃不上,觉也睡不上,老百姓家里还不能去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到哪个村子,敌人就会来烧老百姓的房子、杀人。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位叫顾腊根的乡干部,就是为了掩护我们而被敌人活活打死。

        1943年的三四月份那段间特别艰苦。我们开了党小组会,做出了三条决定:第一是不进村庄;第二是不住民房;第三是不吃民食。我们就住在破庙里头,住在坟山堆里,还有芦苇荡里,就是河里长芦苇的地方,下面是水,我们把头伸在上面。这段时间我们真是饥寒交迫。老百姓看到我们这么危险,看到我们个个骨瘦如柴,心里也难过。大家就动脑子、想办法。还是老百姓有智慧。他们假装祭祖、祭土地爷,白天带点小馒头、带点糕,去上香祭拜,走后这些糕点实际上就留给我们吃。有时他们在坟上祭祖,放点糕再放几条破棉絮,留给我们夜里御寒。老百姓这样千方百计帮助我们,让我们非常感动。老百姓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我这一辈子对“鱼水情深”这四个字从未体会得如此之深。如果没有老百姓,不要说被敌人打死,就是冻也冻死了、饿也饿死了。

        我们认为,在延陵地区,有两面旗帜决不能倒。第一是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如果我们走了,这里就没有共产党了;第二是新四军的旗帜不能倒。我们七个人就代表着这两面旗帜。凭什么力量来支撑呢?我听老红军讲过,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是如何的艰苦,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封锁下,靠的就是对党的信念,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现在的困难只是黎明前的黑暗,鬼子是在垂死挣扎,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只要我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熬过黑暗,黎明就会来到。记得地委书记当初曾对我说,如果你们实在坚持不住,就到南京城外江宁县一个药铺来找党。我当时想,撤退出来还算共产党员吗?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5月份以后,情况稍为好转了一点。敌人的兵力抽走了一部分,我们就集中起来活动了。头一次活动地点是我们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包甲村。我们正在那里找保长、甲长开会,征收公粮,还没讲几句话,鬼子就进村了,大概有几十个鬼子,一挺轻机枪。鬼子一进村,汉奸大喊:“不许走。”怎么办?我们手里虽然有枪,但不能打,一打鬼子就要烧老百姓房子。只能想法突围。副区长在我前面,敌人机枪一梭子打过来,子弹从我身边擦过,把副区长身上打了四个洞。我们赶紧滚到旁边麦田里去,我把衣服撕下来给他包扎止血,再请老百姓连夜把他送出“篱笆”封锁线。

        后来有人向我报告,说我们这次遇袭是一个名叫贡坤坤的汉奸告的密。这个人对老百姓敲诈勒索,抓捕我们的军属、抗属、共产党员,群众对他恨得要死。于是我带了几个队员,晚上悄悄摸到镇上。我们谎称是宪兵队的人,到他家叫门:“前田队长找你有事。”这个汉奸一听,赶紧披了衣服,点了煤油灯出来。一看到是我,心知不妙,马上跪在地上叫:“区长饶命!”我说:“你认贼作父,干了很多坏事,人民政府今天要依法处理你。”我们几个队员就把他像死猪一样拖出去崩了,还留了一张大布告,历数贡坤坤认贼作父、迫害百姓、敲诈勒索,特别是向鬼子告密的罪行,宣布对其严惩。

        后来,我们又打死几个特工,缴到几支短枪,还到丹阳城门口抓了几个伪警察。这样一来,消息四面八方传开了。茶馆、酒店到处都在谈论,老百姓伸出四个手指悄悄说:“新四军没有走啊,还在啊。你看,鬼子清乡清了半天,新四军没有被清掉,这些伪镇长、汉奸、特工都被新四军搞掉了。”到了6月份形势好转了,我们武工队也已发展到十几个人,短枪也有十几支了。反“清乡”斗争这个时期是对我人生的严重考验,我从一介书生变成了一个武工队队长,经常带了驳壳枪去战斗,到街上去打汉奸、捉特务,不能用枪打时,就用刺刀捅。1943年6月22日,主力部队进入清乡区延陵据点,延陵据点是敌人清乡指挥中心,我带头冲进去,取得全歼延陵伪军二百五十人的大胜利。

        除了武装斗争,我们还做统战工作。当地有两个汉奸头面人物。一个叫贡友三,是个知名人士,他的儿子贡振钧是帮会头子,手下有几百个徒弟。当时延陵区伪区长一职好多人不敢干,就他想干。我写信给贡友三,警告他立即阻止他儿子当伪区长,否则按“国法论处”。第二个人叫贡树荣,是国民党上校军官,有上千亩土地,他要当伪自卫团长。我就带了人上门找他,吓得他连连保证说,决不当伪职。一个伪区长不许干,一个伪自卫团长没敢干。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延陵地区的伪化就基本上制止了。事后很多伪乡长、伪镇长都写信给我,说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愿意为抗日政府做点事。

        10月,我们又进行了反封锁,火烧竹篱笆。地委在茅山顶上举火为号,茅山的各个县,镇江、丹阳、句容、金坛等一起行动,同时举火烧竹篱笆,把鬼子的封锁线烧毁。一下子,火龙腾空而起,把半边天映得通红。大家真高兴啊,这一把火,就把鬼子“清乡”最后的标志给消灭掉了。苏南区党委书记江渭清后来回忆说:“苏南茅山地区的反“清乡”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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