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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是华中人民的长城 1

新四军与上海 2022-02-21 14:09:47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暨新四军成立80周年,回顾新四军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对于弘扬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南方红军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的抗日武装

        新四军是在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背景下,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新四军是华中抗日的主力军,立下了丰功伟绩,被毛泽东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新四军继承了叶挺独立团、红四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光荣传统,用忠诚和热血锻造和发展铁军精神,被誉为“铁军”。新四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其光荣历史是解放军军史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血脉传承关系。

        (一)新四军的组建背景与由来

        南方红军游击队来源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中央苏区留下的红军部队。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建立的全国13块根据地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根据地,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5个省级政权,97个县。[1]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集中重兵对苏区进行围剿。由于敌众我寡,被迫采取分散游击,形成几个独立指挥单位。如项英、陈毅领导的赣南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导的闽西游击区,黄道、曾镜冰领导的闽赣边游击区。二是“两个军团的后代”。即: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粟裕、刘英等领导的浙赣边、浙皖边及浙东等地的游击队和红六军团留在湖南、江西等地的游击队。三是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游击队。这些部队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形成了各自为战的14个游击区(不包括琼崖游击纵队)。[2]

        陈毅元帅曾深有感触地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艰难的阶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也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历史贡献,一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同敌人进行殊死拼搏,牵制了数十万敌军,配合和策应了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二是战胜艰难险阻,经受严峻考验,保留了我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但又玩弄“北和南剿”的阴谋,调集40多个正规师60多个保安团,加大了“围剿”力度,妄图在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前,铲除共产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闽北红军当时有近3000人,敌人调集9个师旅进行“清剿”,闽北分区司令员吴先喜、红军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等指战员英勇牺牲,部队只剩700余人。湘鄂赣红军十六师,几度受挫,几度重建,最多时5000余人,最少时只剩几十人。到下山整编时,又发展到500多人。南方游击区保留的游击健儿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一支经历艰苦卓绝斗争和腥风血雨考验的英雄部队,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革命武装,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人民革命的种子。正如陈毅所说的:“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3]1937年12月13日,党中央对此作出高度评价,南方各游击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分。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4]

        (二)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迫使蒋介石集团放弃对中共武装“北和南剿”的方针。1937年7月18日,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组编问题再次谈判,因蒋介石固执偏见而形成僵局。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东南战场形势严峻,周恩来再次提出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国共双方取得共识后,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叶挺,希望他出面组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以便尽快下山抗日。

        叶挺欣然接受了这一重托,与国民党有关人士进行商谈。蒋介石认为,叶挺脱离共产党十年了,由叶挺指挥中共南方游击队,既可调动红军游击队到前线抗日,又可利用叶挺控制这支部队。于是未征得中共同意,于9月28日签发了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任命。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关于叶挺任命的电令,标志着新四军的诞生,在1939年被确定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叶挺领到新四军关防和5万元开办费后,没有急于就职,他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等接洽,“声明完全接受共产党领导”。

        11月3日到了延安,受到党中央热烈欢迎,并予以认可。11月7日项英也到了延安,与叶挺商量了新四军组建问题。12月14日,中央决定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为项英,副书记为陈毅。[5]随后,中央又从陕北调来一批干部担任新四军各级领导。根据项英提议,项英、陈毅、周子昆、傅秋涛、张鼎丞、刘英、高敬亭、谭余保、曾山九人组成新四军军分会,项英、陈毅、周子昆(后增补袁国平、张云逸)为常委,书记为项英,副书记为陈毅。1940年增补饶漱石为委员。这是新四军党的最高领导机构。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武汉召开军部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成立。

        1938年1月,国民党当局核准了由中共提名的新四军负责人名单: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全军编为四个游击支队。

        一支队由赣粤边、湘赣边、皖浙赣边等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为陈毅,副司令员为傅秋涛。辖第一团,傅秋涛兼团长;第二团,团长为张正坤,共2500多人。

        二支队由闽西、闽南、浙南、闽赣边等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为张鼎丞,副司令员为粟裕。辖第三团,团长为黄火星;第四团,团长为卢胜,共2500多人。

        三支队由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组成,张云逸兼司令员,副司令员为谭震林。辖第五团,团长为饶守坤;第六团,团长为叶飞,共2200多人。

        四支队由鄂豫皖、豫南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为高敬亭。辖第七团,团长为杨克志、政委为曹玉福;第八团,团长为周骏鸣、政委为林恺;第九团,团长为顾士多、政委为高志荣;手枪团,团长为詹化雨、政委为汪少川,共3100多人。[6]

        一、二、三支队各团辖3个营,未配政委,由军事副职履行政工干部职责。四支队七、八、九团各辖2个营,配政委。全军1万余人,枪6200多支。军部辖教导总队、战地服务团、总兵站、特务营等。1939年后,组建了罗炳辉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委的第五支队,彭雪枫为司令员兼政委的第六支队和李先念为司令员、朱理治为政委的豫鄂挺进纵队。由黄克诚等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地方党组织和一些爱国人士组建的抗日武装等,陆续编入新四军。

        同时,新四军在全国设立50多个办事机构,负责与国民政府协调,洽领军饷军需,筹措物资器材,接受捐赠,安置伤残人员等,为新四军组建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仅1938年至1939年为新四军输送了3万余人。有些办事机构实际是我党的工作机关。如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又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机关,河南竹沟留守处是中共河南省委机关、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福建崇安留守处主任曾镜冰,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皖南事变后,这些机构被迫转人地下,成为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新四军历史以皖南事变为转折点,分为两个时期、六个阶段。一是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组建新四军(1937年秋至1938年春);二是战略展开,组织敌后游击战争(1938年春至1940年冬);三是反“扫荡”“清乡”,克服困难坚持抗战(1941年春至1943年年底);四是局部反攻,恢复发展根据地(1944年春至1945年8月);五是全面反攻,保卫胜利果实(1945年8月至1945年年底);六是番号存在,任务转换(1946年1月至1947年1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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