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四军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
（一）华中抗日的主力军
新四军集结后首要解决的是发展方向、行动方针和作战方式等问题。1938年5月4日，毛泽东下达了重要指示。要求新四军主力迅速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在平原水网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消耗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恰当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要项英保持与叶挺的良好关系等，这是新四军作战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1938年4月28日，粟裕率先遣支队赴苏南战略侦察。随后，陈毅、张鼎丞率第一、二支队挺进江南，叶挺、项英带领军部，张云逸、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到达皖南，高敬亭率第四支队进至皖中。5月12日在安徽巢湖蒋家河口、6月17日在江苏镇江韦岗先后取得对日首战和苏南敌后首战的胜绩。随后，第一支队竹子岗战斗首俘日军，第二支队奇袭官陡门，第三支队繁昌五次保卫战，第四支队安（庆）、合（肥）公路伏击，第五支队三打来安城，游击支队窦楼镇歼敌，豫鄂游击独立大队鏖战余家店，“江抗”东进苏常太，激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火烧虹桥机场等，新四军敌后抗战全面展开。
政治上，新四军逆着国民党军大溃退毅然挺进敌后，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春雷，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日精神，据局部而扼全局，政治影响大，战略地位高。经济上，新四军切入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的华中敌后，在日伪军指挥中枢的周围和补给通道两侧开展游击战，遏制了敌“以战养战”的企图。军事上，把日军后方变成前线，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粉碎日伪“扫荡”、“清乡”，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成为华中抗日主力军。
抗战胜利后，为反对蒋介石集团独吞胜利果实，新四军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动进攻，如两淮、盐城、桐柏、高邮战役等，以及华丰受降，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新四军共对日伪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敌29.37万余人，俘敌12.42万余人，另有5.4万余日伪军投诚反正，敌人总损失达47.19万人。攻克据点1381个、县以上城市52座。缴获火炮690门、轻重机枪4821挺、长短枪23.59万余支，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达3420余万。
自身伤亡8万多人，团以上烈士322人。新四军发展到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8]
（二）与八路军并肩战斗
抗战期间，八路军进军华北，新四军开拓华中，南北呼应，并肩作战，发挥了整体效应。1939年冬，新四军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但华中仍有广地区尚待开辟。苏北全属敌后，开辟苏北根据地，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陈毅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做通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迅速北上，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多次进攻。黄克诚率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与新四军会师，加强了发展华中的突击力量，改变了苏北的政治形势和力量对比，为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将八路军、新四军各个击破或限死于黄河以北的阴谋。1944年11月，王震司令员、王首道政委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在新四军五师接应下到达湖北大悟山地区，共同开创了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发展了中原与华南的抗日武装力量。
（三）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主要战场，对于抵御日军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与正面战场配合，陷日军于腹背挨打的地位，为粉碎日军“三个月解决支那问题”的企图作出了贡献。1938年，新四军毙伤俘日伪军近4000人，击毁汽车180多辆，破坏桥梁90多座，严重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和指挥中心。皖南是控制长江中下游航线的战略要地，新四军皖南部队作战200余次，其中，繁昌五次保卫战歼敌近千人，1940年10月，皖南反“扫荡”作战歼敌近3000人，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鼓舞了敌后军民的胜利信心。
国民党当局曾屡次嘉勉，指出：“新四军叶挺部游击颇为努力”、“斩获独多”、“能相机策动，予敌以重大打击，殊堪嘉奖”等，并认为新四军游击作战经验“颇有价值”，“颇有见地”，令“责列教令”。但好景不长。1940年夏，国民政府军委办公厅提出，为避免在制裁新四军时宣传方面出现被动局面，建议“对该军嘉勉电文宜减少，措辞亦宜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扩大宣传”。此后，就难以见到对新四军的嘉奖电文了。
新四军对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部队都争取团结合作，携手杀敌。1938年，新四军第四支队奉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电令，收复无为、庐江两县城，并迎护国民党委派的县长到任。1939年，彭雪枫率游击支队配合国民党第二军进行毫州保卫战。1940年，叶挺率部浴血奋战，收复被日军占领的泾县，又交给国民党第五十二师接防。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仍以大局为重，相忍为国。
新四军第四、五师曾有力牵制向豫南国民党军进攻的敌军，在郑州战役、侏儒山战役和中原会战中，主动配合正面战场，对敌展开攻势。
（四）维护抗日、团结、进步的坚定力量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促使国民党当局动摇分化。国民党当局转向一面抗战、一面反共，并多次秘密与日谈判。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随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20多位中央委员及58位将官公开叛国投敌，建立伪政权。针对日趋严重的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危险，中共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国同胞向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作斗争。
新四军反顽作战3212次，毙伤顽军65382人，俘虏和投诚起义77 938人，我军伤亡30544人。［9]首先，反顽作战发生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之后，地点在敌后战场，不在国统区；其次，大多数是顽军主动进攻，我军被迫自卫，责任主要在顽军，对其俘虏一律优待释放；其三，反顽斗争是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原则是有理有力有节，讲究政策策略，斗而不破。以斗争反对投降，以斗争促进团结，以斗争谋求进步，以斗争赢得发展，新四军是在抗日和反顽斗争中发展壮大。
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确定了新四军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明确了三个原则：一是哪个地方空虚，就向那个地方发展；二是哪个地方危险，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是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来活动，就向那里发展。［10]毛泽东曾明确指示：“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妨碍我在敌占区的抗日战争，而又在兵力对比有利的条件下，才可以集中相当数量之兵力，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反击，取得胜利，其目的也在于便于我党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而应该向他们灌输主要打日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的思想，以提高他们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的认识和情绪。”［11]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在华北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挫败后，将重心转向华中新四军。
1940年3月，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取得的定远、半塔集自卫战胜利，是首次反顽作战的胜利，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0年9月4日，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派兵向新四军黄桥根据地进攻，新四军顾全大局，主动放弃黄桥以北阵地。陈毅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请令韩部以抗敌为重，停止进逼。6日，韩部进至营溪以南，新四军被迫自卫，韩军败阵后又占领了姜堰。13日，新四军攻克姜堰，再次呼吁韩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主动退出姜堰。9月30日，韩德勤纠集3.4万人马进攻只有7000人的新四军江北部队。新四军一是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孤立韩顽。二是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顽的战法，歼灭顽军1.1万余人，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落水毙命，六旅旅长翁达自毙。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等5000余人被俘，缴获各种火炮62门和大批枪弹物资，新四军伤亡900余人。新四军根据中央指示，对战俘优待释放，一个不杀。10月1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一律不杀反共俘虏的指示下发各部队。黄桥自卫战是新四军反顽作战最重大的胜利，打开了华中抗日新局面。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纠集8万多人，突然袭击围歼正在北移途中的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诬蔑新四军为叛军、撤销番号。新四军皖南部队浴血奋战七昼夜，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谈判中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牺牲。近两千人突围，两千多人伤亡，少数被打散，被俘关押4300多人。其中，干部680多名，不少被残杀或折磨致死。这是抗战时期中共军队遭受最严重的损失。中共中央采取军事上坚决自卫，政治上猛烈反攻的方针，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行，提出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等12条善后处理办法。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未到职，后为谭震林）。部队编成7个师、1个独立旅（后又组建浙东游击纵队）。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占了便宜，政治上失去了人心，在国内外舆论强烈谴责下被迫收敛妥协，声称并保证，“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维护了国共联合抗战局面。
1943年2月，日伪军“扫荡”韩德勤部，新四军三师频频出击，牵制敌军，掩护韩部转移至根据地休整，并给予粮草、经费接济。而当敌军“扫荡”新四军盐阜根据地时，韩却背信弃义，趁机率重兵侵占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中心区。新四军四师在二师、三师配合下，向韩军发起进攻，击毙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夏光、独立六旅旅长李仲寰，韩德勤等1000余人被俘，新四军伤亡200余人。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新四军释放俘虏，发还武器，陈毅与韩德勤谈话，礼送出境。
（五）为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的贡献，一是顽强地坚持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消灭和牵制了敌大量兵力。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在中国兵力最多时达40个师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日军被迫在中国保持27个到29个师团，约100万以上兵力。二战中，日军伤亡198万余人，其中，在中国战场伤亡113.4万余人，约占70%.二是防止了德、日、意三国汇合夹击苏联，使苏联能集中力量打败德国。三是牵制了日军“南进”计划，支援了英美盟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的作战。新四军作为华中抗日主力军，最多时抗击和牵制日军16万，占侵华日军总数的22%;伪军23万，占总数的30%,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9月，为策应美军在我东南沿海登陆，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向江南发展，以便在战略反攻时配合盟军登陆，“破敌、收京、入沪”。由粟裕率领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成立苏浙军区，组织政治动员和山地训练，取得了天目山反顽作战胜利，扩大了反攻的前进阵地。
1945年春，美空军在新四军五师建立无线电网，设电台8部。半年中，每日或间日向美方提供日伪的基地、机场、仓库、兵营、指挥部，以及兵力调动等情况。由于情报及时准确，提高了轰炸效果，曾多次受到美方赞扬，称其是真正的抗日友好部队。
1944年2月到1945年6月，华中根据地军民营救了二十多名美军飞行员，及时进行抢救和治疗。在抢救转移中，有的部队指战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4年8月20日，美军一架B29重型轰炸机在江苏建阳县坠落。少校飞行大队长萨伏爱等五人幸存，日军倾巢出动搜捕。新四军盐阜独立团以牺牲四名战士的代价，抢救了五名美军飞行员。1941年1月2日，美军少校飞行员瓦特因飞机被击中而跳伞，在与前来抢夺美军飞行员的日军战斗中，宿南游击队队长潘成焕和区长王国藩等三人牺牲，游击队专门派两个班护送瓦特到淮北根据地。
（六）对华东解放战争胜利发挥重要作用
从1945年9月抗战胜利，到1947年1月新四军编制撤销，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有许多重大变动。一是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中作出让步，决定新四军江南部队全部撤到江北。途中，国民党军进行围堵，受到一定的损失。二是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三师调东北野战军，五师编入中原军区等。三是解放战争初期，新四军取得苏中、涟水，苏北、鲁南战役胜利，歼灭了敌大量有生力量。
1947年1月21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华东野战军12个纵队中，由新四军整编而成的有一、二、四、六、七、十一、十二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后改编为解放军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三十军。新四军三师、五师等部队编入东北、中原和晋察冀野战军，后改编为三十九、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九军的部分部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的部队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洛阳、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漳厦、舟山、一江山岛等战役；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先后参加了四平、三下南、1947年夏秋季攻势、辽沈、平津、恒宝、广西、广东、海南岛等战役；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和中原军区的部队，先后参加了大别山内线作战，以及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战役。第三野战军歼敌245万余人，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七）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1.实践和丰富了人民军队建设理论
政治思想建设上，新四军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继承红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保持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执行严格的纪律，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了“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团结、铁的意志、铁的作风”和“跟党举旗的坚定信念，英勇果敢的钢铁意志，相忍为国的博大胸怀，坚韧不拔的顽强作风，众志成城的精诚团结，步调一致的自觉纪律”的铁军精神。
武装力量建设上，实行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地方武装主力化、迅速充实主力部队的发展道路。主力部队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为主，地方武装执行守土抗战任务为主，相互配合。部队发展既考虑到战略任务需要，又考虑地方人力、物力、财力承受力。注重质量建设，加强训练和实战锤炼，不断提高战斗力。
后勤保障建设上，除战场缴获外，在经费紧张、设施简陋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依靠根据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办后勤。军工生产、医疗卫生、财政建设、军需供应、军交运输等都保障了作战和部队建设的需要。
文化建设上，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各部队和根据地英才荟萃，大显身手，创建了抗大分校、江淮大学、华中建设大学、雪枫大学、鲁艺分院，以及中小学8765个，教职员1.6万余人，学生近50万人。新四军创作抗战歌曲500多首，近百个文艺团体排练800多个剧目，创办80多种报刊，及时传达党和根据地政府的声音，宣传战斗胜利和英模人物，鼓舞人民斗志。有些经典作品经久不衰。［12]
2.实践和丰富了人民战争理论
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核心为“兵民是胜利之本”。新四军自觉实践和丰富了人民战争理论，使日伪军变成聋子瞎子，处处被动挨打，陷入灭顶之灾。
淮海战役是人民战争体现最充分最壮观的战役。战役中，支前民工达543万人次，出动担架20.6万副，大小车88万辆，筹运粮食9.6亿斤，转移伤员11万余名。陈毅司令员曾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3.实践和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一是创新发展了游击战争理论。新四军具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担负起华中敌后抗战重任。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游击战争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坚持“制敌而不受制于敌”，变被动为主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作战；坚持保存自己，歼灭敌人，进行反“扫荡”、反“清乡”作战；坚持游击战的隐蔽突然，部队轻便灵活，指挥统一协调，积小胜为大胜，尤其是创造了适合华中平原和水网地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二是实践和开拓了大兵团作战理论。新四军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兵团作战理论，首先组织好小兵团作战，实现由小兵团过渡到大兵团，然后组织好大兵团作战，由单一的大兵团作战发展到各个战略区配合作战，实现大兵团联合作战，这是重大的战略指导理论。1946年7月，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发起苏中战役，歼敌5万余人，延安总部称之为“七战七捷”，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成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
（八）华中抗日根据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华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华中是日伪的心脏，其千方百计巩固对华中的占领，疯狂掠夺资源。华中曾是国民党统治中心，其接受了在华北将部队全部撤退后，八路军敌后大发展的教训，总是想方设法保持在华中的阵地。华中是共产党、新四军发展的重要地区，是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为最重要的生命线”，我党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华中各种力量的斗争呈现出长期尖锐复杂等特点。
华中根据地范围为“七省八块”，即苏、皖、鄂三省大部，浙、赣、湘、豫四省各一部，由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块根据地组成。［13]华中根据地是新四军用枪杆子开辟的，使3420多万人民获得解放。根据地人民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新四军，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华中根据地是我党“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成功实践和发展，不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准备了战场和前进基地。华中根据地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优秀人才，为抗日战争胜利和新中国建设准备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其历史经验主要是：
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新四军打到哪里，就协助当地恢复或新建党的组织，地方政权以共产党为核心，实行一元化领导。高度重视党风廉洁建设，提出加强共产党员修养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新形势下我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考验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必须学习借鉴华中根据地党建经验，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时，要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谬论，坚持听党指挥这个永远不变的军魂。
抗战时期，存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国民党控制的独裁腐败政权和日军操纵的傀儡伪政权三种类型。抗日民主政权是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优越性，体现出强烈的凝聚力、动员力和战斗力，在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经验和制度得到推行。当前，国内外高度关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人打着民主、人权、自由的幌子，妄图照搬西方政治民主模式，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借鉴华中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有助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充分健全的人民民主。
华中根据地大力抓好经济建设，实行减租减息、建立工商税收金融商业等经济体制和政策、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等，独立承担坚持敌后抗战重任。学习研究华中根据地经济建设历史经验，有助于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竞争力。
华中地区是中国先进文化，特别是抗日救亡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之一。华中根据地的文化是同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不仅为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而且为中国文化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经验。我们要以此为鉴，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中华文化的竞争力。
注释
［1]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原中央苏区范围认定的有关情况》，2013年7月23日。
［2]《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9页。
［3]《忆三年游击战争》，引自《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4]《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5]《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72页。
［6]《新四军在华中》，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7页。
［7]《新四军综述 大事记 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8]《新四军综述 大事记 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479、520页。
［9]《新四军综述 大事记 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80页。
［10]《新四军综述 大事记 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1]《南下部队应依据五岭山脉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566、581页。
［13]《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作者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