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华中地区坚持斗争的新四军作出了卓越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样，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1]“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2]“如果没有八路军在华北、新四军在华中及中共游击部队在广东及海南岛坚持抗击百分之六十四的日军及全部伪军，中国抗战局面必定早已不能支持了。”［3]1944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坚定地表示：由于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两支打仗的军队，“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4]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军事报告中，对我军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肯定：“八年来，我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敌人进行了空前英勇的、残酷的、可歌可泣的胜利战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5]本文从下述三个方面论述新四军在全面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
一、从战略利益看，富饶的华中地区是日军、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方必争之地
华中地区位于中国的中东部，主要涉及苏、浙、皖、鄂、豫五省。该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口稠密，交通比较发达，经济繁荣，是中国最为富饶的地区。抗战时期，富饶的华中地区是日军、国民党和我党三方必争之地。这主要是因为：
对日本侵略军来说，华中地区是掠夺中国人力、物力、财力，实施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方针的重要区域，也是实施南进计划的后方基地之一。
从上海失守到武汉沦陷的近一年时间内，华中重要城市南京、苏州、杭州、徐州、安庆、合肥、九江、开封、郑州等相继被日军侵占，华中大部分地区已经沦为敌后。侵华日军总司令部（1939年9月4日，日军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和汪伪中央政权均设于南京，南京是日、伪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为其全力维护的战略要地。
对于国民党来说，由于华中地区的南京、上海、杭州、武汉（这个号称“九省通衢”的华中最重要的城市，曾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等大城市，是由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势力重心，是国民党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的老巢，也是美、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中心。因此，对于国民党来说，华中地区的得失是生死攸关的，当然不会轻易让日本侵略军占领。在1938年10月以前的一年多时间内，国民党政府调集大量兵力，先后组织了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武汉战役。由于敌强我弱，这些战役虽歼灭了大量日军，但都遭到失败，一大批大中城市沦于敌手。这对于华中地区众多的中小城市、县镇和广大农村，国民党绝不肯轻易放弃，也不情愿让给共产党，所以在战败撤退时有计划地在华中敌后留有相当大的兵力，占据着许多地盘。1940年11月毛泽东指出：“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我军占优势，另方面在那里聚集着不同系统的地方军和杂牌军。”［6]国民党这样做，是汲取了在华北敌后开始没有留兵的“教训”，总是想方设法保持在华中敌后的势力，在上海、南京、武汉沦陷后，有计划地留下了几十万军队和一批地方游击武装，还留下了省政府、督察专员公署、县政府等一批地方政权，他们退居山区和农村，占据了敌后一些地盘。显然，他们这样做，虽有阻碍日军继续进犯的作用，但其战略目的是为了遏制我党和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发展和扩大根据地。正因为如此，华中地区的敌后是国民党顽固派同共产党争夺最激烈的地区，特别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从1940年春起，“摩擦”中心便由华转向华中。在江北，韩德勤、李品仙由东西两面夹击我淮南、路东、路西根据地。在江南，顾祝同、冷欣则向苏南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步步进逼，后又转向江北，韩德勤指使李明扬、李长江部向新四军进攻。自皖南事变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更是大肆出动，抢夺敌后地盘，甚至和日、伪军配合进攻华中根据地。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7]华中根据地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华中是“联结华北华南之枢纽”，是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主要发展方向，也是巩固华北、坚持抗战的必要条件。
占有华中关系到华北抗日根据地能否巩固、抗日战争能否持久、能否取得抗战全面胜利，因此创建华中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尽全力同国民党当局争夺华中。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的新情况下，争夺华中就显得尤为紧迫。1939年4月，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加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8]同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刘少奇、项英等人发出指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停止。”［9]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刘少奇等的电报中指出：“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10]为此，中央军委提出十分明确的要求：“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11]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告诫全党：“华中是国共必争之地”。［12]“我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打破李品仙的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之紧急任务。”［13]从上述电文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华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要求新四军以坚定的决心、较快的步伐发展华中。我党绝对领导的新四军不负重望，在华中党组织的领导和八路军的大力支持下，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赖以生存、发展和歼灭日伪军以及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事进攻的战略基地
毛泽东说过：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14]因为华中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给华中地区的党组织和新四军领导人发出指示，要在华中敌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为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二三月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与东南局书记项英及新四军军部领导反复研究，将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明确地概括成三句话：“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15]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方针。后来，中央书记处将这一方针概括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要求，从1938年4月起，新四军各支队纷纷积极主动地深人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至1938年年底，新四军各支队在华中敌后展开，初步创建了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两万五千余人，为东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战，党中央在组织上采取了重大举措，决定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进入华中敌后，加强对长江以北苏皖豫鄂地区党政军的全面领导。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11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经豫皖苏边区抵达皖东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同年12月至1940年2月，中原局连续召开三次会议，深入讨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中原局建议中央派一部分八路军南下，协同北上的江南新四军，支援江北新四军，大力发展苏北游击战争。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和新第二旅共五个团，计1.2万余人及教导营干部500余人，由冀鲁豫南下。8月中旬进入淮海地区。10月10日，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在东台白驹镇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一师会师。1940年11月，为统一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华中总指挥成立，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挺抵达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华中敌后，在一次会议上对华中地区共产党员和新四军的干部十分形象地说，打日军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在华中平原水网地区这种不利地形为什么能够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主要是由于：一是政治资源深厚，华中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富于革命传统和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地区，是党旗军旗升起的地方。这就为创建华中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二是党组织健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华中地区共产党的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各级党组织也已经建立起来。比如，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长江局；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原局（194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中原局改称华中局）。与此同时，各地又相继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安徽省工作委员会、闽浙赣临时省委和湖北省委，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各级党组织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核心。三是建立民主政权，保障新四军的供给，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改造基层政权，开展抗战文化活动，等等。有了抗日民主政权，我党就可以把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发动、组织和武装起来，新四军的兵源和供给就有了充分的保障，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建立武装民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1940年年底，新四军部队已完成战略展开，创建了苏南、苏北、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鄂中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经过数年的创建和发展，到1941年年底，面积已达4.5万平方公里（包括游击区共达6.2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0万，初步建立了各级抗日政权，地方武装（地方军和民兵）发展到55.6万余人。
从1941年开始，华中敌后抗战进入艰苦坚持的严重困难时期。华中日、伪军趁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调整兵力部署，将11万日军、15万伪军全部用来对付新四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苏中、苏南、淮北、苏北、皖江等地疯狂地进行多次“扫荡”。但这些“扫荡”行动均被我根据地军民粉碎。
从1942年夏季起特别是1943年春季之后，日伪军开始进行“蚕食”活动，也被我根据地军民挫败。
到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已经建立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东、浙东等8块抗日根据地，先后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20余万。［16]新四军战斗于日军占领的上海、南京、徐州、武汉、杭州、合肥、郑州等大中城市周围和水陆交通干线两侧，对侵华日军指挥机关和运输补给造成严重威胁，最多的时候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困守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这不仅减轻了华北和晋绥、华南等抗日根据地的压力，而且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这就充分体现了新四军在全面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