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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在上海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1

新四军与上海 2022-02-24 10:15:24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同上海人民抗日战争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它们共处于华中抗日战场的统一体中,同日本侵略者处在统一体的对立面,新四军与上海人民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是上海人民抗战坚强有力的后盾,上海人民亦对新四军进行积极大力的支持。       

       从以前两次“新四军与上海”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的综合情况看,上海人民对新四军支援的研究探讨较多,而新四军对上海的抗日斗争的影响与作用,研究探讨略少。所以本文拟从新四军在上海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探讨,初步思考有这几个方面:

       一、新四军的抗战为上海人民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偌大一片东北三省的领土就轻而易举被日军侵占。

       上海人民非常不满,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但不断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沦陷,华北、华中以至华南大片国土沦丧,上海的周围亦被日军侵占,上海仅存的租界地尚未沦落,故被称为“孤岛”,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转入地下斗争。当时“孤岛”的空气沉闷压抑,不少人对时局前途感到迷茫、悲观。

       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成立,1938年4月新四军集中整编完毕后陆续投入抗日战斗,深入华中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通过上海各界人士到根据地的慰问活动,如上海市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上海地方协会派赴三战区慰问第三战区将士的演剧团和外国记者到华中根据地的访问,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介绍新四军对日军作战的真实情况。例如1938年12月,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的当天晚上,新四军军部即召开欢迎大会,由新四军政委项英致欢迎词,请慰问团团长顾执中讲话,还表演了文艺节目,气氛十分热烈。第二天后由新四军军部慰问团检阅新四军的部队,参观访问新四军所属单位医院、工厂、学校等,让他们看到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志和生产积极性,第四天,慰问团被邀请在大礼堂听项英作形势报告,第五天组织慰问团与国际进步人士史沫特莱进行座谈。

       慰问团回沪后,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还发了感谢信。[1]这对慰问团成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战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回到上海后,向上海广大人民宣传他们的所见所闻。如上海煤业救护队的陈昌吉,到新四军根据地慰问后大受启发,坚决要求加入新四军,回上海时带了大批宣传品,在群众中广为宣传,大大地吸引了上海爱国青年,使他们明确了应该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的正确方向。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访问新四军和皖南根据地后,返回上海在《大美晚报》连续发表了十余篇介绍新四军的报道,并整理改编成单行本,取名《新四军》,出版发行,使上海人民了解新四军。上海人民开始知道新四军正战斗在华中地区、在上海的周围,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队伍,是一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坚决进行抗日斗争直到最后胜利的军队,这使上海人民在迷茫中看到了曙光,明白只要坚持抗日斗争正确的政治方向,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在华中地区进行抗日作战,就能互相配合地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二、新四军英勇抗日大大地激励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亦坚定了抗日救亡的信心

       由于上海的许多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新四军对敌斗争的报道,如马骏的《战斗中的新四军》,《文汇报》的《新四军挺进江南声势浩大》、《新四军挺进苏南与日军激战》、《新四军袭击句容城》、《新四军在南京芜湖地区打击日军》、《新四军歼灭驻延陵日军大半》等;《申报》的《新四军克复扬中》、《新四军在苏锡常地区不断袭击日军》、《“江抗”在上海近郊袭击日军》、《粟裕将军论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等;《大美晚报》的《新四军控制沪宁线各村庄》、《新四军不断创造光荣的战史》等;《每日译报》还先后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周恩来的《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等,斯诺夫人的《东战场的新四军》、英国人J.Bruce的《新四军印象记》、吴蔷的《新四军:一支异样的军队》、石萌的《活跃在江南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后来又发表了《陈毅将军访问记》、《东战场新四军访问记》、《上海青年到沦陷的家乡去》等文章;《译报周刊》出版了《新四军特辑》和《新四军小丛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新四军的组成和战斗情况。这使上海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新四军抗击日军的神圣历史使命,使上海人民不仅热情地支援新四军,有的还直接投奔新四军。

       再如当时上海郊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特别是新四军“江抗”东进到上海郊区,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各系统如职委、妇委、工委等组织工人、妇女、学生到青浦、嘉定慰问新四军,让上海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民族反侵略斗争的希望,从而更加坚定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斗争,大批青年要求参加新四军,奔赴战场打敌人。如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下属的五十二团与五十四团,上海青年占80%,五十二团以上海工人为主,打仗勇敢,被称为“老虎团”;五十四团以上海学生、职员为主,学历较高,被称为“文化团”。[2]整个全面抗战中上海约有2.1万人参加新四军。

       三、新四军开辟和发展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质上亦是上海人民抗日斗争的根据地

       新四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华中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对日作战中先后开辟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中、浙东、鄂豫皖等8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既是新四军各师的根据地,实质上亦是上海人民的抗日根据地。正是由于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不仅带来了上海人民对抗日斗争的热情高涨和信心百倍,而且由于日伪以主要兵力来对付新四军,实际上大大减轻了上海人民抗日斗争的压力。

       如日伪军对苏南进行“扫荡”或“清乡”,都要从上海的驻军中抽调兵力参加,客观上会减少对上海的管理与控制。因为日军在中国漫长的作战线上,其兵力是远远不足的,它只能在交通要道的点线上布置兵力,所以一旦要作战,必须从城市与点线上抽调兵力。

       有了华中根据地,上海人民抗日斗争的回旋余地就大了。华中局情报部机关因为上海形势错综复杂,故安置在根据地,而情报战线的斗争场地则在上海。一旦形势严峻,有些党员和干部已经暴露或遭敌人通缉,就可以撤回根据地“老家”。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全面进驻上海租界,更加严厉地实行殖民地管制。在这种形势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江苏省委于1942年8月开始撤到淮南根据地的安徽天长县顾家圩子,先后共200余人都有计划地安全到达。在根据地继续领导上海地下党的抗日斗争,直到抗战胜利。这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对上海的极大支持,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并保证了江苏省委继续领导对其管辖地区的抗日斗争。

       四、新四军各部在上海设立的点站,增强了上海抗日斗争的力量,更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41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设立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杨斌任主任。1942年新四军军部又在上海开设报关行,孙郁文具体负责,后又增派冯铭铨为上海办事处副主任,报关行划归冯铭铨领导。办事处在上海先后开设益星商店、海昌商行等作为秘密联络点,政治交通员先后有20多人。[3]其主要任务是传送文件、信件;护送来往于根据地与上海的干部与有关人员;采购与运输必需的物资。他们在与上海地下党各系统的联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传递文件和报告,护送上海地下党人员到根据地工作与参加整风学习,还护送上海文化界知识界和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士,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去参观访问,抗战胜利时又护送江苏省委领导机关迁回上海,护送干部进出根据地有1000多人。

       新四军各师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实际上都在上海建立秘密联络点线或者说地下交通线,例如苏南根据地的江南特委派荣健生建立苏南到上海的交通线,他开辟了两条线路;苏南区委又派陈永清建立东路特委交通总站,陈永清任主任,另建两个分站:常熟分站,任为钱再兴;苏州分站,主任为汪良。交通站的任务就是负责与上海党的交通联络工作,接受上海党组织输送的人员和物资,同时也运送根据地人员到上海,并在上海采购物资运回根据地。[4]随着根据地的发展,特委把东塘的苏州分站改为总站,分管常熟的董浜站和无锡的后屯站,康迪长期担任交通员,出色完成了采购军需物资的艰巨任务。后来荣健生、张达平调根据地工作,由李子明负责开辟了两条交通线:一条是淮南线,经扬州、仪征、六合等地进入根据地,根据地由杨秉超负责;一条是苏中线,经扬州、靖江、南通等地进入根据地,根据地由荣健生负责。[5]

       皖南事变后,浙东国民党顽固派气焰嚣张,台州地委接受浙江省委委托直接部署了撤退干部去苏北根据地工作,在台州海上建立一条通往苏中的交通线,在上海设立地下交通站。交通线路是海游、沈家门(或宁波)、上海到南通。由王瑞清(王岚)、应钧、胡其清等任交通员和交通工作。上海地下交通站从1941年9月设立至1942年5月结束,共转送干部100多人。

       1942年,为了粉碎日军发动的“清乡”,摆脱“背海作战”的局面,粟裕提出建立海上武装,以控制沿海海面,扩大交通线,争取斗争的主动权,派陶勇任海防团团长,其活动范围南到长江口,北到连云港,任务是打破敌人的封锁,开辟海上运输线,运送物资到根据地。海防团在斗争中不断发展,1943年扩建为海防纵队,辖三个团,仍由陶勇任司令员,这个纵队开辟了苏中同苏北、山东、上海、浙江等地的海上秘密交通线。另外,浙东新四军海防大队也开辟了从上海到浙东的海上交通线。当时以南汇一带为基地,以经商为名从上海采购大批物资去到浙东,并护送干部往返于上海与浙东之间。

       由沈友初等在南汇开设协利昌商行,保持了浙东新四军交通线。[6]再如粟裕布置张渭清在上海建立秘密兵站,采购军需物资。张渭清于1944年想方设法将一批无缝钢管、迫击炮座和机床,通过层层关卡,终于送到了苏中根据地,充分表现了他们的智慧和胆略。但日军发现物资失窃,将张渭清等拘捕,严刑拷打,他们忍受痛苦,矢口否认,先后获释,又继续战斗在地下交通线上。[7]

       新四军中的这批政治交通员是一支高素质的战斗队伍,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坚定,忠于党的事业,而且有超人的革命胆识和机智英勇,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支特殊的战斗部队活跃在华中根据地和上海之间,对上海的抗日斗争是一个极有力的支持,实际上亦构成了上海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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