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创建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但长久以来，学界对其筹组过程中的曲折、复杂过程缺乏较深入的研究。我以当时的文电资料为基础，试对这一过程进行条分缕析，以期能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深化有所助益。
一、有关叶挺出面改编南方红军的艰苦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经历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开始就联合抗日问题正式谈判。经过半年多的博弈，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终于同意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并于22日公布。但南方红军问题，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淞沪抗战爆发之前，蒋介石态度强硬，坚持“北和南剿”，妄图用武力消灭南方红军，使之不成为谈判桌上存在的问题，但军事手段并不能奏效。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代表周恩来重提南方红军改编问题。国民党担忧南方红军力量在其后方广大地区趁机“扰乱”，终于同意这一提议，但坚持改编成的新部队由国民党方面担任最高正职。共产党坚决不同意。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一九三七年八月离开南京回陕北前，在上海会见广州起义失败后在国外流亡十年、失去了党的关系的叶挺，希望他出面来做改编游击队的工作”。［1]“周恩来示意叶挺可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等表示一下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以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并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的同意。”［2]叶挺欣然应允。
叶挺是北伐名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因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战绩卓著而为该军赢得“铁军”称号。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因起义失败，受到诬陷和不公正指责，愤而远走欧洲，后在澳门定居，脱离了党的组织。全面抗战爆发后，寓居上海的叶挺满怀爱国热情，等待机会重上疆场，报效国家。
此时，中共中央受7月16日“漳浦事件”［3]的警醒，对于南方红军的改编已有了较为明确的指导策略。
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1)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2)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与副队长，政治处主任及总支部书记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的一切工作。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均须改变与适合于新的情况。（3)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性的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4)赤少队取消，有计划有组织地改变或混编在当地壮丁队、民团中去起作用。（5)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之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与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捉杀汉奸，扩大党的新政策的影响。但在取得与国民党驻军停战谈判机会后，即当用大力量，利用时机，进行整顿与训练，并掩护当地群众工作。用一切方法提高部队每个战斗员的政治水平及坚定的意识，防止一切收买利诱分化的阴谋。（6)关于部队给养问题，在未与对方谈判好以前，我们可采取由富有者募捐的方募集钱粮。只有确实是汉奸的财产，才采取没收的办法。［4]
由此可见，“党的领导，分散改编，就地驻扎，严防暗袭”已成为当时改编工作的基本原则。
经过与国民党的尖锐的斗争和艰苦的谈判，1937年8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中央，称已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商定，可“派人到各边区传达党中央意旨，并协助各边区传达改编”，并请“令往豫鄂皖之郑位三及往闽西南之方方迅速来南京，其余如派往湘鄂赣全边区的人员亦请送来”。［5]中共中央即按既定策略加快推进南方红军改编工作。
叶挺自接受周恩来委托后，“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陈诚听了表示同情，答应由他出面向蒋介石疏通”。［6]蒋介石认为叶挺已脱离共产党十年之久，再为共产党所容为其办事的可能性很小；由其出面负责改编南方红军，并担任军长，不但可将心腹之患的红军游击队调虎离山，稳定后方，必要时还能驱之抗日前线，借日寇之手予以解决。在多方的积极推动下，［7]蒋介石最终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负责改编南方红军。
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公布了经蒋介石核准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的命令。［8]10月6日，蒋介石又令将“（一）鄂豫皖边区高敬亭部，（二）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三）湘粤赣边区项英部，（四）浙闽边区刘英部，（五）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节，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9]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涉及红军重大人事安排的任命，事先并未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蒋介石此举亦有笼络人心之意，他希望叶挺能为其所用，将南方八省红军通过改编牢牢控制住。身无一兵一卒的叶挺遂赴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秦邦宪、叶剑英接洽。［10]潘汉年急电毛泽东、张闻天汇报情况，称此事“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11]
二、中共中央对南方红军合编与叶挺出任其军长持谨慎态度
针对国民党未经共产党同意擅自发布关系南方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人事任命，中共中央书记处紧急致电张云逸、张文彬、秦邦宪、叶剑英：
关于南方各游击区问题：甲、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乙、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在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却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戊、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并明确指出，“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的”。［12]当时中央认为在必须满足明确的政治条件的前提下，叶挺方可领导南方游击队之一部。但对国民党意图将南方红军合编成一支较大规模的部队仍持坚决反对态度。
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接电后经反复磋商后回电：
一、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应坚决保持其为战略支点，是绝对必须的。二、但现在各地区之游击队，长期保留在原地区极困难。因为各区实际上无大的根据地，多数系流动之部队，大多数现极分散，一集结则给养无法，继续分散则将消耗力量。各地方军阀均利用这力量补充自己。三、我们以为，南方各地游击队似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一）成一整个的力量不致分散。（二）可直接属我们领导。（三）补充给养均较好接洽领取。（四）该军以后仍可要求人员补充区。（五）使用时间问题前次我们决定。四、各地方仍可公开与秘密的留意部分武装，保卫小根据地及发展革命运动。
同时提醒“游击队区问题再难拖延，因接济给养大抵都是临时的，天寒棉衣均成问题”，希望中央改变成议。关于叶挺，他们经询问后转告延安：“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13]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南方红军的改编形势变得愈加复杂。10月14日，董必武不得不就南方其他游击队是否均归新四军建制请示中央。［14]
次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秦邦宪、叶剑英，指示：
甲、我们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须在叶挺及国民党同意下列条件下：（一）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往他处。乙、其它地区游击队，候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15]
事涉“漳浦事件”一直悬而未决的何鸣部交由叶挺领导，叶挺要管闽粤边何、张两部，首先要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然后接洽张部。［16]同时，毛泽东采纳了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的建议，将“南方游击区由八路军节制，首先派人清理，在清理期间，由国民党发给伙食被服。如不发给，则仍打土豪，但以抗日捐名义出之”。［17]
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再次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就新四军隶属关系问题征求意见，提出：“如果何应钦同意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且叶挺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在取得何应钦同意来延安及八路总部接洽一次后，则由其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军是可以的。”并表示“我们正准备一批得力干部，经过叶挺派往闽浙赣三省整理各游击队”。［18]两日后，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回复：“一、叶挺愿前来面陈，已得何（指何应钦）同意，约一两日后即起程。二、叶已领关防及开办费五万元，之尚未呈报就职，待已延结果再呈报。三、各部伙食钱，暂由叶商地方政府维持。四、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19]
中共中央接电后仍持谨慎态度。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再电秦邦宪、叶剑英，明确指出：
关于各地游击队问题：甲、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并坚持此原则，反对全部集中的国民党要求。乙、留下五分之二改为保安队部分，均须加以政治上整理，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壁垒。丙、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丁、以四个月为清理时间。任何游击队、区，均须党中央派人亲去传达，然后集中。戊、在何鸣部人枪没有如数交还以前，不能集中。已、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20]
三、毛泽东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对新四军筹组作出调整
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向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等问题。在随后几天的会谈中，毛泽东向叶挺提出，经过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副军长，陈毅政治主任，周子昆参谋长。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并拟将陕北部队增编一师，由叶挺向南京提出”。［21]叶挺表示赞成。他提出请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加强新四军的工作。毛泽东希望叶挺能以我党的这个设想，向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军委会方面多做争取工作。叶挺表示他一定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尽力去做。［22]就在叶挺到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还单独致电周恩来，核实周、叶上海会谈的细节：
甲、叶挺已到延安。据云，在沪你曾要他编游击队，他才敢对国民党说，因此蒋委他为新四军长。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乙、叶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我们已向他说明，必须坚持各项条件。丙、项英不日可到。［23]
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向中央汇报南方红军情况，从而结束了与中央失去三年多的联系。在延期间，项英见到了叶挺，两人相谈甚欢，并就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24]叶挺还应邀参加了中共中央为项英专门举行的欢迎会。11月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一一五师林彪、聂荣臻，一二O师贺龙、萧克、关向应，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张浩，指示：“己、军部第一步设南昌（叶挺明日出去，项英同志待中央开会后再去）。庚、编制等项由叶挺向南京提出。未得国民党承认以前，你们不得发表。”［25]11月9日，叶挺离延安南下。
11月21日，叶挺面见蒋介石，就新四军编制经费问题向其争取，叶剑英陪同。会谈简况如下：
甲、蒋说：各游击队不能照第八路军的办法：（一）延安提出干部名单不能同意，他们都是共产党，你（如叶）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二）第八路军拒绝点验，现在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不能先委任师、旅长。（三）现在伙食可由地方政府发出。乙、叶谓：将他们开到前方打日本才是主要问题，其他为人事问题容易解决。蒋答：这不行。我估计他们不能调开的。丙、叶说及收编可以增加抗日力量，否则对地方亦不好。蒋答：如扰乱地方便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你们决不能在江南。丁、蒋问：谁要你去延安？叶答：已与何部长（指何应钦）面谈过。戊、叶向蒋辞职，蒋不允，要叶与陈诚商量。［26]
叶挺无法完成共产党所托，向蒋介石辞职又不能准，面对何应钦尽快组建新四军的催逼，只能迭电延安寻求支持。［27]
12月14日，毛泽东与正在延安的项英复电：
叶挺同志：各电均悉。甲、新四军原则上可照军何（指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乙、各支队以上最好能争到成为两纵队，纵队长一陈毅，一张鼎丞。丙、长江以南各支队（共六个不是五个）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丁、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不要军何（指何应钦）派人。万一两纵队不能成立，则陈毅可改为政治部主任。戊、如暂时说不通，可稍延缓，但不要破裂。项（指项英）即来汉。［28]
从延安带回的方案蒋介石已不同意，现在方案有了新的调整，叶挺与何应钦的谈判一时变得困难重重。18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请求早派项英来武汉，以便尽快解决新四军问题。［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