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研究抗战历史，就离不开学习和研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学界过去对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认为是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会师来之不易，也没有认识到其中重要的战略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尤其是对两军会师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认识上缺乏深度。自参加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之后，通过对这一段抗战历史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笔者对当年新四军与八路军这两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什么要会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了会师，会师后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故此，以“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为题谈点个人学习的感受和认识。
一、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是党中央科学运筹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将坚持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之心不死，一方面承认我党领导的红军主力编为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另一方面又百般刁难，加以限制。将我新四军主要力量限制在面临长江天险和日军侵华心脏的南京附近地区。比如，新四军第二支队的防区，被划在苏南的南京、天王寺、秣陵关这个三角地带，最长距离不过30公里，让新四军处在日伪军钳制的夹缝之中。这就是蒋介石企图借日伪军之手消灭我新四军于这一狭窄地区的罪恶阴谋。广州、武汉失守之后，蒋介石更加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华北制造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华北反共失败后，又想把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从1939年冬到1940年春，蒋介石不仅将第四十师逼近溧阳地区，而且又将第六十三师开进高淳，形成了对新四军东西大包围的态势。
从地理位置上看，在当时的抗日斗争形势下，津浦路以东，黄海以西，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区。那为什么说这一地区是战略区呢？因为这一地区临江濒海，全国东西、南北方向两条铁路大动脉，均从该地区贯穿，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控制了它，就可以控制全国主要的交通枢纽，扼制长江的下游，威胁日伪心脏－沪宁地区及南京的日军总部和汪伪政府，就可以把我党领导的华北八路军和长江中下游新四军联系起来，达成进退自如、互相支援、立于不败之地的目的。正如陈毅同志所说的，就可达到“破敌收京”的作用。正因为这一地区位置重要，在全面抗战前期，这里就被日伪顽控制。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为了把这一地区变成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为了巩固华北抗战阵地，发展华中抗日力量，党中央确定的战略决策是：华北八路军向陇海路以南发展，苏南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津浦路以西新四军向路东发展，共同完成“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任务。这就从战略上形成了苏南新四军北上、华北八路军南下的态势。为了逐步实现这一战略决策，首先作出的部署是：命令八路军“二纵队（司令左权、政委黄克诚）及彭（明治）、朱（涤新）支队（即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立即转移华中”。同时命令新四军“陈毅部（即第一、二支队）向苏北发展”，共同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敌后广大地区，扩大抗日力量，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1939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在全面抗日斗争形势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毛泽东、王稼祥明确指出：“整个苏北、皖北、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建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对新四军的行动方针作了重要指示：“目前时局，处在转变关头，我们处理恰当与否，关系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我们当然不能听其处死，至时机成熟时，我决从左右翼打出去，转变局势，争取好转。”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再次重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明确规定：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地区控制在我们手中”。同时，为了实现最终的战略目的，党中央先后在军事上作了一系列相应的部署。所以，新四军与八路军这两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会师，是党中央科学运筹作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二、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是两军紧密配合，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战略部署的结果
根据党中央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新四军抓住有利时机，派出部队挺进苏北。1939年初，新四军派出第一支队第二团一部，协同管文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丹阳游击纵队（挺进纵队），积极向扬中和长江北岸发展，控制了扬中和江都县所属的大桥一带江北沿岸阵地。这一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控制了这个地区，使新四军获得了向苏北发展的跳板。1940年4月，根据中央的指示，黄克诚率八路军二纵三四四旅和新二旅于6月底到达豫皖苏。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二团、新六团、“江抗”第二团等部队在陈毅、粟裕率领下渡江北上，进入嘶马、大桥、吴家桥地区，与先期北上的新四军部队会合，开辟了泰兴、靖江、南通、如皋等抗日根据地。8月，黄克诚奉命率新二旅及六八七团东进皖东北，在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我党领导的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紧接着，挥师南下，进军淮海地区。不久，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向驻扎在黄桥一带的新四军大举进攻，此时，黄克诚奉命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新四军。可是在黄桥决战打起来时，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正在攻占盐城、阜宁，此时想做战役上的配合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党中央给陈毅的指示说：“你们必须独立作战。”同时，催促黄克诚日夜兼程南下，尽量作战略配合。所以，黄克诚部迅速突破韩军之盐河、废黄河等防线，又不顾疲劳，很快解决了东沟、益林、阜宁、盐城等地的顽军，继续南下。黄克诚部先后沿途消灭了韩军保安第十常备旅和独立第三旅等部。当黄克诚部还在南下途中时，新四军已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虽然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未能与新四军决战黄桥实现战役上的配合，但是，从战略上来说，已起到配合新四军决战黄桥的行动。
新四军与八路军的会师，决定性的一着就是黄桥决战的胜利。因为在黄桥决战胜利后，扫尾战斗还在继续进行。根据指挥部的命令，王必成担任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二纵队（下辖二、六、九三个团）北上，追击逃窜的顽军。一路上，二纵队到处抓溃逃的散兵，没有打什么大仗，就这样，部队经过海安进入了东台。进入东台之后，二纵队又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派部队进驻白驹，迎接八路军部队南下。为此，王必成命令六团进驻白驹，迎接南下八路军。有人说，新四军二纵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的还有二团和九团，这一说法有误，首次会师的是六团。因为当时的二团和九团都驻在东台，没有北上。10月10日，新四军二纵队六团在盐城至东台之间的白驹镇地区（具体位置是白驹镇以北刘庄镇以南的狮子口）与南下的八路军先头部队即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一团三营胜利会师。两军先头部队会师后，八路军先头部队的营长张华山（张万春）便立即向团长胡炳云作报告。两军在狮子口会师后，八路军一支队一团二营也在大冈以南的曹家庙与新四军二纵队二团参谋长张强生带的一个营会师。
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后，陈毅得知两军会师喜讯，迅速赶到东台，向东台县各界筹款，由东台县总务科科长刘寅负责筹集了10万元。10月15日，陈毅带着警卫队和两名参谋，携款乘小汽艇北驶盐城到八路军南下部队支队部驻地冈门进行慰问。陈毅到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支队部后，支队部为陈毅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欢迎会。陈毅在会上作了报告，讲了国内外和华中形势及其他有关问题。陈毅潇洒自如的风度和对问题的精辟分析，博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陈毅返回途中，在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一团所在地大冈过了一宿，并给该团的同志讲了话，着重讲了黄桥决战的经过。1940年11月7日，以陈毅、粟裕为首的苏北指挥部和苏北党政机关负责人，在海安召开会议，隆重欢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在这历史性的日子里，陈毅抒八路军南下部队与新四军会师之豪情，吟作了以《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为题，赠刘少奇、黄克诚诸同志的“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的不朽诗篇。
三、新四军与八路军两军胜利会师，促使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是我军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一次战略上的重大胜利。两军会师，促使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歼灭我新四军的阴谋。两军会师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各个击破和消灭我新四军的企图。黄桥决战前，韩德勤深惧八路军与新四军会师，决心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先集中主力歼灭我苏北新四军，然后集中力量对付我南下的八路军。所以，新四军与八路军胜利会师，使蒋介石、韩德勤“先南后北”的方针彻底破产。同时，两军会师对于更沉重地打击日军，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壮大了我军的力量。两军会师从根本上扭转了敌我斗争形势，使新四军成为华中抗日的中坚力量。同时，也为皖南事变后保存和发展新四军创造了条件。在两军会师前，我苏北新四军只有7000人，八路军也进入淮海地区不久，没有对敌构成威胁力量。两军会师后，新四军和八路军结合为一体，使我军力量一下子上升到第二位，引起了日伪军的恐慌，连忙调集大批部队进行“围剿”，日军在华中的力量猛增至20万人。在津浦、平汉、陇海路沿线均驻有重兵，企图割断我华中与山东、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从而歼灭我军于华中地区。两军会师不久，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司令员，刘少奇任政委，在叶挺到苏北前，由副司令员陈毅代理司令员。由于部队得到了统一领导和指挥，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从而进一步壮大了我军的力量。
三是打开了南北战区的通道。华中抗日根据地处于南北交通枢纽，把华南、山东、中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联结起来，也就是说，打开了南北战区的通道，就把华中和华北地区两大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这不仅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消灭进入苏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次有力的回击，而且对日本的侵略阴谋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打开了全面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也为我军后来的反攻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四是发展了我党的各级组织。1938年11月，毛泽东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两军会师之后，新四军在华中也造了一个大党。1941年5月，在盐城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华中的抗日斗争。至1941年底，华中地区的党员已发展到11万多人。从此，共产党成为华中各地抗日斗争的真领导力量。
五是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两军会师后，经过仅一年左右的努力，先后建立了苏中、盐阜、淮海、皖东北、皖东津浦路东、皖东津浦路西、豫皖苏边、鄂豫边、江南等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1500万，参加各抗日团体的人数达到100万。由于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民主政府本着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制定了征收爱国公粮和税收法规，自己征粮收税，保证了军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给养。仅苏中、盐阜、淮海、淮北、皖东5个地区，1941年就征收公粮1.2355亿斤，公粮代金100万元。从而实现了自给自足，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斗争。
综上所述，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实现，促使斗争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者单位：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