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武汉保卫战爆发80周年。发生在80年前的武汉保卫战，历时4个半月，中方参战的有国军第五、第九两个战区，及40余艘舰艇、100多架飞机，共110余万兵力；日方动员了2个军，及120余艘舰艇、500多架飞机，共30余万兵力。它是抗日战争中投入军力最为庞大、绵延战线最长、历经时间最久的一次战役。
中日双方排兵布阵
早在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以后，国民政府便迁都重庆，其军事委员会则迁至武汉，许多军政机关均暂设武汉。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已成为中国继续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有“战时首都”之称。有鉴于此，中日双方便将保卫与侵占武汉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日军在徐州会战过程中，即已制定了以攻占武汉三镇为目标的作战计划。其战略意图为：以“速战速决”的方针进行武汉决战，击破中国军队在华中的主力，攻占武汉，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逼迫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局。为实现上述战略计划，日方组成了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的华中派遣军，下辖由稔彦王为司令官的第2军、冈村宁次为司令官的第11军，以及直辖兵团、航空兵团等共14个兵团又2个支队。其第2军主力集结于江北，向大别山麓进犯，企图切断平汉线，迂回武汉之北；第11军主力集结于江南南浔线附近，妄图切断粤汉线，迂回武汉之南；直辖兵团驻守湖口下游地区；航空兵团协同陆军作战；海军第3舰队溯江西上，配合陆军攻占沿江要塞。战役中，从投入5个师团，逐次增加为12个师团。
中国方面针对日军进兵的动向，确定武汉保卫战的方针为，以江北第五战区和江南第九战区联合进行保卫武汉的作战，重点立于外线，尤以长江以南为主，“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其战略意图为“消耗敌人之力量，赢得我之时间，以达长期抗战之目的”。为达此目的，中方由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与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第九战区辖由薛岳任司令的第1兵团与由张发奎任司令的第2兵团，分别担任鄱阳湖西岸与德安、星子至九江一线的防御；第五战区辖由孙连仲任司令的第3兵团与由李品仙任司令的第4兵团，担任长江以北、大别山东麓一线的防御。战役中，从投入5个集团军、共30个师，逐次增加到14个集团军、共120个师。
中日双方，各以重兵投入即将到来的武汉攻防战之中。如此庞大的规模，预示着武汉保卫战的惨烈与震撼。
五战区激战大别山
1938年6月武汉保卫战打响后，驻守江北大别山地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原断定日军将溯江西上，决定“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于太湖、宿松、英山、广济间狭隘地带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然后转移兵力，各个击破”。但旋得情报，日军兵分四路，由蒙城、正阳关、合肥、安庆，分犯确山、信阳、六安、广济。面对日军多路出击，第五战区不得不改变原集中兵力计划，分头抵御。
8月初，第4兵团李品仙部，以第68军、第84军作攻击黄梅准备，以第31军、第7军、第10军等部加紧侧击太湖、潜山日军。日军第6师团在中方各部猛烈攻势下，被迫收缩战线；正面第68军、第84军经激战两昼夜，一度逼近黄梅县城。在反复争夺阵地的激战中，李品仙部损失惨重，直至将预备队使用殆尽，致阵地上能继续“勉强应战者惟第7军及48军各两个师”，广济遂失。
广济既失，武汉锁钥之地田家镇要塞危急。9月中下旬，中日双方在此鏖战逾旬。中国守军第48军张义纯部、第26军萧之楚部、第86军何知重部，冒着日军飞机、大炮的轰击和施放毒气的危害，向敌侧背发起猛攻，造成夹击之势，致敌死伤达六七千人。直至9月28日，日军动用飞机70余架、大小炮百余门，狂轰滥炸，守军伤亡殆尽，致田家镇阵地几乎全毀，终至失陷。
在大别山北麓，以富金山至峡口段地势最为险要。第五战区将精锐的第71军宋希濂部配置于峡口以东、叶家集以西地区，以富金山为主阵地。9月上旬，第71军宋希濂部与日军第13师团在此激战旬日，第36师师长陈瑞河亲率预备队向占领第三峰的日军实施猛烈反击，与日军在半山对峙，一度将日军打败。战至最后，陈师仅剩800余人，反攻乏力，富金山遂失。在这一战斗中，日军第10、第13、第16三个师团，被阻10天，战死四千。后于九十月间，第71军等部又在小界岭等处，长期顶住日军的频繁进攻，使其在200公里的行程中，受阻月余，死伤15000多人。而第71军等部官兵，亦作出巨大牺牲,仅在富金山战斗中，即阵亡2618名、伤12401名；据10月10日统计，第30军除工兵、通讯兵外，战斗员已不及3000人，其中第30师全师只剩下160人。
在丟失富金山阵地后，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率第59军，在潢川全力抵抗由固始西进的日军第10师团。虽面对日军以密集炮火及毒瓦斯之猛烈攻击，但该军“自军团长以次莫不身先锋镝，抱必死之决心，巷战肉搏，迭行逆袭”，致“倭尸累积，濠水尽赤”。其第180师师长刘振三，虽两次中毒，“犹不稍却”，坚持在一线指挥战斗。
第五战区的广大官兵，在长江北岸、大别山麓，与日军血战四月有余，以英勇的拼搏、重大的牺牲，给予南下、西进的日军以重大打击，阻滞了敌人速占武汉的战略目标。
九战区浴血鄂赣边
鉴于江南之九江附近及鄱阳湖西岸之广大地区，乃为日军溯江西攻武汉的重点地区，为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新建第九战区，并于6月14日任命陈诚为该战区司令长官。陈遂于21日，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改组，正式成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26日，武汉东面门户马垱要塞失守。陈诚即令第43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军司令官，第26师刘雨卿部即赴湖口，接替第77师防务。守军与进攻日军反复争夺要塞阵地，伤亡团长2名，官兵伤亡甚众。因日军攻击于两师交接防地之际，第26师新兵数量多，重武器少，虽经全师官兵奋力厮杀，终于7月4日丢失湖口。
在“七七”抗战一周年前夕，陈诚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社会宣示：“目前保卫大武汉之战，将成为我们的对敌决战的开始，我们在这次大会战中，要愈加消耗敌人的力量，要击破敌人的主力。”他还以《以全力保卫大武汉》为题，撰文纪念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文中指出，“无论在消耗敌人，或是打击与歼灭敌人的意义上，这次大会战对于整个的战局，都有重大的决定的作用”。自马垱、湖口失守以后，为开辟新的歼灭日军的战场，陈诚调集第64军李汉魂部、第8军李玉堂部、第70军李觉部和第25军王敬久部等20余师部队，配置于星子、九江及南浔线的沿江沿湖一带。他向蒋介石报告，拟集中兵力给日军一次打击。蒋迅速复电陈诚：“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陈诚根据这一指示，于8月5日拟定了第九战区关于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为：“以保卫武汉要枢，达成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一部配置沿江各要地及南浔路线，尤须固守田家镇要塞；以主力控制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侧击深入之敌，将其击破而歼灭之。”
8月上旬，守军第8军与第64军在九江以南沙河、星子一带与日军第106师团反复争夺，激烈血战，屡次重创日军，致敌第106师团伤亡达8000人，战死联队长1人，中队长、小队长死伤过半。下旬，敌分两路向南浔线进击。在南浔线战斗中，守军第81师在朱庄、大屋何逐次抵抗，经激战二昼夜，守卫大屋何的2个营官兵大部战死，生还者仅8人。
9月中下旬，日军波田支队溯江而上，逼近富池口。守军第54军之第18师官兵，于此奋勇抗击八昼夜，直至要塞阵地工事大部被毁，守军伤亡殆尽。
10月初，日军第101、第106师团各一部迂回至德安西南的万家岭，企图从侧背攻击德安的中国守军。陈诚指挥薛岳之第1兵团，抽调第4、第66和第74军 3 个军的兵力，将敌军围困于万家岭，并以犒赏5万元，激励将士用命。9日，薛岳从各部队分别选拔勇壮士兵200至500人，组成敢死队，前仆后继，奋勇冲杀，当晚将万家岭占领，并连夜肃清残敌，取得了这一战斗的胜利。是为武汉保卫战中著名的万家岭大捷。陈诚获此消息后，忙于10日中午，以“限一小时到”之急电，飞报汉口蒋介石。急电称：“敌106及101师团两部共约四个联队，齐日（8日）被我包围于万家岭地区，激战两昼夜。经我各军勇猛进攻，卒于本拂晓全行解决。因敌顽抗，不愿缴械投降，致尽遭格毙，陈尸满谷，弃械遍野，仅数百人向西北豕突，情状至为狼狈。”蒋介石接到报捷电后，立即于下午4时致电前线各部队长官，称“查此次万家岭之役，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足证各级指挥官指挥有方，全体将士忠勇奋斗，曷胜嘉慰”。万家岭一役，共歼灭日军第106师团3000余人，致该师团失去继续进攻的能力，被迫取消了原定与第101师团共同进攻南昌的任务。据陈诚10月8日报告蒋介石，其所率第九战区各部在武汉保卫战中，计歼灭日军第101师团1.7万人，第106师团1.7万人，第9师团1.3万人，波田、山下等部1.3万人，总计6万人以上。
第九战区广大官兵，在长江南岸、南浔线一带，不畏牺牲，与敌长期激战，并取得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家岭大捷，为武汉保卫战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战役成果彪炳史册
万家岭一役后，蒋介石虽一再电令陈诚组织江南部队，坚守前沿，主动出击，然因守卫部队经此数月拼搏，亦已疲惫不堪，陈诚只能勉为其难，尽量拖延。10月中下旬，日军已形成从北、东、东南三面对武汉的包围；21日，广州失陷，武汉更显孤立。蒋介石于24日下令自武汉撤退。25日夜，中国守军自武汉市区撤离。26日，日军第23联队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占领武昌；27日，日军第60联队占领汉阳；粤汉铁路旋被切断。至此，绵延4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
武汉保卫战结束后，第五战区主力撤至湖北、河南的平汉线以西地区；第九战区部队则撤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从这一战役之后，日本军国主义逐步调整了侵华战略，将主要兵力的投入从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对国民党从原来以军事打击为主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日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此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更为艰苦、时间更长的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保卫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在武汉保卫战中，国民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说：“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广大守军官兵，发扬了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抗战精神，以20万人的伤亡代价，换取了使日军伤亡10万人以上的战绩，给日本侵略军的第11军和第2军以歼灭性打击，争取了4个多月的时间，再一次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武汉保卫战给予多方支持和积极配合。中共驻武汉机构积极参加了关于保卫武汉及持久抗战的动员宣传工作和献金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杀敌热情。
综观全局，特别从持久抗战的战略高度来看，武汉保卫战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战史，写下了一页辉煌、光荣的篇章。它所彰显的抗战精神与打击日军气焰的不朽战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