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文章和书刊上流行这样的说法：1937年在国共两党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任新四军军长，共产党方面不同意；共产党方面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任新四军军长，国民党方面不同意。后来才找了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的叶挺来当新四军军长。
1990年9月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演义》一书中，就有这样的叙述。因是“演义”，可不作准。
2007年11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统战纪实》一书，对此作了具体描述：1937年8月25日，国共代表在庐山谈判，经过三天艰苦谈判，国民党勉强同意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一个军。何应钦提出：“陈诚、张发奎将军均是军长合适的人选。”周恩来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将军担任军长一职较为合适。”张冲见气氛不对，便提出了一个折中意见：找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军长一职。蒋介石同意，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庐山谈判结束后，周恩来下山来到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不久，周恩来又专程赴上海向潘汉年、刘晓等人传达了国共会谈的有关情况。当他谈到国共双方就改编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军长人选问题争执不下时，潘汉年插话说：“叶挺现在上海，与我们保持着密切交往。”周恩来当即想到，叶挺现在既不是国民党，也脱离了共产党，无党无派，正是合适的军长人选。次日，由潘汉年安排，周恩来与叶挺在新雅饭店见面。周恩来简要地向叶挺介绍了正在同蒋介石谈判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问题，诚恳地对叶挺说：“已决定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一个军。希夷，南方游击队的许多领导骨干，都是当年北伐时铁军的成员，我希望你能继续领导他们。”叶挺激动地表示：“恩来，你认为我合适，我就来挑这个担子。”事后，叶挺对陈诚说：“我听说国共两党已决定将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支抗日部队，那里有不少我过去的老部下，我倒是很想参与其事，率领他们去抗日。”陈诚向蒋介石报告了叶挺回国以及当前的想法。“叶挺的突然出现，蒋介石显得很惊讶。但叶挺的自荐和陈诚的说项确实令蒋介石眼前一亮，他也认为叶挺是新任军长的最合适人选。”因是“纪实”，不能当正史看。
2005年8月济南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往事》中说：“蒋介石最初打算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担任新四军的军长，从而达到吞并这支游击队的目的。他首先想让陈诚出任新四军军长，但陈诚心想，要指挥这支与国民党血战10年的部队决非易事。再说，请他当这个军长，从职务上说好像低了一级，不太合适，于是他就婉言加以谢绝。蒋介石又想让张发奎出任该职。这个与红军交往多年、社会阅历极其丰富的人深悉这个军长职位可是个举着石臼演戏，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于是也表示难以从命。再则，当这一提议转告中共时，又受到中共的坚决抵制。”“蒋介石选定的陈诚、张发奎既然不想当，那也不能让共产党自己人当。想来想去，还是叶挺比较合适，中共也能接受……”
2012年出版的《云岭烽火》第2期刊登了《高层微妙关系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失利》一文，其中写道：“国民党为了把这支部队(指新四军)控制在自己手里，提出要派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担任军长。而陈诚、张发奎都不愿到新四军任职，于是陈诚和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向蒋介石推荐叶挺担任军长。叶挺这时已不是中共党员，这样国共双方都能接受。因而国民党抢先任命叶挺为军长……”
以上描述，看似合情合理，我却十分怀疑。为什么？
第一，在国共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时，国民党是不承认南方有红军游击队的，正在竭力“剿灭”残存的“共匪”，只是在淞沪抗战爆发后，大敌压境，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已力不从心，才改“剿”为“抚”，他们的政策是“招降”“收编”，根本没有打算将南方红军游击队编成一个军。共产党中央除与南方个别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有所接触外，对整个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全面情况并不了解，只是从国民党媒体“剿匪”报道中，得知南方还有红军游击队在活动，至于还有多少部队、多少人并不清楚。1937年7月18日，周恩来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关于国共谈判12条意见中，就提出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的意见。国民党方面不置可否。直到8月中旬国共谈判中又提出派人到南方游击区进行联络，国民党方面才同意。8月17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现已与军何(应钦)商定，允许我方派人到各边区传达党中央意旨，并协助各边区传达改编。”联络的任务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其中强调“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并没有像“纪实”写的“经过三天艰苦谈判，国民党勉强同意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一个军”。没有提出编一个军，哪有谁当军长的争论？
第二，国共双方就红军改编进行谈判时，中共中央最初的方案是：“陕甘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为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也只是提出“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1937年10月1日，秦邦宪在致项英、陈毅的信中还说：“队伍可以变番号为保安独立大队，或其他各名义，只受当地最高机关之节制，这为保持军队之独立性及我们的绝对领导。”同一天，中共中央得知项英要求红军游击队全部集中的消息后，即致电张云逸等指出，为保存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应就地改编为抗日武装，并没有将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编为一个军的打算，当然也就不存在谁当军长的问题。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时，也只是要叶挺参与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为抗日武装，并没有要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更没有提出要叶挺担任军长的问题。国民党方面在1937年9月28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之前，也从未提出要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也就不存在派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的问题。
第三、如中共代表在谈判中提出由彭德怀、叶剑英任新四军军长，这样的大事不可能事先不与党中央商量，事后不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是谈判的当事人，前后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五次谈判，凡涉及重大争论问题，均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或请示，而在周恩来与中共中央来往的电报中，从没有提到在谈判中有关新四军军长人选问题的争论，周恩来事后的谈话或文章，也从未涉及这一争论问题。可见中共提出要彭德怀或叶剑英任新四军军长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之事。
从现有史料来看，将南方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一个军，最早是叶挺提出来的。自周恩来要叶挺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通过陈诚等向蒋介石活动后，以叶挺北伐名将的声望和资历，当然不可能只指挥一支小部队。是他向陈诚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并为继承和发扬北伐战争时期的老四军的战斗传统，将这个军的番号称为新四军。
当陈诚向蒋介石推荐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时，“纪实”一书写道“叶挺的突然出现，蒋介石显得很惊讶”，这是作者的臆想。叶挺1937年春节后已移居上海，当年4月早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高参，而不是“突然出现”的。蒋介石只知道陈诚向他推荐叶挺，但未必知道是周恩来要叶挺出山的事。当时正是用人之时，蒋介石遂于9月28日，签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既然早已是军委会高参，任命其为军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1937年10月5日，潘汉年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但中共中央并未立即承认。10月8日，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们认为，南方各地游击队似以集合成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这是中共方面首次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编为一个军。10月19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在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叶挺完全受党指挥，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则“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军是可以的”。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有条件地认可将南方红军游击队部分组成一个军。也是到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才考虑新四军正副军长的人选问题。直到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致博古、叶剑英的电报中，才确定“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还提出“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