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但是，孤岛的四周江、浙、皖广大地区都活跃着新四军部队。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均围绕着孤岛上海。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先后在上海周边创立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江、鄂豫边和浙东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不仅在物资上依靠上海，而且在人员上对上海也寄予厚望。因此，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与新四军关系十分密切。
一、新四军在上海设立机构
活跃在江淮一带的新四军，许多战略物资特别是医药、布匹、纸张等需要从上海补充。1941年3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开通上海、南京、宁波等地敌伪物质进入新四军占领区的通道，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设立“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
新四军任命杨斌担任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杨斌挑选了荣健生等30余人秘密进入上海，最初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251号租了一个亭子间，后来迁至甘世东路（今嘉善路）兴顺里15号一座石库门房子。杨斌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龙门戏院隔壁、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震旦大学附近开了一个烟杂店作为联络点。
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成立后，先后为新四军解决了许多急需的物资，如电台设备、教学用具、无缝钢管、医疗器械、中西药品、手术器械、报刊书籍等。除了在物资方面为新四军解决紧缺物品外，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还为新四军输送了许多人才。当时，有一批上海青年通过各种渠道辗转到安徽参加新四军，这些上海兵文化水平至少在小学以上，因而受到新四军的热烈欢迎。新四军军部遂要求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上海有志青年参加新四军。
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解放战争，上海大约有一万五千名青年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参加了新四军。这些参加新四军的青年有许多是通过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开辟的秘密地下通道前往新四军根据地的。
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前后安排新四军领导干部陈丕显、刘炎、邓六金、汤光恢、李坚贞、曾子平等来沪治病。皖南事变发生后，从皖南突围的曾山、李一氓、余立金、钱俊瑞、薛暮桥等许多新四军在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帮助下重返新四军。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奉命开辟的苏北、淮南地下交通线，安全护送过境新四军干部近1700人，如从大后方转移到新四军的孙冶方、贺绿汀、邹韬奋、范长江等。奥地利医生罗生特、波兰作家希伯与夫人等也通过这些地下交通线安全抵达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创造了我党在日伪顽占领区开拓壮大新四军力量的发展模式。
二、新四军淞沪支队
1940年10月，上级命令浦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划归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谭震林指挥，浦东部队开始使用新四军的名义。为了提高浦东新四军的军政素质，谭震林组织浦东部队的骨干赴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使浦东新四军受到很大的教育。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开辟了苏中、浙东、苏浙皖、苏南四个抗日根据地以及太湖、浦东等游击区。谭震林命浦东部队分批南下浙东，只留少数人组建浦东五支队第五大队，约四五十人。“在浦东新四军游击队里，有不少女兵跟随部队战斗”，这些女兵在医务室和被服厂工作。［1]第五大队在浦东一带坚持游击战，打了不少胜仗。
南汇县大团镇有个恶霸地主叫韩鸿声，日军占领浦东后，他当上维持会长，气焰十分嚣张，新四军决定处决韩鸿声。1942年11月22日夜间，新四军许培元等8人挂上“清乡委员会”的铜牌走向韩家，把韩叫了出来，当场枪决了韩鸿声，吓得其他汉奸不敢为非作歹。
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派出一支短小精干的小部队，奔袭南汇下沙镇，前后不到30分钟，把该镇的伪镇长、警防团长、情报队长、警长、清乡主任等大小汉奸共十多人全部收拾，缴短枪5支、步枪2支。2月26日，新四军进入奉贤塘外海边的“检问所”，消灭了驻守在那里的3个日本兵，并将一个班的伪警全部缴了械。
1944年的大年初五（1月29日），新四军宿营在奉贤县齐贤桥东南的阮家宅一带。第二天下午，二三十个日伪军向我驻地走来，当即遭到新四军伏击，打死日本兵6人。
1944年8月22日，有一个中队的日军从周浦到达北六灶，在伪乡公所吃中饭。新四军得到情报，在日军必经之地设下集束手榴弹爆炸圈。新四军在四周埋伏，下午时分，47个日本兵走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战士拉动麻绳，一声巨响，把日军炸得七零八落。埋伏部队立即开火，不到半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这一仗共歼敌34人。
“1944年11月下旬，浙东区党委把“浦东支队＇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队淞沪支队＇，张席珍任淞沪支队政委兼参谋长。”［2]1945年3月5日，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第114期第四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详细报道了浦东反“清乡”斗争的事迹。
1945年年初，美国驻华航空队对上海南市、浦东等地日军造船厂等进行了多次轰炸。1月21日，美14航空队21战斗机队中尉飞行员托勒特战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托勒特跳伞，降落在黄浦江边的龙华嘴地方，得到当地农民掩护。新四军闻讯后立即派出短枪队把美国飞行员接过来，后来用船将他送往浙东。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东纵队所属各部统编为6个支队，原淞沪支队的浦东、浦西各部，加上地方干部，人数达到1500多人。［3]
三、对敌展开金融战
全面抗战初期，法币是全国主要流通的货币，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流通，也在抗日根据地流通。当时苏南苏北抗日根据地流通的纸币有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日本军用手票、日伪上海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的伪华兴券、［4]汪伪南京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伪中储券等。新四军及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打击日伪货币，禁止日伪货币在根据地流通，对法币则采取包容和保护的策略。
为了禁止日伪货币在根据地流通，抗日民主政府实行的办法是在各根据地发行互不流通的抗币，以最终确立抗币在根据地的本位币地位，稳定敌后抗日根据地金融，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
新四军及华中局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决定在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创建银行、发行货币，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印钞厂。1941年4月，新四军在盐城创办江淮银行，后在江苏如东建立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并创办印钞厂。1944年年初，苏南抗日根据地筹建江南银行。
新四军东进苏南苏州、常熟、常州等地区后，根据地一天天扩大，经济也一天天繁荣。陈毅认为新四军必须成立自己的银行，要有自己的制币厂，要发行自己的货币。新四军决定在上海想办法。新四军在上海印刷的钞票上加印了“江南商业货币券”7个字，新四军自己的货币就在根据地正式发行。
新四军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将日币、伪币和法币挤出了流通领域，促进了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经济的繁荣。1942年8月，新四军在上海千辛万苦采购的制币厂机器、纸张及技术工人到达苏北阜宁羊寨镇。新四军制币厂开工那天，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黄克诚、张爱萍等新四军领导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开工典礼。陈毅非常高兴地说：“同志们在山沟沟里用陈旧的手扳凹印机，印出了一流水平的钞票，真不简单！”［5]新四军对敌展开金融战，其制币厂设备、纸张及技术工人全部来自上海的支持。在上海的新四军地下工作者功不可没。
注释
［1][2]《浦东抗战中的女兵们》，《党史信息报》2017年4月5日。
［3]朱亚民口述：《新四军淞沪支队的来龙去脉》，周正仁、姚金祥根据1980年的访问记录整理。
［4]1939年5月，日本在华中扶植的梁鸿志伪政府开办的银行华兴商业银行在上海成立，发行的钞票称为华兴券。
［5]华强：《发行抗币，打击日伪货币－－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大江南北》2016年第2期。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