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是一个坚强的完整的战斗集体。这个整体紧密团结、牢不可破，荣辱与共、生死相依，他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单位取得的成绩都与这个整体和整个工作大局息息相关。因此，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举行“新四军与上海”课题研究，对若干问题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对于深化新四军历史研究很有必要，很有意义。
一、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抗日根据地和上海的战略联系、军事互动及人员往来
长江流经安徽的部分称作皖江。皖江地区泛指安徽皖中和皖南沿长江两侧的广大地区。皖江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敌后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是在新四军第七师组建以后形成的，其范围东起江苏江浦、当涂，西到怀宁、宿松、彭泽，南到宣城、南陵、繁昌、泾县、旌德、贵池，北临滁河、合肥，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涉及20余县，人口约300万。其中，巢无、和含、皖南、沿江4块较为完整的地区是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周围分布着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大块的游击区。［1]
这个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个地区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围剿”下，革命斗争暂时处于低潮。全面抗战开始后，在中共皖中工委的组织领导下，这里的抗日救亡活动再次高涨，长江南北的无为、庐江、巢县、舒城、桐城、铜陵、繁昌、青阳等地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建立，宣传抗日，组建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活动。1938年，新四军战略展开后，江南沿江一带特别是铜（陵）繁（昌）地区是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的驻防区域，江北先后成为第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的活动区域。
所以，皖江地区是新四军东进的必然通道和江南、江北联系的重要枢纽。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组，战斗在皖江地区的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挺进团和皖南事变中的部分突围部队编成新四军第七师。在重新组建的新四军各部队中，七师组建较晚、人枪较少，是个小弟弟。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七师和皖江军民不畏强敌、不避艰难、同仇敌忾、浴血奋斗，在日、伪、顽重重夹击、敌我力量悬殊的困难条件下，利用扼长江、迫宁芜的地理优势，以出色的政治、军事、统战工作和卓越的经济工作，创造了不可磨灭的辉煌业绩，坚持、巩固和发展了皖江根据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七师和皖江抗日根据地建立、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和各兄弟部队的支持。其中，包括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持、帮助。
抗战时期，上海市属于苏南抗日根据地区域范围，和七师所在的皖江抗日根据地同属华中战略区。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是新四军第一、二支队，他们和活动在皖江两岸的第三支队都是新四军的老部队。两个方向上的新四军部队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工作上相互支持、人员上相互交流，都是自然正常的事情。
一方面是新四军主力东进，为江南人民带去了中国共产党坚决依靠人民，坚持抗战的思想、意志和战力。安徽的皖江地区是新四军的集结地、东进的出发地。新四军第一、二支队皖东南岩寺集结、整训后，经安徽的宣城、当涂、南陵、芜湖等地开赴苏南抗日前线。韦岗初战，打响了新四军江南抗战第一枪，给江南人民带来了希望。1938年10月，第三支队的第六团（缺第三营）由皖南挺进苏南敌后，后划归第一支队指挥。次年5月，六团向苏南东路发展，与武进抗日游击武装会合，沿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番号继续东进，6月24日，夜袭浒墅关车站，毙伤日军20余人，烧毁车站，炸断铁路，使京沪铁路交通中断3天。7月下旬，由六团改编的江抗二路直逼上海近郊，奇袭虹桥机场，焚烧敌机4架。这一胜利，不仅震撼了京沪线上的敌军，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而且，大大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斗志，使其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希望，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0年春，为加强江南新四军部队的领导力量，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在率部胜利进行五次繁昌保卫战后，从铜（陵）繁（昌）前线赶赴苏南东路，就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为巩固和发展苏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不朽功勋。
另一方面，是“孤岛”人民西向，向新四军输送的是人心的向往、人力和物资技术上的大力支持。突出的有这么几件事。一件事是组团慰问新四军。
1938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组织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于12月中旬出发，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到达新四军军部。慰问团在新四军驻地举行参观、慰问活动，向新四军赠送了“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的锦旗。回沪后，慰问团成员分头向各群众团体、统战对象作报告，传达他们在新四军的见闻和慰劳工作，宣传新四军坚决抗战的斗争事迹。还通过举办展览，出版特刊、画报，发表见闻等形式宣传，进一步扩大新四军的影响。1939年2月中旬，中共江苏省委派第二批慰问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该慰问团名为“上海地方协会派赴三战区的慰劳第三战区将士的演剧团”，后来趁到浙西天目山慰劳的机会，设法摆脱国民党的监视，抄小路翻山越岭到了歙县，然后经太平于4月底到达新四军军部。该团大部分团员在副团长扬帆带领下参加了新四军。这两次组团慰问使上海和新四军、后方和前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开展了节约救难、捐募寒衣、义卖义演的群众性活动，积极支援前线将士抗战。［2]二是煤业救护队的援助。这支救护队是一支行业救亡组织，曾参加过淞沪抗战。1937年12月，救护队辗转来到南昌，听说成立了新四军、是由红军改编的之后，多数队员在共产党员叶进明的影响和带领下参加了新四军。当时，正是新四军各路人马下山集结的关键时候，运输工具匮乏，只有一辆小汽车，伤员、物资无法运输。煤业救护队的到来，使军部一下子有了25辆卡车，他们分几路接送各地下山的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和伤病员，为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顺利结立下大功。之后，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从上海采购和运输印刷设备，动员技术人员来皖，帮助新四军办起了第一家印刷厂。［3]三是以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的名义，为新四军输送物资和人才。淞沪抗战开始后，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经上海地下党和新四军军部商定，决定以“赴江西垦荒”为名，组织难民先到温州，然后转赴皖南。据赵朴初回忆，截至1939年初，“以慈联会的名义，用慈联会的经费，输送到新四军的难民前后不下一二千人”。［4]
二、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抗日根据地和上海的经济互动与联系
新四军七师成立之初，地域狭小，人员偏少，而且孤悬敌后，除了面临巨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外，在经济上也面临着诸多困难，根据地曾一度出现过财政枯竭、供给困难的局面。为此，七师和皖江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实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兴修农田水利、开展减租减息等有效措施的同时，发展工业生产和内外贸易，取得明显成效。自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党的领导和各兄弟部队、其他根据地特别是上海人民的支持、帮助分不开。
一是开辟贸易通道。皖江根据地紧靠江南“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历史上，芜湖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颇为发达，从明代开始，就逐渐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重要商埠。但是，随着芜湖的沦陷，昔日的繁华之地一度沦为“死港”。为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各级政府和军民决心重新利用这一优势。一开始挑选有经验的农抗会员，到南京、上海一带跑生意，采购和贩运各种军需民用商品。逐渐了解到，在抗战期间，京沪一带的货物由沦陷区向大后方贩运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条是经过国民党的第三战区，以皖赣为枢纽，向大后方输送；一条是从芜湖过江，从江北的无为、庐江、巢县、舒城、桐城等地进入大别山，再转到河南、陕西等地。［5]前者走的是国统区通道，后者大部分经过我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于国统区各项税负盘剥厉害，解放区里社会秩序稳定、买卖公平、路途通畅，大多商人都比较愿意从后一条渠道，也就是皖江抗日根据地所属区域内通行。根据这一情况，根据地政府成立了贸易管理总局，负有物资管制、指导全区贸易和直接进行对敌伪区贸易三种职能，并制定相关法令和制度，鼓励正常商贸活动，保障商人合法利益，加强货检、税收工作，从而繁荣了市场，活跃了经济，大大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为了开展对敌占区的贸易工作，贸易局先在上海江西路同和里设立了安源公司，继在芜湖设立安源公司芜湖分公司；后又在上海吕班路伪海军部驻上海办事处内设立中华物资公司，在芜湖设立中华物资公司芜湖办事处。
这两家公司以合法的身份利用各种关系，很快打开了局面，生意越做越大，将各种紧缺物资通过地下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送往江北的根据地。［6]贸易通道的开辟，使皖江地区的农产品大量进入京沪市场，京沪一带的工业产品特别是军需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进入内地。大量商品物资的集散和通过，不仅改善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物质生活，而且增加了抗日民主政府的税收，坚实了根据地军民抗日救亡的物质基础。
同时，七师和皖江区党委还要求在外开展贸易工作的同志，不仅要为抗日根据地输送大量物资，要为根据地网罗许多专业人才，其中包括细菌学家、工程师及枪械、无线电修理、化工、医务、印刷、制钞、制革等根据地十分需要的专业的人才；还要加强情报工作，不但能够搜集到芜湖、皖南一线的日伪军情报，还搜集到许多上海日伪特务机关的情报。［7]
二是开办贸易公司。随着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七师部队的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所需物资和部队的武器装备需求越来越大，因此，皖中行政公署和七师要求贸易总局认真分析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注意收集日伪军的各种内部矛盾和动向，不断加大外贸工作力度，拓展多种贸易渠道，开创根据地财经工作新局面。1943年4月，皖中贸易总局在汤沟镇开办了“集成号”商行、“裕民号”、“正大号”等商业机构，一些商人在镇上开业设坊，还办起了10多家粮行。不久，集成号分别与芜湖、南京、上海的许多商家，或进行贸易合作，或合资开办公司；和皖中贸易总局在上海开设“中华物资公司”、“安源公司”的贸易量也逐步扩大。为了方便和吸引敌占区的商人、资本家到根据地来开办商号、创办工厂，“集成号”还专门在汤沟镇建造了“仁和饭店”和“舒六饭店”，不仅接待过往宾客，也迎迓了许多到根据地考察见识的“观光客”。这些，给汤沟这个当初只有三四百人的无名小镇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贸易额增加了，人流量加大了，市容大为改观了，人口也骤增到2000多人，被人称为皖江根据地的“小上海”。［8]此外，皖中贸易总局还在各地地下党和熟识亲友的帮助下，建立了从芜湖到上海的多条安全稳定、卓有成效的贸易网，使皖中贸易总局的贸易活动范围越来越大。
三是开办各类工厂。为了搞好、搞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一开始，抗日民主政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挥人民群众的专长，举办各类小作坊和小工厂，加工小食品、小商品，制作铁木农具，纺纱织布，克服战争和敌人封锁所造成的困难。接着，派人到根据地中心，学习制造火药和修理残旧武器的技术。再后来，随着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固，七师部队的不断扩大、加强，根据地所需物资和部队的武器装备需求越来越大，各类作坊和小工厂也随之而扩大，在恍城、石涧一带相继建立了被服厂、制革厂、鞋厂、雨衣斗笠厂，还有兵工厂。这就需要一定数量、有专业技术的工人。一般工人可以从当地农民、手工业者和随军家属中找，专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就不得不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聘请。在这方面，上海地下党和人民从人力、物力、技术、设备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9]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沦陷区民生凋敝，敌占区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纷纷跑到根据地来开店办厂。
上海有名的煤业资本家潘以三和万利电气行经理郑有荣等人，就在这时来到皖江抗日根据地开肥皂厂、办煤矿和电池厂，装配电台。［10]四是开办大江银行。1943年6月，为稳定金融秩序，皖江抗日根据地发行了“大江币”，虽然信誉极好，但由于采取木板印刷，设备技术陈旧，印刷量很少，跟不上根据地经济发展的步伐，满足不了市场流通的需求。1945年2月，皖江行署财经处副处长蔡辉通过地下党的联络、说服、动员，促成上海印钞技术工人过雪川来到皖江抗日根据地。参观考察后，过雪川欣然同意参与建厂。经过他的关系，又邀请到其他11名专业技术人员；同时，皖中贸易总局也通过各种渠道购置了相关印钞设备及用品。5月，大江币机制印钞厂在无为汤沟投产，20天后，新版大江币投放市场，成为皖江市场计价和流通的本位币。［11]
三、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抗日根据地和上海的文化互动和联系
新四军战斗生活在当时全国经济相对富裕、文明程度普遍较高的江浙沪地区，相对比较重视部队的文化建设。有人作过这样的比喻，说“在新四军人的头脑里，一个图书馆比三个子弹库还重要”；“一个印刷厂胜过一个师的兵力”。新四军军部在皖南时，曾建有一个图书馆，藏书近万册，各种重要参考书基本都有。据说，该图书馆竟由副军长项英亲自主持管理。［12]所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新四军以文化素养较高著称。
全面抗战伊始，由于国内政治生活的要求，新四军从大批投笔从戎的江浙沪地区热血青年中招收上千人入伍，在为新四军注入新鲜血液，基本改变新四军部队文化成分的同时，也大大影响和推动着各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
在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各条战线上，都有许多来自上海的青年，有的冲锋陷阵在抗日一线，有的在各级府部门和军事机关里工作，也有很多从事后勤保障和文化教育工作。比如，皖江区党委机关报《大江报》特派记者包小白等。包小白就是1943年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后来在大军北撤后曾担任过新华社淮河分社社长。［13]
特别在医疗保健工作方面，上海来到皖江根据地的医务人员充当了十分难得的骨干力量。这在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十分罕见、难得。1942年，新四军七师组建卫生部，是在原十九旅军医处基础上设立的。部长为黄农，又名王雨田，河南遂平人，193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后入北平协和医学院读研究生。1938年，他从延安来到新四军，先后担任第三支队、第五支队的军医处主任。黄农来七师时，途经上海。他通过熟人关系，动员一批医务人员如李兰炎、屠桐君、王克、袁辉等来到新四军工作。之后，七师卫生部又根据他们的推荐，按图索骥，专门派人到上海，动员、接应沦陷区医务战线的医生、护士来皖江根据地从事医疗救护工作，仅1945年上半年就有三四十人之多。这批医疗骨干在皖江根据地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黄农的主持下，在师部的支持下，他们对七师整个卫生工作进行了较大的整理，组建了师医务所和手术室；对药材实行统一管理；扩建了师卫生学校，充实了师资力量，并在卫生部的医校开办初级、中级医护人员培训班，教授“生理解剖学”、“药物学”、“急救学”、“内外科常见病知识”、“部队卫生”等课程，解决了部队急需医务人员的困难。［14]
由此，七师的卫生工作在新四军各部队中十分出色。一是积极开展疾病面防工作。师卫生部成立后，编辑出版了《播种者》、《卫生画报》等卫生科音读物，通俗易懂，很受欢迎；卫生医疗干部、医务员、保健员经常就卫生防疫问题作报告、上大课，针对季节性传染病进行防治教育；因地制宜改善部队驻地环境卫生，自行挖井、挖坑（简易厕所）；管好水源，有条件的用明矾和漂白粉清洁饮用水；厨房要设在离厕所30米以外，购买蔬菜要新鲜，防止腐败食物进入厨房而引起食物中毒。二是建立健全各种卫生制度。个人卫生方面，做到定期剪指甲，勤洗澡、勤洗衣服、不留长发，自备毛巾，早晚刷牙。公共卫生方面，提倡用公筷，不随地吐痰、大小便，自挖简易厕所和垃圾坑，及时掩埋。行军卫生方面，行军前要尽量吃饱睡足，途中要供应开水，补充食物，夏季防中暑，严冬防冻足；不论干部战士，每年进行一次体格检查；结合战斗演习，对部队进行战地救护教育，如急救包扎、止血、骨折固定、搬运等。三是分级分类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在战斗中，轻伤员一般留在连队，由保健卫生员换药治疗；重伤员先送营卫生所，再视情况送支队卫生分所。师卫生所采取集中治疗的形式，平时的重伤员收容量在一二百人左右。如遇敌人进攻、“扫荡”，就将伤病员化整为零，分散在可靠的老百姓家里“打埋伏”，由医务人员秘密上门治疗。这种情况在战争年代时有发生，由于群众基础好，几乎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卫生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卫生习惯的培养，再加上出色的军需供给，使七师的后勤保障工作走在新四军部队的前列，不仅保证了部队指战员的身体健康，而且在传播卫生科学知识、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方面率先垂范，为根据地军民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15]
说到新四军七师与上海的文化联系，还不得不提到“一首诗”和“一支曲”。
“一首诗”是张凯帆的“龙华赋”，诗曰：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这首诗题在龙华监狱墙上，名“扪虱居士”。新中国成立后被人发现、搜集、整理，并于1959年发表在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里。当时，由于找不到作者，便署名“佚名”。后来，几经周折，证明作者是安徽省副省长张凯帆。
张凯帆，安徽无为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凯帆参与领导了无为“六洲暴动”，起义失败后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吴淞区委书记。1933年9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龙华（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狱中，张凯帆感念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害于龙华，题诗书于监狱墙上，以名心志。据说，张凯帆在狱中睡在双人床上铺，诗被用铅笔题写在较高的墙壁上，因此躲过监狱管理人员的眼睛，得以保留下来。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凯帆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获释出狱，受在南京的八路军办事处指派，作为中共皖中工委成员，回家乡无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曾任无为县抗日自卫总队政委、巢县黄山抗日游击大队政委、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大队政治处主任、五支队秘书长等职。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皖中行署副主任，是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事情真相披露后，萧三为此专门来信说明并致歉。张凯帆复信说：“我是幸存者，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后来，张凯帆被誉为“活着的烈士”。［16]一支曲子指的是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是吕其明先生1965年5月为第六届“上海之春”而写的赞美革命红旗的颂歌。一经首演，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风靡全国，被奉为红色经典，经久不衰。吕其明是位出生在无为、成长在新四军、成名于上海的著名音乐家。父亲吕惠生是一位著名的革命烈士，原皖中行政公署主任，皖江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吕其明10岁参加新四军，先后在二师抗敌剧团、七师“大江剧团”、华东军区文工团任团员。他194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51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1955年调入上海电影乐团任副团长、团长，并定居上海。他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创作，先后创作了60多部电影、200多部（集）电视剧音乐、10多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成为中国乐坛的风云人物。尤以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叙事诗《白求恩》等一批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杰作，开一代先河，奠定了他在中国音乐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他创作的《谁不说俺家乡好》（电影《红日》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等更是脍炙人口。2009年，《谁不说俺家乡好》在搭载我国人造卫星上太空的30首名曲中，名列第一。2011年，吕其明获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注释
［1]参见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史》（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
［2]参见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安徽抗日战争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3]参见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安徽抗日战争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4]参见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安徽抗日战争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5]参见中共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皖江抗日根据地史》，2001年印，第240页。
［6]参见中共芜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芜湖历史》（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页。
［7]参见中共芜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芜湖历史》（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页。
［8]参见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史》（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
［9]参见广州新四军研究会、巢湖新四军研究会编：《新四军第7师》，2005年印，第139页。
［10]参见中共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皖江抗日根据地史》，2001年印，第327页。
［11]参见中共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皖江抗日根据地史》，2001年印，第327页。
［12]参见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茂林悲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页。
［13]参见中共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皖江抗日根据地史》，2001年印，第256页。
［14]参见中共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皖江抗日根据地史》，2001年印，第207、347页。
［15]参见中共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皖江抗日根据地史》，2001年印，第207页。
［16]参见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红皖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页。
（作者单位：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