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是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首要任务、主要途径和决定因素。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1]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郊县［2]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斗争，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和坚持斗争，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上海郊县的抗日武装斗争先后在中共江苏省委、新四军东路军政会和中共江南区委、中共浙东区委的领导下开展，为配合新四军开辟和创建苏南、苏中和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夺取全国抗战的胜利发挥了战略配合作用。多年来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史料整理和专题研究均取得了一些成果［3],但全面系统性的分析和军事视角下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试从组织领导关系演变和抗日武装建设发展两个维度切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作以考察。
一、最初探索：中共江苏省军委领导时期（1937年8月至1937年12月）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上海三人团［4]遵照中央指示精神，确定了“在保卫大上海的共同目标下，把上海市民特别是基本群众迅速组织与动员起来，争取抗战胜利”［5]的基本工作方针，全面投入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军队抗战的工作。根据迅速发展的抗战形势，上海党组织决定成立军事运动委员会，培养军事干部，独立组建武装游击队，为上海沦陷后开辟江浙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长期任务做好准备。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应刘晓的要求，陆续选派干部到上海加强领导。
＊本文系2014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课题批准号2014DLS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8月下旬，张爱萍等人抵沪后奉命成立中共江苏省军事运动委员会［6](简称中共江苏省军委），张爱萍任书记［7］，余立金、吴克华、彭林、曾广泰为委员。
中共江苏省军委还成立了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开辟江浙地区地下党的工作，以保证上海失守后军委领导能迁至上海郊县指挥江浙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1月初中共江苏省委重建后，仍下设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及委员不变。同月中旬，张爱萍等奉调赴内地工作，江苏省军委及外县工委工作结束。［8]中共江苏省军委成立之初，刘晓就与军委领导研究决定，当务之急是抓好基本群众和军事骨干的训练，组建武装游击队伍。刘晓指示群委，集中一部分力量加强难民工作的领导，为组织武装力量做好准备；指示工委，通过各级党部在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中选择一些与近郊有关系的同志，动员工人进行回乡运动，开辟江浙两省外县工作。军委十分重视军事骨干的训练，各委员分头深入基层救亡团体中，开展群众性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讲座，培养了一批组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1937年秋冬间，军委组织了3期游击军事训练班，由群委组织选派的40余名学生、工人党员参加，分批接受了游击战术理论和军事技术训练。［9]训练班为郊县抗日武装斗争进行了必要的干部准备，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先后被派往浦东、青浦、苏南、苏北等地，开展创建抗日武装游击队和争取地方民团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工作。
淞沪会战期间，中共江苏省军委根据党的独立自主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通过各种渠道控制和建立抗日游击武装。张爱萍主张“掏心用间”［10],广辟战场，几位军委委员全部下去开展工作。上海党组织也抽调部分熟悉郊县情况的干部参加外县工作委员会，并选派8名党员分赴常熟、苏州、无锡等地为创建游击据点作准备。［11]特别是这一时期通过统战关系建立起来的苏浙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是上海党组织组建的第一支具有规模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星火燎原：中共江苏省外县工委领导时期（一）（1938年春至1939年10月）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日军兵分两路，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西进，短短一月之间上海周围地区和整个江南沦于日军铁蹄之下。至1938年初，日军驻沪部队增加到4万人，并建立伪绥靖军第三司令部，搜罗散兵游勇建立伪军。国民党方面，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撤离上海后，随即派出阮清源、何行健等到上海周围地区收编地方武装，成立了“忠义救国军”第三、四、八、九支队，约有2万人枪。在此前后，上海郊县一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共产党员、地方进步人士、爱国热血青年挺身而出，自发组织起地方抗日自卫武装，积极开展抗击日军保卫家乡的斗争。同时，也有一大批国民党散兵游勇、帮会头子、地方乡绅和地痞流氓趁势啸聚，出现了相当多抗日不力、扰民有加的游杂武装，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苦难。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思想。1938年5月，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济南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方面。”［12]中央书记处随即致电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指出：“省委当前的中心任务，应是加强对于农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立许多游击根据地。”［13]其后又多次对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作出具体指导。上海外县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和游击队的开辟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并在1939年年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为加强对上海郊县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江苏省委在1938年春成立了外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外县工委），由沙文汉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负责领导上海外围地区农村各级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和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开辟工作。
自1938年春至1939年10月，先后在上海市郊建立了浦东工委、青浦工委、嘉定工委、崇明工委，在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建立了江南特委，在（南）通、如（皋）、启（东）、海（门）地区建立了江北特委，开辟了浦东、青浦东乡、嘉定西部、崇明中部4个抗日游击区，常熟东乡、无锡梅村、江阴武进等3个抗日游击基点，建立了奉贤县人民保卫团、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南汇县抗日自卫总队第二大队、青浦淞沪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嘉定外冈游击队、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部队，上海外围农村抗日游击战争粗具规模。
浦东抗日游击区。该区以南汇县为中心，包括川沙县南部和奉贤县东部，是江苏省委成立后最早开辟抗日武装斗争的地区。在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1938年1月成立，陈静任书记）的领导下，先后组建了4支抗日武装，即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简称保卫二中）、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南汇县抗日自卫总队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
青东抗日游击区。该区以青浦东部观音堂（凤溪镇）为中心，包括重固、赵巷、黄渡、七宝、徐泾等地区。在中共青浦工作委员会（1939年1月成立，顾德欢任书记）的领导下，一面指导组建抗日队伍开展游击斗争，一面加强民运工作和党的建设，使青东抗日游击区成为中共在浦西地区的主要基地。青东抗日游击区的主要武装力量是青浦三支队，支队下辖3个大队、8个中队，约500人枪。
嘉定西乡抗日游击区。该区以外冈乡为中心，包括娄塘西部、昆山东部和太仓南部毗邻地区。在中共嘉定支部（1939年4月成立，李森任书记；同年8月扩建为嘉定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一支抗日武装力量，通称外冈游击队，群众俗称吕炳奎部队。［14]1939年春，经国共有关方面协商，决定外冈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淞沪游击纵队第一路第一支队第一大队，下辖4个分队，很快发展到400多人枪。［15]至1939年夏，外冈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反伪化斗争的胜利，队伍更加壮大，活动范围也扩大到望新、方泰、娄塘和昆山、太仓交界地区，嘉定西乡抗日游击区初步形成。
崇明中部抗日游击区。该区以大新、新民乡为中心，包括海岛西部的合作、三星、海桥等地区。在中共崇明县工作委员会（1939年9月成立，除国权任书记）的领导下，在崇明中部巩固和发展了海岛抗日游击区。1938年8月，根据江北特指示，瞿犊、王进率部重回崇明岛开辟抗日武装斗争，组建了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称崇总）［16],瞿犊任参谋长，王进任党代表。1939年年初，瞿、王二人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中共江苏省委派茅珵到崇明重建崇总，下设2个大队、6个中队及1个直属特务中队，在抗日斗争中逐渐发展到500余人枪。不久，从浦东转移到崇明县协兴镇、新安镇地区活动的川沙边抗四大队并入崇总［17],崇明抗日游击活动区不断扩大，崇明中部抗日游击区基本形成。［18]
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中共江南特委的领导下，先后掌握了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第一大队、常熟新六梯团、无锡县国民抗敌自卫队直属中队、江阴抗日游击大队、苏（州）北抗日义勇军等地方武装，在常熟东乡、无锡梅村和江阴武进建立了抗日游击基点。在中共江北特委的领导下，重点开展了通如启海地区各杂牌军的争取工作，先后控制和领导了如皋保安一队、启东人民抗日自卫队、海门抗敌支队第二大队、抗战支队南通独立分队、江苏省第四区司令部特务总队和颜秀五部常备八团一营等部。
三、并肩战斗：中共江苏省外县工委领导时期（二）（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
根据国共双方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达成的协议，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为贯彻中共中央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新四军担负着开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在新四军东进、北上作战的过程中，上海郊县抗日武装与新四军主力部队并肩作战，发挥了重要的战役配合作用。
1939年5月初，新四军决定派叶飞率第六团出师东进，向京沪路以东地区发展，揭开了轰轰烈烈的沪郊抗日斗争的序幕。中共江苏省委高度重视新四军部队东进一事，指示外县工委和江南特委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开创京沪路以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外县工委副书记兼江南特委书记林枫与叶飞研究后，决定成立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部队所到之处，各级县工委、特委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群众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江南特委的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展到锡南、江阴、太仓、昆山、吴江等地。各级党组织以最大的政治热情，在人、枪、款等方面支援部队。由于武装斗争和党政建设、群众工作的密切配合，新四军迅速打通了茅山根据地与苏常太、澄锡虞地区的联系，把京沪线以东由江苏省委开辟的小块抗日游击基点连成一片，为新四军创建苏南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创造了必要条件。
1939年6月底，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总指挥部决定，江抗二路一部和江抗三路及部分地方游击队由何克希、吴焜率领，向东开辟昆嘉青地区。自1939年6月底至9月，新四军江抗东进江南，在青浦、嘉定两县活动两个多月，影响直抵上海市郊，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显著成绩，有力打击了日伪顽军事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澄锡虞、苏常太、青嘉3块抗日游击区，影响和推动了浦东和崇明抗日游击斗争的发展。江抗东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沦陷区及上海市区爱国群众的抗日斗志。在中共江苏省委及各县工委的配合支持下，江抗东进部队自身力量也得到很大发展。江抗奉命西撤时，除青浦三支队外，外县工委领导下的10余支地方抗日武装都编入部队统一行动，江抗部队发展到近6000人，统一整编为第二、三、四、五路（相当于团），并建立了2个重机枪连。然而，正如江苏省委所分析的，江南地方抗日武装全部随江抗西撤，未及统筹兼顾地方坚持斗争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苏常太和青浦、嘉定地区的党政军力量，客观上给上海郊县坚持长期敌后抗日武装斗争造成了一定的困难。［19]
新四军江抗奉命西撤后，日伪加紧了对江南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攻势，地方杂色部队大部分伪化投降，外县抗日武装斗争遇到很大困难。中共江苏省委为稳定上海外围抗日游击区，从上海市区动员输送大批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到苏常太、青嘉昆等地，充实或重组抗日游击队。嘉定工委由吕炳奎负责重组了200余人枪的新建游击队；外县工委抽调10余名党员骨干到昆山联抗建立党支部；周达明奉命到青浦加强军事领导，担任青浦工委军委委员兼青浦三支队参谋长；此外，还在常熟不脱产常备队的基础上重建了民抗，再加上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一共有5支抗日武装坚守和拓展了苏常太、青嘉昆抗日武装斗争的阵地。至1940年春，上海外围的抗日武装斗争“大体恢复并有新的发展”。［20]
1940年3月，汪伪南京政府上台，京沪杭地区成为日伪统治的中心。为巩固上海地区的治安，日伪在江南江北采取政治、军事联合进攻的方针。在政治上，各地伪政权活动由点线向横向发展，对江南一带杂色部队加强政治分化和收买，国民党忠救军杂色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安徽，一部分投靠汪伪。
在军事上，驻上海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师团调集重兵，对各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清剿”行动，使上海郊县各抗日游击区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在严酷的形势面前，中共江苏省委为保存有生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对上海外围抗日游击战争的布局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调整：一是决定青浦工委的工作转入地下，派少数同志返回青东恢复点线工作，青浦三支队和嘉定新建游击队转移到苏常太、与新江抗配合作战。二是指示崇明县工委率崇总从海岛北撤到启东，在江北特委领导下，与坚持斗争的通如、启海各路抗日武装会合，迎接新四军挺进纵队东进；同时派龚定中到崇明，建立崇明临时工委领导地下工作。三是调整和加强浦东工委领导班子，抽调金子明、朱亚民等党员干部到浦东，金子明任书记，下设军事工作委员会、民运工作委员会和伪军工作委员会，以加强抗日武装部队、群众运动和伪军统战策反作的领导，坚持浦东抗日阵地。［21]这些调整措施，对上海郊县抗日武装在更加艰苦的环境中坚守阵地、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坚守阵地：新四军东路军政会和中共江南区委领导时期（1940年5月至1942年7月）
1940年上半年，中原局、东南局和新四军根据中央的部署，决定新四军苏南部队主力立即北上，渡过长江向苏北发展；在江南则以苏常太为基点，向东向南发展，并决定派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率50余名连排军事干部到东路加强领导。4月底，谭震林等到达常熟董浜，成立新四军东路军政会，新江抗司令部亦改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军政会书记、江抗指挥兼政治委员，全面主持东路地区党政军工作。
1940年5月，中共中央和东南局鉴于江南敌后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江苏省委外县工作划为新四军东路军政会统一领导。是月底，外县工委书记沙文汉到常熟董浜，向谭震林移交东路特委、青浦工委和浦东工委的组织领导关系，并就上海外围抗日游击斗争的开展充分交换了意见。［22]
同月，中共江南特委改称东路特委；6月，东路军政会决定上海郊县党组织隶属东路特委统一领导，并对其组织领导机构和武装力量进行了相应调整。7月，成立中共昆嘉青中心县委；10月，扩大成立淞沪中心县委，统一领导浦东、浦西抗日游击区的工作，顾德欢任书记。中心县委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主要有淞沪游击纵队（又称青昆支队）和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简称浦东五支队），以这两支武装力量为依托，坚持和发展了浦西、浦东地区的抗日斗争。
1941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占领了杭甬线两侧杭州湾以南整个地区。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指示华中局开展浙闽沿海游击战，创立游击根据地。5月，华中局决定成立谭震林为书记的中共江南区委，统一领导苏南地区党政军工作，负责开辟浙东、浙西两地工作。江南区委成立后，决定将淞沪中心县委扩建为路南特委，直属区委领导，顾德欢任书记，下辖浦东、嘉定、淀山湖、青东、浦南和浙江海北（包括嘉兴、海宁、海盐、平湖县）6个工委，活动范围在京沪铁路以南至杭州湾之间，工作重点在浦东地区［23],组织力量为开辟浙东作准备。
中共路南特委成立不久，江浙一带斗争形势急转直下。5月11日，汪伪南京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任正副委员长，开始全面推行“清乡”计划，并宣布第一期“清乡”重点是浦东和太湖游击活动区。
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领导成员分析了日伪将在浦东地区全面“清乡”和浙东大部分地区沦陷的形势，根据开辟浙东地区的决策，决定抓紧日军占领浙东不久、统治尚未稳定的有利时机，避实击虚，及时将浦东抗日武装转移到浙东敌后，开辟三北［24]敌后抗日游击战。自5月起，在路南特委领导下，浦东五支队和伪军工委策反控制的伪五十团二、三营分批南渡浙东，至9月底全部到达浙东三北地区。浦东部队到三北地区共约900余人，这支部队成为后来浙东游击纵队建制的基础。［25]10月，路南特委成立浙东军分会，统一领导浙东三北地区和浦东地区的武装部队，在浙东地下党组织的配合支持下，在相公殿、段头湾、庵东海战中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为打击海上土匪顽军的猖狂活动，保障浙东至浦东海上交通，浙东军分会还建立了海防大队。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浙东军分会基本控制了三北地区，为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941年10月，江南区党委随新四军第六师渡江北上，路南特委的工作遂转由苏中区党委暂管，直至1942年7月划归浙东区党委领导。［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