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新四军建军80周年。沿着历史的轨迹，风风雨雨几十年，父辈们的壮举，至今仍历久弥新熠熠生辉。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第六团，按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指示，从茅山出发，继续东进，向东作战一直打到上海虹桥机场。
在新四军东进的历史中，六团团长叶飞曾两次改名：第一次改名叶琛，第二次改名聂扬。为什么会一而再地改名？1939年5月后，新四军报国民党三战区的电文中，六团为何只有小战绩，没有大战绩？
一、新四军组建后的战略展开
（一）华中战略地位重要
华中在中国抗战版图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共中央的电文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1]根据华中的战略地位、形势以及新四军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条件，毛泽东在1938年2月15日，致电新四军：“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2]4月29日，国民党要求新四军在完成集结、整训、点验后，即由岩寺经泾县推进至南陵附近，而后向当涂、溧水、天王寺、丹阳、镇江、南京一带从事游击。
（二）新四军部队迅速实施战略展开
国民党三战区将新四军一支队的活动范围限在镇江以南，南京以东，金坛以西，溧武路以北，东西约百公里，南北约五六十公里的狭小地域。此时国民党军经徐州会战后且战且退，将退到武汉。要求新四军东进的目的，也许是急需利用新四军到敌后游击的行动，牵制日军，缓解其正面战场的压力，或者还有另外的用意。项英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当局“以命令强迫”新四军“显然是将我送出到敌区听其自灭，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3].对国民党如此着急地将刚来自8省14个地区的游击队集结完毕，武器装备严重欠缺，便立即命令其到敌占区去游击，这样理解是有根据的。毛泽东则看得更深远一些。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对新四军东进明确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过程及打捷报给他。”［4]
1938年春，日本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地区后，国民党军队和旧政权机构大部分都撤走了，苏浙皖地区基本成为敌后。然而，日军由于兵力有限，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尚无能力顾及，伪政权亦刚刚建立，力量薄弱，这对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个好时机。陈毅领会了中央的精神，积极主张挺进敌后。军部开会讨论，委托陈毅组建一支先遣队，到敌后作战略侦察。
陈毅在为先遣支做动员时要求：“我们要靠三条进江南：模范的群众纪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胜利的战斗。”［5]4月29日、5月12日，顾祝同电报蒋介石：“新四军已点验完竣，调各支队侦察连组为先遣队，以第二支队副司令粟裕任先遣司令，由潜口乘车至南陵，尔后由南陵、宣城间分从黄池镇、裘公渡附近入敌境进行侦察。”［6]1938年6月1日，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由皖南南陵出动，过宣城、芜湖的铁路封锁线，其间与先遣支队会合，抵达苏南的高淳，继而向苏南敌后茅山地区挺进。
新四军在战略展开期间，积极打击日军。5月12日，四支队在蒋家河口歼灭日军20余人。6月17日，粟裕率队在韦岗歼灭日军20余人。蒋介石5月16日表彰新四军蒋家河口战斗出奇挫敌。6月表彰新四军韦岗战斗胜利。
韦岗伏击战是一场不大的战斗，但在江南这个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能瞬间丢失上海、南京，“恐日症”流行的特殊地域，影响却很大。使得敌、友、民众及各种社会力量对新四军刮目相看。
二、新四军东进，建立茅山根据地后继续“秘密东进”
（一）茅山根据地初步建立，活动地域狭小，部队发展困难重重
1938年10月，根据军部安排，一团回皖南整训，六团奉命前往茅山地区归一支队指挥。六团初到敌后，面临着新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作战对象、作战地域的转变：过去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现在作战对象是日军；过去是在闽东本乡本土作战，现在是在江南敌后作战。第二个转变是作战形式的转变：过去是山地游击战，现在要在交通发达的平原、河网地区进行游击战。
六团面临的困难很多，首先是语言不通，战士是闽东人，不会讲普通话，也听不懂苏南话。因为言语不通，困难重重。其次，是敌伪据点星罗棋布，铁路、公路、河流纵横交错，交通发达，信息传递快，敌人行动快，部队很不适应。六团因缺乏在平原地区作战的经验，经常遭到日伪军的偷袭，险情频现，疲于应付。他们积极探索新问题的解决办法，经过半年时间，摸索出以夜袭、奔袭、奇袭和伏击的手段打击日伪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实现了根本转变，得到陈毅司令员的表扬。但因茅山存在国民党的区县政府，部队作战兵员补充，粮食、服装补给非常困难。从1939年5月初，老六团出发前，陈毅写给六团的一封信中可以知道一些情况。信中写道：六团的“艰苦作风，是本军中最突出的”。“没有任何粮饷，没有服装可发，靠当地群众送点粮食，一天只能维持两餐，不仅毫无怨言，还能继续取得战斗胜利，维持模范纪律，这是我军优良传统的保持和发扬。”［7]
为解决兵员补充问题，陈毅交待六团帮句容县中心乡建立地方武装，归六团领导。他们带领群众组成冬防队。冬防队在六团带领下作战能力逐步提高，多次参加对日作战，积极性很高。三四十名队员要求参加六团，这就犯了国民党的大忌，告到了三战区，三战区又告到新四军军部，项英知道后直接发来电报，责备六团，而且来个“三不准”：不准发枪，不准发饷，不批准。
由于项英的“江南特殊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敢发动群众，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力量，不敢提减租减息，不敢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六团在这一地区的抗日活动处处受到限制。甚至，“当我团进攻白兔镇的日寇时，国民党镇江县政府董县长竟然命令他的特务队来伏击我军，致伤亡指战员十余人”。［8]即使这样，还要主动去保护敌后的国民党政权，建立统战关系。叶飞说：“还经常与国民党三战区，以及当地的国民党政权发生矛盾，我们经常因此而受到项英同志的批评，指责我们不懂统一战线，使我们非常苦恼。”［9]
（二）决策继续东进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军兵力愈感不足，进攻减缓，国民党正面战场压力减轻。重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给共产党抗日武装斗争制造许多困难。
六团在茅山遇到的困难，叶飞曾多次向陈毅司令员反映。陈毅帮助做了许多协调工作，使矛盾有所缓解。1939年2月，陈毅到军部听了周恩来传达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周恩来批评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做法，特别提到华中，要向敌后发展，不能受国民党的限制。
陈毅返回茅山，4月初就给六团交待任务，准备继续东进。他说：“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放手向敌后发展，抗击日寇。我们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发枪，要独立自主地发展队伍，壮大自己。你们这次到东路去，一要发展队伍，二要搞到武器装备自己，三要筹集款子。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人、枪、款。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这不对！有了这些，才好抗日嘛！”并说：“还要相机建立抗日根据地。”
（三）挺进东路，叶飞不得不改名
东路的地理含义包括常州以东直至上海，长江以南到太湖边。过去称京沪路东段两侧，简称东路。东路这个地区国民党是不准新四军去的，去了就是“非法”的。为了对国民党三战区“保密”，一支队做了许多工作，确保“秘密东进”不受干扰。陈毅决定，部队改名，六团以江阴地方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出征东路。六团领导人全部改名，团长叶飞改名为“叶琛”，副团长吴焜改名为“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改名“汪明”，政治主任刘松青改名“刘飞”。对全体指战员进行教育，不公开使用新四军第六团的番号，用“江抗”的名义，是为了冲破国民党的限制，继续东进。“对于这次东进，采取了秘密进军的办法，不公开新四军六团的番号。出去前，对部队进行了深人的政治动员，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遵守这一规定。真正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程度。”［10]
与此同时，在茅山地区成立新六团。1939年5月2日，一支队第二团收到一支队给团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及参谋长段焕竞一份特急电报。内容是：“（一）叶部业于东日（即5月1日）东进，考虑到这是违反国民党之法令的，六团暂以“江抗＇名义活动，指战员不戴臂章、帽徽，团的干部一律改用化名。（二）为应付国民党三战区的查询，仲弘（即陈毅）亲自起草了“叶飞因病告长假，其职由段焕竞代理＇的电报，由军部转致顾祝同。（三）以支队特务营和独立营为基础，重组一个新的六团，代号仍为“良团”，由段焕竞为团长，王丰庆为政治处主任。”［11]六团出发前，陈毅接到项英电报，担心部队被消灭，担心破坏统一战线，要求停止出发。陈毅与叶飞商量后决定，部队按预定方案出发。两人承诺各负其责：部队到东路被消灭了，由叶飞负责；破坏了统一战线由陈毅负责。1939年5月4日凌晨2点，叶飞提前2小时率领六团出发，前往东路。
（四）六团已经东进，身影还活跃在茅山地区
新六团成立后，番号仍是新四军第六团，归一支队指挥，代号仍是“良团”，活动地域是茅山附近的丹（阳）句（容）金（坛）溧（水）地区。他们积极活动，四处出击，掩护老六团的“秘密东进”行动。5月上旬，老六团已到达东路，“叶飞团”活动在茅山地区的战绩频频出现在顾祝同致蒋介石的战况电报中。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丛书《新四军》（参考资料）中查到1939年5月29日至9月5日顾祝同曾先后11次向蒋介石报告叶飞团在茅山地区活动情况，屡有捷报。
如：5月29日：哿晚，该支队叶飞团一部在珠琳桥收电线百八十余斤。
6月15日：该支队叶飞团破坏京沪路吕城、奔牛段十余段，桥梁一座、收电线二十余里，毙敌十余，我伤三。［12]
7月3日：马晚，该支队叶飞团一部，进袭魏村放火延烧敌屋，歼灭敌人大部……[13]
7月10日：新四军一支队叶飞团一部，俭日，向丹阳伪警袭击，毙敌十余，伤敌三，缴自行车一辆，我伤亡各一。［14]
因统一战线的需要，为应付国民党三战区，“在内部，叶飞的老六团、段焕竞的新六团，是分得一清二楚的。新六团只有两个营六个连，总共六百人，其中只有两个连队是老牌的主力”。［15]这些活动对国民党三战区而言，表明六团一直活动在茅山地区。
对在苏南突然出现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地方抗日武装“江抗”，国民党三战区从8月起就一直疑问重重。8月，由于与“江抗”联系较多的梅村地方武装头目邓本殷投靠国民党三战区，告发“叶琛”是新四军的团级领导干部，“江抗”主力是新四军的部队。国民党三战区多次追问军部和一支队，“江抗”是不是新四军的部队。曾让“忠义救国军”防剿“江抗”，但其“不争气”，屡战屡败。
他们总觉得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越界到了东路，但是摸不清究竟是新四军的哪支部队。国民党三战区接二连三发电报给叶挺，要求新四军不得违规越界，部队要撤回到原防区。9月底，国民党江南行署总指挥冷钦再次追问一支队，“江抗”是否与新四军有密切关系。陈毅对冷钦说，“江抗”梅光迪的部队里确有共产党参加。项英要求陈毅“只能承认它是上海党的武装”。［16]
10月10日，陈毅抵“江抗”驻地，部署“江抗”西撤北上。次日，致电冷钦：“职于灰日（10日）妥抵梅部会晤何叶李等，该部愿遵政府命令努力抗战工作……现梅部四散。”［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