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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四军对上海人民的支持2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2022-03-10 10:00:10

       四、新四军与上海地下党携手创办江淮大学

       在上海沦陷前后,由于沪上一些大学纷纷转迁大后方,不少学子求学无门,由于各种原因无法随校远迁的大学教师家庭生活也日趋窘迫。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上海全面沦陷,所有的大学,包括一些中学,被敌伪勒令登记,强迫实施奴化教育,否则禁止开学。上海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及学校师生,面临失学、失业的严重危机。他们中有不少人有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学习、工作的愿望。

       因工作需要,中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1942年春奉命调回延安,他在临行前指示:华中抗日根据地应该创造条件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在此背景下,华中局决定,由中共江苏省委和新四军合作,在淮南根据地创办江淮大学,指令由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梅益出面负责前期筹备。

       在上海,梅益动员上海文教界长期与中共合作的之江大学韦悫、陈端炳,复旦大学孙绳曾,交通大学姜长英、叶家俊、葛文锦,清华大学周国英,大夏大学王书伦、冯邦彦、李洪钟等生物、医学、教育、外语、体育各科的教授,国难教育社负责人张宗麟,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融以及王辛南、荣绎蓉、洪之阶等总共二三十位教授、专家、教师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任教,还招募了之江、大同、大夏、沪江、东吴大学和苏州工专的部分学生,以及上海一些中学毕业的进步失学青年到江淮大学就读。

       1942年9月,江淮大学在新四军第二师所在地、淮南路东根据地中心区盱眙县新铺镇隆重开学,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韦悫出任校长,梅益担任校党委书记。在教育内容上,江淮大学以新民主主义教育为主要课程,把培养学生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树立为革命学习的理念,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方针。学校首先开设教育、理工、文学等专业,后又增设英语、哲学、土木等课程。除了专业课之外,新四军有关领导还经常抽空到江淮大学作报告,如三次过草地的罗炳辉师长作长征报告,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钱俊瑞讲皖南事变亲身经历,军政治部联络部长潘汉年谈国际形势和敌占区的文化斗争,淮南根据地行署副主任兼津浦路东专员汪道涵介绍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三三制”政权建设等。1942年冬,因日军对淮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为师生安全计,师生一度分散“打埋伏”。1943年10月5日在淮北新四军第四师所在地、淮北路东根据地中心区泗南县仁和集重新开学。江淮大学前后共办2期,于1944年6月停办。江淮大学是新四军与上海地下党携手办学校的一个创举,毕业生大多就近分配到新四军各部队和根据地,担任宣传、组织、新闻、教育、卫生、民运等方面的工作,一部分学生则返沪回到原大学担任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其中有不少人嗣后参与解放上海、接管上海,成为上海各部门的领导干部。

       五、新四军支持上海近郊的抗日武装斗争

       上海郊县人民历来具有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传统。上海沦陷后,中共江苏省委迅速恢复和建立了上海郊县党组织,以加强党对上海郊县抗日斗争的领导。南汇、嘉定、青浦、崇明、奉贤、金山、川沙、七宝等地群众抗日武装很快建立起来。“在沪西的青浦地区,共产党员顾复生拉起了一支二三百人的青东抗日自卫队。在嘉定外岗地区,青年中医吕炳奎用七村联防的形式,拉起了300多人的嘉定外岗游击队。在浦东地区,南汇区长连柏生也拉起了一支部队。在崇明,进步青年瞿犊弃笔从戎,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王进带领当地的青壮年与敌人周旋,大伤了敌伪势力的元气。”[16]但是,这些抗日武装除了要与日伪军作战外,还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共地方武装的侵扰,他们迫切希望得到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声援。

       1938年5月,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很快开辟了以镇江、丹阳、金坛、句容4县边界为中心的茅山游击根据地。1939年夏,陈毅命第六团团长叶飞率两个营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二路的番号挺进东路,激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火烧虹桥飞机场,剑锋直指上海郊区。

       “江抗”挺进到嘉定、青浦后,积极配合吕炳奎领导的嘉定游击队和顾复生领导的青浦游击队开展对敌争,击溃了对吕炳奎、顾复生两部虎视眈眈的伪化顽军邓敬烈、姚友莲、许雷生部。

       1939年10月,“江抗”主力西撤,在东路地区留下了青浦顾复生部、嘉定吕炳奎部,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警卫班和常备队等坚持敌后游击,还有数十名“江抗”伤病员隐蔽在阳澄湖畔继续治疗伤病。10月下旬,“江抗”指挥部派杨浩庐、周达明等人返回东路,以加强常熟、青浦两地武装斗争的领导。

       1940年4月,新四军军部将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从皖南调到苏南东路地区,担任“江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领东路地区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为指导上海郊区的武装斗争,谭震林对浦东的连柏生、嘉定的吕炳奎、松江的钱锦芳、昆山的陶一求等地方武装领导逐一进行谈话,并指导连柏生通过统战关系,活动到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番号,使浦东游击队得以在灰色隐蔽下顺利发展。

       浦东地区东临东海,西达黄浦江,北为长江入海口,南面跨杭州湾与浙东相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1年5月,谭震林派蔡群帆、潘林儒一行6人到浦东,蔡群帆担任第五支队教导员,潘林儒担任常备大队大队长,还派出军事干部周达明到第五支队检查指导,同时又安排浦东干部金子明、张席珍、朱亚民3人参加由梅光迪、顾复生为正、副团长的江南参观团,到苏北盐城新四军新军部和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参观学习。其间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代军长陈毅还为他们分别作了《一致努力,长期坚持江南抗战》和《建设六师为党的模范游击兵团》的报告,使他们深受教育和鼓舞。在新四军的运筹下,很快地在上海郊区开辟了浦东、青浦东乡、嘉定西部、崇明中部4个抗日游击区,打通了上海与新四军和华中各根据地的联系,使上海市郊的武装斗争与新四军的抗日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新四军苏中四分区的支持下,崇明抗日自卫总队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清乡”,并与苏中四分区的游击队一起成为新四军第一师粟裕部队的组成部分。

       从1942年5月起,上海郊县划归中共浙东区党委领导。同年9月初,浦东支队支队长朱亚民和政委姜杰赴浙东参加军政大会,会后朱亚民奉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委员谭启龙之命,率11名武工队员从三北地区北渡杭州湾,秘密潜回浦东,将浦东支队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朱亚民任支队长。1945年4月淞沪支队西进与浦西部队统一整编,正式公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的番号。至日本投降时,淞沪支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打出了一个连接浦东浦西的抗日游击区,部队也发展到1500多人,控制了上海浦东浦西的广大农村,为新四军在这个地区的抗日总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里面离不开新四军对他们的扶持。

       随着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确立在宁沪杭鄞筹划城市武装起义,配合盟军登陆作战的战略目标。为此,上海地下党积极组建工人地下军和近郊地下军。为配合这一战略行动,活跃在上海浦东、浦西(青浦)一带的新四军淞沪游击支队接受任务,成立骨干培训班,对江南造船所和三兴船厂工人地下军以及市郊的杨行地下军、浦东地下军进行军事培训,同时还派出军事干部秘密进入市内,参与地下军的组建工作。后因形势变化,停止了原定武装起义的计划,一部分暴露身份的上海地下军成员与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会合,奉命北撤。        

       新四军和华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对上海人民的支持,在上海人民抗日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1]《孤岛周刊》1938年第1卷第5期。

[2]《申报》1938年10月10日。

[3]《文汇报》1938年10月30日。

[4]叶茂庭编注:《叶挺文选》,广东阅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73、74页。

[5]《每日译报》1939年3月3日。

[6]《新四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7]载《译报周刊》第1卷第5期。

[8]《新四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6、445页。

[9]《大陆报》1939年7月24日。

[10]《字林西报》1939年7月24日。

[11]《新闻报》1939年8月4日。

[12]张达平:《关于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华中抗日斗争回忆》第1辑,第141页,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上海分会1982年印。王尧山:《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新四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13]《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6页。

[14]《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7页。

[15]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23页。

[16]王尧山:《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新四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作者单位: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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