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当天上午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完全被日伪统治，“孤岛”从此不复存在。形势的突然变化，使包括中共在内的上海抗日势力开始进入最艰苦的困难时期。以刘晓、张承宗为领导的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的全体人员，遵循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指示精神，严格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勤学、勤业、交朋友”的七字方针，坚持与敌伪斗争。不过，他们的名字很快上了日伪的黑名单。
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1942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秘密党内必须取消省委特委组织只保留县委或支部”［1]的决定，指示江苏省委机关和领导成员全部转移，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各类人员开始以各种途径陆续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前后历经三年之久，主要以义庄附近的交通站、顾家圩子及大王庄三地为其重要活动的平台，进一步验证了上海与新四军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一、义庄交通站
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的部署，淮南区党委总联抗所在地义庄附近的交通站，是接待和审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撤退同志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第一站。
从上海来的同志，首先要在这里学习，接受审查，然后再到江苏省委的训练班集中。
在撤离上海前，中共江苏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书记由刚从职委书记岗位上调任的张承宗担任，史永、姚家本任委员，省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刘长胜直接领导情报委员会的工作。参与这条战线工作的还有张心宜、柯执之、赵铮兄弟二人、郑振华、王大超、吴复培、黄征凤、袁锟田、张纪元、张子良、朱文蔚、梁万程等。［2]因此，负责义庄交通站接待和审查工作的领导人，就由张承宗担任。
8月间，张承宗接到刘长胜的通知，组织上调他到根据地去，要张承宗把所属的党的组织关系都交出来，听候组织上派交通员前来与他联系。
张承宗立马把柯执之的关系交给教育界的周克。柯在情报委员会里担任张承宗的秘书和交通员，帮助张承宗收集情报资料，整理后经过江苏省委的交通联系，传递上去。柯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吴耀宗基督教青年协会的秘书，因职业掩护的条件较好，张承宗有时就到她的办公地点与她联系。另一部分搞情报的关系，张承宗交给了史永，由史永转出去，还有一些关系则直接交给刘长胜，由他去转。据赵铮回忆，情报工作委员会所属人员，除后来去根据地而外，均改由潘汉年负责的情报系统领导，其中有的同志打入了汪伪特工机关和沪西警局。［3]
淮南区党委总联抗的义庄交通站，离汊涧15华里，离区党委所在地则很近。交通站由杨秉超负责，上海的交通联络站就设在这里。1942年9月，张承宗由交通员周晓华和戚原两人护送撤离上海，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此前，石榴（即石志昂）已先到一步，根据组织安排，石榴负责接待事务，张承宗负责干部审查，10月份前来报道的田辛负责交通。中共上海地下党成员相继进入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
10月间，刘长胜在戚原、舒忻两位交通员护送下进入根据地；11月间，刘晓、王尧山、赵先、张本等也在戚原等护送下进入根据地；其间，潘汉年、何荦是从镇江渡江经仪征边区进来的，他们经义庄交通站前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黄花塘；就这样，到1941年12月，从上海撤离到淮南根据地的区以上干部，陆陆续续经过此地，先后接受组织审查，而后根据各自的任务奔赴各自战斗岗位。
二、顾家圩子干部培训班
顾家圩子，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进入淮南根据地三年的第二站。
从刘长胜、刘晓等先后撤离上海之后，中共江苏省委也搬到了淮南根据地。1942年下半年，新四军军部从盐城移到天长县同城镇附近的黄花塘（同城镇是边区的贸易中心），离开敌人占领的天长县城大约50华里，华中局领导机构也随之移到此地。经研究决定，江苏省委驻在离新四军军部黄花塘西北20多华里的泥沛湾。
顾家圩子就在泥沛湾的附近，是举办干部训练班的理想场所。据张承宗回忆，顾家圩子是当地一个较大地主的住宅，地主已经跑掉，其主要房屋有两进，都是平房。一进较大的房子旁边有一个碉堡式的炮楼，里面有三五间房子，由江苏省委的领导和原来搞机要工作的干部居住。另一进在东边，正屋有三四间，地主的儿子和媳妇住在正间，一部分女干部住在他们的堂屋里，另外有一部分搞秘书、后勤等工作的干部，住在过道旁的一间屋里。此外，还有两间偏屋，有老百姓住着。屋子旁边有个打谷场，警卫班的战士和交通员就住场边搭起的几间茅草屋子，里面还有架手摇电话机，以作联系之用。
另外，还有一部分干部分散住在附近的一些小庄子里。［4]就这样，顾家圩子成了上海地下党第一次大团聚、大交流的所在地。当时，江苏省委的主要领导一共有五位：刘晓与刘长胜分别为正副书记，刘宁一负责工人工作，王尧山是组织部长，张登（即沙文汉）是宣传部长。
他们都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过去在白区工作，大家只知道他们是上级领导，但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职务，到顾家圩子后，才“真相大白”！上海地下党各界各级一百几十位负责人济济一堂，相聚于此，大家的情绪特别高涨，心情也十分愉快。对于省委领导，都很尊重，关系融洽，非常和谐，相互称同志，或叫老刘老王的。大家背后亲切地叫刘晓为“老刘”，刘长胜为“胖刘”，刘宁一为“瘦刘”，合称“三刘”。张承宗的“老张”之称也是从这时开始叫出来的。
上海地下党著名的“三刘”之名从此流传。后来，又出现了“三张”，即张承宗、张执一、张祺。［5]“三刘”、“三张”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领域，曾经演绎着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故事。
江苏省委干部培训班由刘晓负总责，王尧山负责组织工作，关健夫担任秘书，他的妻子赵佩珍担任后勤事务工作，吴涤苍（又名吴泽均）和应仁珍担任医务工作。出于对干部训练班安全的考虑，华中局专门派了一个警卫班前来做保卫工作，还为省委领导同志配备了警卫员和通讯员。
干部训练班分为四个支部：一个支部是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和机要工作人员，一个支部是学生界的干部，一个支部是工商界的干部，还有一个支部是职业界和其他方面的干部。张承宗任工人界的支部书记。时隔38年之后，张承宗根据自己的记忆，将各个支部的相关人员罗列于下。
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和机要人员的支部有十余人：刘晓、刘长胜、刘宁一、李莲香（刘宁一妻子，即李淑英）、王尧山、赵先（王尧山妻子）、张登、蒋林根（即涂作潮）、杨健生、梁毓哲、朱志良、陈永箴（即陈小梅）、阿曾、阿叶等。
学生界的支部有二十余人：顾以佶、顾以佩、张本、李琦涛、刘启林、高景平、钟石川、王伟业、侯裕民、潘文铮、吴涤苍、黄素痕、季梅先、杨佩景、谭峨谷、吴学谦、马飞海、陈一鸣、严家裕、陈向明、王涵钟、钟惠群（即钟沛璋）、大吴、小吴等。
工商界的支部也有十余人：陈公琪、王群、张祺、孙明、顾松盛、范小风、顾莲英、俞宝琴（即袁丽芬）、王立（即王烈豪）、徐伯晖等。
文化界和职业界的支部有十余人：关健夫、老赵、梅益、唐守愚、吴小佩、张钢（即韩述之）、梅洛、应仁珍、钱天常（即钱正心）、王津、康善贤（即李大）、小周等。
此外，还有一些担任交通工作或没有编入支部，或临时参加的人员，如钱伯荪、丁祖宪、周晓华、赵茅兴、田辛、何荦、俞敦华、戚原、高骏、舒忻等。［6]
据我考证，张承宗记忆里所列举的人名，基本是八九不离十。这一回忆文章写于1980年，但当时不少还在世的当事人无一人提出异议。因此，上述所列名单是可信的。
顾家圩子干部培训班从1942年8月开始集中，12月正式开办，到1943年春节后，大约二三月间结束，前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其间，华中局的领导谭震林、张云逸、方毅、刘顺元，包括饶漱石等都来过，并作过报告。张承宗记忆最深刻的是潘汉年。潘到训练班来过几次，每次都要住上几天。“他和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及做机要工作的同志住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是做白区工作的，对保守秘密的纪律很严格，互相不问在敌占区做什么工作。”据张承宗回忆，潘汉年在训练班上一共作过两次报告，一次是讲长征的故事，一次是讲白区的斗争，“大家都感到他革命斗争经验丰富，讲话有条理，娓娓动听，特别是他熟悉敌伪和国民党的情况，了解社会各方面的动态，同敌伪、国民党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公开谈判和隐蔽斗争，都很有办法。他讲了一些利用合法方式隐蔽自己，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经验”。［7]
训练班总的要求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总结工作”。学习的文件主要是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三篇文章，学习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边学习、边总结。每个干部根据本身的工作实践，总结抗战以来的主要经验，如关健夫、梅益总结文化界工作的经验，工人、职员、学生界的同志分别总结职工运动、学生运动的经验。当时江苏省委很重视组织大规模群众团体的工作经验：作为专题来总结。
张承宗被指定撰写大团体工作的经验，陈一鸣也写学生界方面大团体的工作经验。我曾对张承宗以李子丹的笔名在《党的生活》上发表的《群众团体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作过较为详尽的阐述。这次，张承宗带着命题作业，利用训练班的学习机会，再次根据银钱业联谊会、保险业联谊会、中法校友联谊会、洋行华员俱乐部等工作实践，进一步总结了经验。主要内容有：
（一）充分利用合法条件，广泛地组织群众，利用原有的社会组织或成立各种灰色社会团体；
（二）从群众的实际水平出发，教育群众，从低到高，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党的主张；
（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四）深入参加团体的各个产业内部，发展党的力量。［8]
这篇有关大团体工作经验的专题总结，我并未看到，据张承宗自己说，这份总结材料和其他同志的总结材料都由刘长胜保存，1945年8月刘长胜重新回上海工作时，都交给了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收存。
顾家圩子干部训练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用张承宗的话概括，和当年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一致，也是四句话八个字，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每天一早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上早操，跑步，步枪射击，掷手榴弹。晚上要轮流站岗值班，练习夜行军。”［9]
对于训练班的文艺体育活动，张承宗作了栩栩如生的描述：
文艺体育活动很活跃，因为全是年轻人，最大的也不过30来岁，一般都是20岁左右，职工方面的干部平均年龄略高一点。青年学生干部唱歌跳舞最为活跃，每次娱乐晚会，歌声不绝。最受欢迎的是顾以佶同志唱《延安颂》、李琦涛同志唱《夜半歌声》、刘启林同志拉洋片《抗日救国西洋景》。休息时间，有的打排球，有的打篮球。打排球的健将还是以学生方面居多，女将有顾以佶同志，梅益同志个儿高，打起球来很占便宜，陈永箴打得很有水平，刘晓、刘长胜等同志也一起参加。我有时也凑个数，我打出去的球，大家叫做“莫洛托夫面包兰”，以后不少人干脆给我起了个绰号，叫“莫洛托夫”。［10]
这样的学习生活和学习环境，令许多人难以忘怀。可是，一个多月后，却传来消息说，日军要进行大规模“扫荡”，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准备反“扫荡”，淮南根据地各部队纷纷展开紧急动员，决定军政机关一律分散，训练班、学校都要暂时停办。为了白区干部的安全，江苏省委根据华中局的要求，决定大部分可以回到敌占区的一律都回去，一小部分留在华中局建立城市工作部，领导原江苏省委所属范围的城市工作，另一小部分在根据地分配工作。
1943年春，在时任政治交通员张征秉的具体筹划下，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100多位干部相继返回上海及其他敌占区的大、中城市。［11]但顾家圩子干部培训的战斗生活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久的回忆。
三、大王庄新四军调查研究室
几乎在顾家圩子干部训练班被撤销的同时，1943年三四月间，华中局正式成立华中局城工部，对外称新四军调查研究室。这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又一个活动平台。
华中局城工部（简称“城工部”）设在大王庄新四军政治部所在地，由刘晓任部长，刘长胜任副部长，张承宗担任秘书兼干部科长。陈一鸣、吴学谦、马飞海、陈慎言等在部里担任研究工作，陈浩担任后勤工作，陈同生、李代耕、贺希明、陈穆和张逸城等在机关附近的政策研究室工作。城工部的主要职能是领导华中地区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包括原江苏省委所属上海、南京等地区的城市工作；同时成立华中局联络部，由潘汉年任部长，徐雪寒副之，负责华中地区，主要是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其办公地点设在附近的小王庄。这两个部虽然都是做敌占区工作的，但组织上严格分开，机关干部和所属单位都互不相关，只是领导上互有联系，各有分工，又有配合。
张承宗是大王庄华东局城工部即新四军调查研究室一个最为主要和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根据联络部工作需要，由张承宗经手，曾以江苏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的名义调张子良、蒋建忠两位工人党员给联络部当交通员。城工部成立后，又继续调张政秉、徐诚（即徐百辉）和何荦三人去联络部当交通员，他们与城工部交通科一起，在上海、南京和淮南根据地之间，建立了秘密交通线，来往送材料、带干部，从未出过一次差错，安全准确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12]
张承宗在淮南根据地三年中，除义庄交通联络站和顾家圩子干部训练班两处前后半年时间而外，其余时间都在大王庄城工部。他的职务虽然是秘书兼干部科长，但所任担的任务却是不断在加重。城工部刚成立时，刘晓、刘宁一、张登和王尧山都在根据地，但不久，刘晓、刘宁一分别率领一部分同志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张登担任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王尧山调华中局组织部任干部科长，闵廉调淮南区委任宣传部副部长。城工部实际上后来由刘长胜负总责，日常工作都是经过张承宗具体安排和组织实施的，实际上是部长的主要搭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