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长胜的直接领导下，张承宗里里外外一把手，还独当一面地处理一些全局性工作。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以大王庄为基地，组织和领导了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建立交通路线，派干部去敌占区了解工作情况，或不定期地找各部门负责干部来城工部汇报工作。
据张承宗统计，从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的三年中，约有2000人次的敌占区干部进出根据地。所以必须做好交通工作，以保证根据地和敌占区的联系，不断地安全输送干部和物资。
经张承宗和刘长胜等研究，在1942年已有交通线的基础上，他派干部在根据地周围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多方面多渠道开辟交通线，在边区附近敌人城镇里设立交通站。
当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开辟的交通线主要有浦口、六合、明光、嘉山、管店、仪征、瓜洲、扬州等几条线。其中仪征和六合两条线用得比较多，远一点的如洪泽湖边也设过交通联络点，姚天佑驻在那里，后来应用得不多就撤掉了。城工部的一些领导干部还亲自兼任各个联络站的“头”，先是吴学谦、钟沛璋，后来是陈慎言、刘衡嘉驻在仪征、扬州，其间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给了很多帮助。俞敦华驻在六合、竹镇，邵健和刘进在明光摆了一个布摊，专门为警察系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使用。据张承宗回忆，交通线的具体工作，在根据地由城工部交通科科长田辛领导，上海方面由钱伯荪领导。先后担任过交通员的有：周晓华、高骏、王津、戚原、俞敦华、贺崇寅、王逸民、赵茅兴、舒忻、刘大庸、彭原、刘衡嘉、刘进、姚明达、毛良、徐陈思、林钧、屠传泗、褚雷、严维勤、王业康、王自慎、浦侠、佟子君、秦志明（程韵启）、曹达、张洽泰、何荦、张征秉、郁统聚、丁祖宪、沈凡、何志毅（仲伟）、胡华清等30多人。他们除了个别人出过一些小岔子以外，一般都安全及时地完成任务，并且取得了一些经验，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下交通工作打下了基础。［13]
第二件事情是开展根据地的整风学习运动。
被称为“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整风运动，从1941年年初发端于延安，翌年春在中共各根据地先后展开。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成员进入根据地之初，以学习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14]为主，要求反复研读，并且抄写后秘密送至上海及南京等地各级党组织学习。随着延安及新四军军部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城工部的领导干部一面参与新四军直属部队的在职干部整风，一面根据秘密工作的特点，制订计划，对地下党的干部分批分期地进行短期轮训。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及华中局的有关规定，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要求学习的同志以22个文件［15]中的方针来检讨全党的思想和工作实践，发扬正确的，纠正错误的，既要掌握理论，又要联系实际，要求做到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活生生的统一。
参加城工部整风学习的在职干部10多人，组成了一个支部，张承宗任书记，成员包括田辛、陈一鸣、吴学谦、周晓华、陈慎言、丁祖宪、陈浩、马飞海、刘衡嘉、赵茅兴，以后还有侯忠澍（即宋嘉谟）、楼云、朱洁（即计淑人）等，联络部、新华社的党员也参与了这个支部的学习。
据张承宗回忆，他们分批对上海地下党的部分干部进行短期轮训，参加轮训的人员，除上面提及的外，还有邵健、俞敦华、戚原、刘大庸、张登、梅华（毕玲）、金瓯卜、陈文斌、马文林、苗雁群、李庆发、毛良、刘峰、刘诚、曹传辉、刘继霖、窦敬良、马益三、吴彩松（即吴良杰）、金德琴、贺崇寅、王自慎、张洽泰夫妇、彭原、王群、佟子君、姚明达、浦作、浦侠、秦志明、杨春林、刘志荣、倪洪生、张书宝、杨秉儒、祝平、诸敏、陈良、马崇儒、杨逸、李琼（杨帆［16]妻子）、刘德全、王中一、庄健安、武文斌、杜英、曹达、高延年、闻余堂、陈惠英、谢棣华、胡振民、唐国裕、罗士其夫妇、老丁、王纪华、汪壁、王大可、胡华清、张寿根、梁廷锦、王良材、史毓民、熊志华、雷树萱、项克方、梅达君、姜敏、戴利国、沈凡、方行、朱克明、屠基远、屠传泗、吴耐、潘劳、汪德基、陈思、顾文斗、金殿贵、王连宝、王菊芬、王惠康、陈铁峰、黄明、王云、王勤华、史凡、施民、沈鸿春、娄惠珍、纪康、黄群华、王正、徐盼秋、周景文、吕理复、叶英、可刚、周劝业、林德明、毛云中、戴叶、戴自觉、小俞、吴石、赵不扬、俞志明、蒋大年、王淑一、金殿臣的女儿等。
张承宗对整风运动期间到淮南根据地参加轮训和学习班的这些人名的回忆，带有一定的传奇性。他曾经写过下列的一段文字：
我极力想回忆出参加学习班的同志的名单，作为历史的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中，被强迫做“交代”，我尽量把所能记忆的同志全部写下来，为了怕以后回忆不出那么多，我把这个名单分散地记在“毛选”上面，总算没有被毁掉。对我今天写这个资料不无帮助。［17]就这样，张承宗巧妙地与林彪、“四人帮”周旋、斗争，成功地为后人留下了又一份丰厚的历史遗产。通过系统的整风学习，包括张承宗在内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广大干部和党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对中共党的城市秘密斗争方针、政策和策略、方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第三件事情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
通过抗战以来的实践和整风运动的教育，上海地下党的干部和党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对城市秘密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方法，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思想路线方面，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转到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上来，认真调查研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逐步积累了城市工作中的新经验。在具体的工作路线方面，由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斗争中逐步恢复并发展了党的力量，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坚固的基础，摸索和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方法。特别是通过城工部的工作实践，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的战略意义，进一步把根据地当作城市工作的依靠，使城市地下斗争更好地与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密切配合起来。
张承宗总结了上海职工运动的历史经验。1944年10月下旬，张承宗在华中局城工部编纂的《城工资料》第4期上发表了《抗战时期上海的店员与职员运动》一文，文内他首先对大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大城市中职员的基本特点从正反两方面作了中肯的分析，并且据此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同时，又对敌占区城市目前的环境与任务作了分析，他归纳了七点：即一是由于受苏德战场苏联胜利造成的希特勒快要灭亡局势的鼓励，广大群众都感到：“天快亮了！”二是日本侵略者所高唱的“对华新经济政策”已破了产。三是职员的生活急速地下降着。四是日伪之间矛盾更扩大了，伪方中下层更趋动摇。五是沦陷区的资本家对日本所谓的“新经济政策”日益不满，矛盾也进一步加深。六是日本特务活动和残酷的镇压也随之加紧。七是国民党势力也在积极准备力量，企图夺取上海。
关于目前的任务和为了完成任务所要开展的工作，张承宗也从五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是加强思想教育，要在职员中广泛进行说服和解释的工作，激发其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在新四军配合盟军总反攻中团结起来，里应外合，收复城市。二是发展群众运动，进一步准备群众力量，利用合法的职业团体和社会事业，大力开展以生活互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加强秘密党的发展工作。三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与团结各式各样的干部。四是加强敌伪机关公务员和保甲青年中的工作。五是加强上层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作，来掩护我下层工作的开展。［18]
张承宗的这篇文章，虽然一些论点有所偏颇，分析也未必精当，但这是他对上海职员和职员运动最为重要的总结性的一篇文章，这既是他参与组织领导上海职工运动的历史记录，也是他对参与领导职员运动实践经验进行梳理总结的理论升华。
陈一鸣总结了上海学生运动的经验。他回顾了当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基本理念和具体做法：
（一）要发扬青年学生在革命大事变前夜的活跃及宣传真理的先锋作用，积极争取广大人民，宣传形势，鼓舞对胜利的信心，号召同舟共济，一致对付日寇。
（二）把学生青年和社会广大职工、民众、妇女、儿童等各阶层的力量配合起来，团结成一个力量。学生运动要发挥在整个社会运动中的桥梁作用，扩大为社会青年运动。
（三）广泛发展学生青年的力量，开展学业的互助，为新中国培养人才；开展生活助学的合作，为争取继续求学，减轻痛苦，为学生群众基础而斗争。要培养、团结大批优秀的、有能力的、有觉悟的学生先进分子，更有效地联系教育广大群众。
（四）争取一切在敌伪组织中的青年，一切在敌伪控制下的保甲、劳动服务、青少年团中的青年，用各种形式与敌伪作斗争，保障青年的切身利益，揭露敌寇的真面目和它末日的到来。
（五）一切回到城市里去的学生工作者和一切长期在敌人统治下艰苦斗争的青年学生、共产党员，更要依靠广大群众，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向群众学习，并领导群众向敌人作灵活复杂的斗争。在实际斗争中，不断细心作思想改造，坚定阶级立场，提高政治水平，才能准备起强大的力量来迎接胜利。［19]
第四件事情是部署里应外合地进攻日本侵略者、解放大上海的战略任务。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取得最后胜利已成定局，希特勒的彻底灭亡已经进入倒计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其在中国战场也已成为强弩之末，中国军队开始实行局部反攻，中共中央于6月5日发出《关于城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一个应对时局的军事策略。《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就不能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要求“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责任来”，并特别强调“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认真地与细致地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配备干部，进行工作，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两者互相结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20]
为了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首先着手对职工方面，特别是工人方面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培养。要求他们专程前来学习，经过短期培训后，即派回上海等地组织地下军。随后，“在伪军、伪警中，在工人苦力中，在伪政界、伪经济界、伪文化界中，以及在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甚至在各种秘密结社与流氓组织都要去进行工作”。［21]他们利用中共江苏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期间的有利条件，以伪军、伪警作为上海策反工作的重点。
其情报系统的邵健、刘峰在返回上海后，在警察中建立了“新友同盟会”和“新警同仁会”的秘密组织，以团结和争取伪警。“新友”实际意思就是新四军的战友。他们还采取“兄弟会”、“读书会”、“互助会”等分散的“灰色”的组织方式，团结争取了部分伪警，成为必要时配合武装起义的一支力量。
1944年底，由工委书记张祺负责，在上海正式筹建了工人地下军。城工部陆续派出了周晓华、高骏、孙明、刘荣、丁祖宪、毛良等骨干返沪，并由刘长胜等谈话、布置任务。这些同志大多数在城工部参加了整风学习，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忠贞可靠，作风朴实，又能联系群众。经过一段时间后，相继在沪西、沪东、南市、吴淞、浦东等地区，和该地区的大工厂结合，建立了一支秘密的地下军，人数有200多，枪支弹药大部分是从敌伪军及敌人军工厂里夺来的。
1945年8月中旬，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有关领导先后离开大王庄新四军调查研究室返回上海，准备策应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虽然由于形势的变化，这一战略未能展开，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与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一起书写的战斗日志，早已留驻在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
注释
［1]《关于取消秘密省委特委组织》（1942年7月），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页。
［2]张承宗：《华中局城工部三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5辑。
［3]赵铮：《庆回归，忆承宗》，《浦江忠魂－张承宗纪念文集》，第86页。
［4]张承宗：《华中局城工部三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5辑。
［5]对于“三张”指的哪三张，当事人及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笔者仅取其中一说。不过，几种说法中都包括张承宗，是确定无疑的。
［6]张承宗：《华中局城工部三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5辑。
［7]张承宗：《对党作出特殊贡献的潘汉年同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41辑。
［8]张承宗：《华中局城工部三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5辑。
［9]张承宗：《华中局城工部三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5辑。
［10]张承宗：《华中局城工部三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5辑。
［11]张承宗：《华中局城工部三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5辑。
［12]张承宗：《对党作出特殊贡献的潘汉年同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41辑。
［13]张承宗：《华中局城工部三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5辑。
［14]即毛泽东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5]中共中央规定的整风学习的文件，包括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联共（布）党史结束语6条，以及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12条等。
［16]应为“扬帆”，原文如此。
［17]张承宗：《抗战时期上海的店员与职员运动》，载华中局城工部编《城工资料》1944年第4期。
［18]张承宗：《抗战时期上海的店员与职员运动》，载华中局城工部编《城工资料》1944年第4期。
［19]陈一鸣：《不朽的精神》，《浦江忠魂－张承宗纪念文集》，第17-18页。
［20]《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52页。
［21]《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