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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抗日根据地是上海地下党坚实稳固的后方

新四军与上海 2022-03-14 10:00:14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苏皖边区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因主体部分在安徽东部,所以称皖东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来到皖东,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直接领导皖东地区的抗日斗争。1940年春夏,皖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建立。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扩大,1942年1月后,皖东抗日根据地改称为“淮南抗日根据地”,因此皖东地区也称“淮南地区”。

        新四军第二师主要活动于皖东抗日根据地,其主要任务是: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东,加强对西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1]第二师的成立,使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有了坚强的武装保障,对皖东(淮南)地区坚持抗战具有重大意义。淮南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地处苏皖边区,是新四军二师驻地。它东临运河,西靠津浦铁路,南濒长江,北临洪泽湖;所属有天长、甘泉、六合、高邮、仪征、盱眙、来安、嘉山诸县。

        开始时的交通线有两条:一条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改乘内河小轮船到九里埂下船,步行60里进入根据地,由竹镇集交通站派人护送到达顾家圩子;另一条是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渡江后,乘津浦线火车到嘉山或管店或明光下车,步行到根据地。后又开辟了经瓜洲进入根据地的线路,这条线由上海乘火车到镇江下车,渡江到瓜洲上岸,乘小船到乌搭沟或濮树湾再步行到根据地的刘家集或新集或龙河集,这条新开辟的交通线从上海到根据地路线最短。

        上海与新四军关系密切。上海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以及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给予极大的支持。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组织上海人民支援淮南敌后军民抗战,向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的物资、材料和技术人员,仅1942年就输送200余名技术工人和专家学者,参加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和文化工作,二师兵工厂、淮南银行印钞厂和飞马烟厂的机器设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上海人民筹集的。上海全面沦陷后,中共上海党组织撤至华中淮南抗日根据地,以根据地为依托,保存干部,训练干部,开展整风学习,可以说,淮南抗日根据地是上海地下党坚实稳固的后方。

        一、中共江苏省委撤离上海至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大肆搜捕中国爱国抗战人士,镇压取缔抗日团体,上海抗战进入最困难黑暗的阶段。1942年7月中共中央对江苏省委发出撤离上海的指示。江苏省委回电:在将来敌人统治更严密的情况下,组织领导机关很难存在,决定取消沪总领导机关,省委干部8月底分批离沪,留下六个党委系统独立开展工作;省委机关迁至华中根据地,先至二师驻地淮南根据地,因该地区交通便于对外联系,且居我工作各点中心。之后,中央复电同意。

        江苏省委转移工作正式开始前,就得到了淮南区党委、淮南交通总站、嘉山县政府和涧溪镇政府等各级党政领导的协助,开辟了几条秘密交通线。

        淮南交通站杨秉超还特地派交通员带领周晓华、戚原等试跑了从上海到淮南的交通线,帮助了解沿途日伪军的岗哨情况、熟悉交通线路上的特点。周晓华等交通员经过实地勘察,掌握了交通线上的情况后,开始执行护送党员干部的任务。[2]

        为了做好这个历史性的转移工作,江苏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王尧山主持这项工作,并且成立“动员委员会”,由钱柏荪、田辛等人具体执行。8月始省委领导,所属各委部分骨干以及各条战线比较暴露的党员干部200余人,开始分批撤离上海。8月,省委领导刘宁一、沙文汉等经九里埂进入根据地;9月,张承宗、吴学谦等经嘉山进入根据地;10月,刘长胜等经来安县进入根据地。交通员在护送过程中,不怕困难,在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把党的领导干部一批批顺利地护送到淮南根据地。由于刘长胜赴根据地的途中在嘉山受到日伪军的扣留,经潘汉年安排最后撤离的刘晓、王尧山、赵先、张本等主要领导,改道进入根据地。五人乘坐火车抵达镇江车站,巧妙利用敌伪特工站站长的关系,过江到仪征,在中共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的亲自接应下,送入根据地。最后一批江苏省委的领导人终于安全地到达淮南根据地。他们到淮南根据地后,先至设在淮南区党委的交通站,经审查批准后,送至淮南顾家圩子(现江苏省盱眙县和安徽省天长县交界处),准备集中学习。中共江苏省委从上海安全转移,从客观上保护了省委组织及领导骨干,为上海党组织的发展及以后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1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进驻淮南盱眙县黄花塘村。直到抗战胜利,共驻留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在该地经历了坚持、恢复发展和战略反攻三个时期,是其成立以来驻地时间最长的一个驻区。进驻后,华中局代书记饶漱石、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等到顾家圩子看望江苏省委同志,江苏省委领导到二师医院看望当时因病住院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

        同月,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江苏省委,在华中局下成立敌区工作部。4月,敌区工作部正式成立(1944年6月改称“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对外称新四军政治部调查研究室,代号为“淮南游击纵队第十二中队”),领导上海和南京等江苏敌占区重要城市的地下工作,机关驻地盱眙县大王庄村。城工部部长为刘晓,副部长为刘长胜。

        二、在淮南根据地举办整风学习班

        1942年7月江苏省委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已确定在根据地内办理“一短小精干训练班,决心训练一批敌区工作得力干部”。江苏省委撤至淮南根据地时,正是根据地整风运动的开展时期。江苏省委抓住有利时机,在顾家圩子举办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学习班。1943年二三月间学习班结束,有100多人参加学习。

        学习班的地点即省委的驻地顾家圩子,学习班由刘晓负总责,王尧山负责组织工作。上海地下党第一次有这么多领导干部聚在一起,济济一堂,共享学习的机会。华中局非常关心学习班的安全,给江苏省委领导的同志都配备警卫员,还派了通信员。派一名连长负责领导警卫工作,同时还为学习班的学员当军事训练的教练。

        学习班分4个支部:江苏省委机关支部,学生界支部,工人界支部,职业界和其他方面的支部。在学员中,大多是年轻人,学生界的干部最多。整风学习以自学为主,主要学习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个文件,还有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3]省委专题总结组织大规模群众团体的工作经验,张承宗总结职业界团体的工作经验,陈一鸣总结学生团体工作经验,关健夫、梅益总结文化界工作经验。刘晓、刘长胜分别讲解中国革命道路艰难曲折的历史,并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对干部进行党史教育。华中局、军部以及淮南根据地的领导人陈毅、饶漱石、张云逸、曾山、彭康、谭震林、方毅、刘顺元等领导人先后看望大家,并作重要报告。

        在学习班内,学习环境宽松自由,学习效果良好,令人难忘。上海地下党员脱下长袍、工装,穿上军装,远离地下秘密工作状态,心情舒畅,精神饱满。不少同志深有体会地说,在战争环境中度过的这段充满战斗友情、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使大家终身难忘。

        日伪的不断“扫荡”,影响学习班平稳进行。1942年12月,日伪军对淮南地区进行“扫荡”,学习班的人员曾一度分散埋伏,一部分随抗大学习,一部分被分配至地方工作。1943年春节前反“扫荡”结束后,学员回到顾家圩子继续学习。1943年2月,日伪再次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根据地决定精兵简政,军政机关一律分散,各种干部训练班、学习班暂时停办。江苏省委举办的学习班就此结束,参加学习的干部重新安排工作。

        上海党组织在淮南根据地整风学习,虽然和新四军军部机关及各师的整风不同,但是他们在根据地安稳系统地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工作经验,感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彻底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以及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坚决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自觉贯彻执行城市工作应配合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精神,使城市地下斗争与根据地武装斗争紧密结合,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分批抽调上海地下党至华中局城工部学习

        江苏省委决定,大部分有条件的同志一律回到敌占区工作,小部分留在华中局城工部工作,或分配在当地工作。1943年初至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华中局城工部干部除自身开展整风学习外,抓紧培养敌占区的城市干部。城工部根据敌占区城市秘密工作的特点,充分利用地下交通线,分批抽调上海地下党员进行短期整风学习,或不定期找各部门负责干部到城工部汇报工作。

        为了便于干部来往,城工部专门设立交通科,田辛兼任科长。上海陆续到根据地学习的干部,除各系统领导外,也有基层党员干部。1944年参加整风学习班人次最多。上海地下党陆续派工委、职委、学委等方面的负责人张祺、陆志仁、梅洛、张本等分批到城工部参加整风学习,经一段时间学习后返回上海工作。学习期限一般两至三个月,有的则时间更短。

        在学习期间,上海地下党员有机会吃住在一起,学习在一起,接触时间比以往更多,交谈方式也比以往更自由,因此相互了解更深,团结更密。学员还积极参加部队的活动,与战士同吃、同住,一起训练,还学习巷战知识,进行夜行军的锻炼。

        1945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即。华中局相继调派在根据地工作、学习或汇报工作的干部回沪,以迎接上海的抗战胜利。上海地下党员在根据地的整风学习结束。

        四、组织统战对象到淮南根据地参观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江苏省委曾发出关于在工商实业界及社会名流中开展工作的决定,深入各行各业,深入社会名流。银钱业通过团体工作基本上把几大银行集团和钱业界巨子团结起来,洋行界在工部局华员中,益友社把社会名流都争取过来。赵朴初通过慈善团体的工作,把慈善事业和宗教界团结起来,学生界通过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也把上层人士争取过来,并开展了一部分国际人士的工作。

        1944年夏,上海地下党动员各行各业的老工人和群众领袖去根据地参观,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被捕坐牢脱党的,也有的是在群众中有影响的人物。通过参观,他们了解到:根据地地方多么大,新四军力量怎么强,怎么打仗,民主政府怎么讲民主,与老百姓关系怎么好。很快,有的同志就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保留在根据地,单线联系,由城工部派他们回上海活动,定期去根据地汇报。

        1945年春节,华中局城工部动员一些爱国人士来淮南根据地参观,有培福药厂厂长余闻堂,正威药房药剂师钟信仁,万国药房化学师李尊权和药剂师唐国裕,[4]他们都学有专长,在当时上海医药界有一定声望。他们到达华中城工部前沿阵地的秘密交通站,站长何志毅赤脚挑了一担水向他们打招呼,将其带到住处,热情招待。当这些上海爱国人士知道何志毅是共产党、新四军干部后,大为惊奇,激动地说:“共产党、新四军干部赤脚挑水,待人和气,完全没有官架子,真是名不虚传,和国民党官僚完全两样,难怪受到人民拥护。”组织统战对象到根据地参观,这个办法实际上充分发挥了根据地的作用,帮助上海地下党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去根据地参观的各界人士回到上海后,在群众中介绍根据地的见闻,对扩大我党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党组织和抗日活动与新四军的发展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是密不可分的。上海各界在人、财、物方面大力支持新四军及根据地,同时,根据地是城市地下工作的坚强后盾,是地下工作最后胜利的有力依靠和希望所在。

        多年来,关于上海对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的支持研究得很充分,也有很多的成果。关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对上海党组织及抗日活动的帮助研究得很不够。

        本文则利用一些重要史料,参考一些专家的论述,草拟成文,旨在说明淮南根据地在保护上海党组织,提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对上海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及抗战的胜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1]中共滁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淮南抗日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2]水青:《互相支持,互为依托-开启上海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特殊联系》(《新四军与上海》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页。

[3]陈彩琴:《中共上海党组织在新四军根据地的整风学习》(《新四军与上海》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页。

[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新四军研究会上海高校专题组:《上海地下党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1、503页。

 

(作者单位: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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