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新四军建军80周年。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劲旅之一，英勇转战于大江南北和江淮河汊地区，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
上海人民与新四军携手战斗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相互支持、互为依托的特殊关系，开创了城市地下斗争与根据地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新局面。新四军英勇抗日业绩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支持和保护了上海地下党和人民的抗日斗争，并为坚持斗争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在日军占领租界后，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和骨干力量。同时，新四军的建立、发展、壮大和华中根据地的建设，也得到了上海地下党和人民的积极支援，上海成为支援新四军和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基地。
上海是工人阶级比较集中、工人运动比较成熟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上海又是当时中国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有经济和物质上的优势。上海的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也相当发达，知识分子和各类专门人才比较集中。上海的交通运输也很发达，与新四军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水陆相通。
新四军成立后，党中央就多次指示上海地下党（中共江苏省委），发挥上海大城市优势，从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支援新四军。周恩来在接见刘晓时，强调江苏省委要和新四军、中共中央东南局取得密切联系，要动员城市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下乡。要保护和发展已经建立的武装力量，配合新四军，开辟新的游击区。［1]刘晓和沙文汉到皖南东南局联系时，项英对上海的要求是输送干部和战斗员给新四军，经济上给予支援，向社会宣传新四军，使广大人民正确认识、了解新四军。希望掩护新四军的后勤部门在上海采购军需用品等，并指示要加强对上海郊区游击队的领导，以配合新四军在上海近郊及其外围苏常太、澄锡虞等地区开辟工作。［2]
上海地下党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按照党中央指示和新四军的迫切需要，在领导上海人民广泛开展抗日斗争的同时，把全力支援新四军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执行，充分利用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条件，从人力、财力、物力、宣传、文教以及医药、印刷、印钞、军工等方面全力支援新四军及其华中抗日根据地。下面分别作一简述。
一、上海人民在人力方面的支援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人民参加新四军和根据地建设的人数超过2万人。新四军刚组建时，上海煤业救护队在中共地下党员叶进明等率领下，有100多人带着25辆卡车，于1938年1月到南昌集体参加新四军。他们立即接受军部的紧要任务，驾驶着这些车辆夜以继日地长途艰苦运行，把分散在8省14个游击区数以千计、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山区游击战争的原红军游击队指战员，迅速接运到安徽岩寺集中，得到了军部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赞扬。当接运任务完成后，叶进明、忻元锡等又在负责后勤兵站和印刷厂等岗位上作出重要贡献。上海煤业救护队另有二三十人，也在地下党员乐时鸣带领下，于1938年7月到岩寺参加新四军，他们在军部附近创办起了地工业服务社。新四军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李一氓赞扬说：“上海煤业救护队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战，对新四军建军初期的后方勤务有极大贡献。”［3]当大量难民涌进上海租界时，上海地下党立即成立党的难民工作委员会，通过周克、朱启銮、赵朴初等一批同志对难民的组织教育，先后动员主批难民中的爱国青年，在汤镛、朱启銮等同志带领下，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共计1200多人。以后，又分批输送爱国青年到苏南等地参加新四军。据赵朴初回忆，上海地下党组织难民参加新四军的总数约有3000人；王尧山回忆有三四千人之多。［4]这一工作受到了中共中央表扬，中央认为“能从日军包围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壮举”。［5]
上海地下党给新四军输送干部，首批有随同难民一起赴皖南的党员和干部40余人，如汤镛留在新四军军部，任军法处处长。［6]接着又先后组织两批上海人民慰问团去皖南军部，慰问活动后，有六七十位同志留下参加新四军，成为骨干力量。扬帆先后担任项英秘书、华中敌工部部长等职。［7]以后还组织“职协上海战时服务团”、“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宣传团”和“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其中有何士德、沈西蒙、金敏玉等40多人参加新四军。另外还举办上海社会科学讲习班，也为新四军输送了七八十名干部力量。［8]
上海地下党对新四军急需的报务、印刷、印钞、军工、医务等方面的技术力量，也都积极进行支援。如通过上海“职协”举办无线电收发培训班，为新四军机要部门培养了近百名专门人才。［9]为了满足根据地建立印刷厂和印钞厂的要求，上海地下党陆续输送约300名印刷、印钞技术人员和工人。［10]
派上海印联党团成员、理事吴以常去苏南帮助创办了水上印刷厂和江南印刷厂。上海印钞人员过雪川为大江银行印制大江币，因有突出贡献，被任命为大江银行印钞厂厂长。上海支援江淮印钞厂的专门人才有柳溥庆、柳培庆等几十人。
上海地下党还为新四军的军工生产输送了一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江南地区的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后方留守处设立的枪械所中，40多名技术工人中的大多数是上海支援的。上海造船厂钻床工人朱荣生支援一师军工部兵工厂工作时，带头将自己的独生子朱金山也带去参加军工生产，从而带动了上海七八十名技术工人到苏中根据地军工厂工作。还有六师军工厂骨干力量，包括军工科科长、总务科长、金工股股长，都是上海支援的技术工人。原六师军工部副部长王新民写过一篇题为《艰苦创业办军工》的回忆文章，阐述了上海支援的详情。［11]
在创建新四军的医务卫生事业方面，上海有大批医生、护士、药剂师等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1938年初，在创办新四军军部军医处时，叶挺特邀上海健康保障会的医学博士沈其震担任军医处处长。军医处的骨干力量有上海医学院毕业的优秀生吴之理、郑乃光、章央芬等。为了帮助新四军建立和发展医务卫生事业，上海地下党曾多次动员组织红十字会总医院、宝隆、仁济、同仁、广德、仁德等医院及华美、华洋等药房的医药人才100多人，到新四军各根据地后方医院去工作。如同仁医院医生张贤变卖了家里的金银首饰，买了一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带到常熟游击区，先后担任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后方医院的院长和医务主任，后在战斗中牺牲。［12]又如仁济医院护士长左英去皖南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护士长、军医、保健科长和华中卫生学校教务主任，由于工作出色，作为华中医务界优秀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
二、江苏省委领导和组织上海和邻近地区武装队伍参加新四军
上海地下党输送人员参加新四军人数最多、最集中的是把江苏省委领导和组织的上海和邻近地区抗日武装队伍转编为新四军，并配合新四军在上海扩军工作，不断动员组织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
全面抗战开始，江苏省委成立外县工作委员会，逐步开辟了浦东、青浦东乡、嘉定西部、崇明中部四个抗日游击区，以及江南地区的常熟东乡、无锡梅村、江阴武进三个游击据点。派出林枫、张英、杨浩卢等干部去加强江南地区游击战争的领导，后又派何克希去进一步发展抗日武装。在新四军一支队帮助整编训练后，该地区的游击队改称为抗日义勇军。1939年5月1日，贯彻党中央“向东作战”方针，叶飞率新四军六团1000多名指战员，从茅山出发，到江阴与“江抗”会合，成立“江抗”总指挥部。在叶飞、何克希等率领下，东进部队一直打到嘉定，并夜袭浒墅关日军据点和上海虹桥机场。
在战斗过程中，常熟“民抗”，以及嘉定吕炳奎和青浦顾复生的游击队都参与了“江抗”部队的战斗，并先后正式编入“江抗”部队。东进部队战斗的胜利，激励了上海和江南地区爱国青年纷纷参加“江抗”部队。“江抗”部队从东进出发时的1000多人，到1939年9月西撤时，已发展到5000多人，这支部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
“江抗”部队西撤后，原游击区又重建“新江抗”和“民抗”，加上青浦、嘉定等地新发展的游击队，又发展到2000人武装。这时，新四军军部派谭震林带一批干部到苏南东路地区，谭震林任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书记，对江苏省委下属的游击队实行统一领导。谭震林还派一些干部到上海开展扩军工作，在上海党帮助下，从1940年9月开始到1941年7月，在上海扩军达1000多人。［13]谭震林领导的这3000余人部队，在1941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第十八旅。这个旅的特点就是约有近千名上海人，有一个连上海青年就有76人之多，实际成了“上海子弟兵”。［14]
1943年12月成立的新四军浙东纵队，也是在江苏省委领导的浦东游击队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浦东抗日游击区（包括南汇、川沙、奉贤）是中共江苏省委最早开辟的抗日武装斗争地区，主要有连柏生、朱亚民、朱人俊等领导的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1941年为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场，浦东游击队奉命分批开往浙东“三北”地区（镇海、慈溪、余姚三县姚江的北面，总称“三北”），先后共有900人，取得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番号。
1942年7月，华中局决定成立中共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任书记，朱人俊任浙东区党委敌军工作委员会书记。8月，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任司令员，连柏生任副司令员，谭启龙兼司令部政治委员。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浙东游击队第三、第四、第五支队，加上海防大队等，游击队已发展到1500多人，很快打开了浙东抗日局面。为了坚持和发展浦东抗日武装斗争，浙东区党委又派朱亚民组织精悍武工队返回浦东，成立浙东“三北”游击司令部浦东支队。
1943年12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公开打出新四军旗号，命令部队改称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委。1944年11月，上海浦东浦西游击队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朱亚民任大队长，陈伟达任政委。改编后的淞沪支队又发展到2000人，活动范围扩大到上海9个郊县。
还有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崇明地区游击队，也发展成为新四军主力部队一部分。1938年，江苏省委在崇明地区最早建立的抗日武装是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队（简称“崇总”），领导人是瞿犊、王进。1939年1月，两位领导人牺牲后，江苏省委又派茅埕、陈国权、韩念龙等20余名骨干先后到崇明，正式成立中共崇明县工作委员会，陈国权任书记，委员为茅埕和韩念龙，整编发展后的“崇总”共500余人枪。1940年7月，部队在茅埕、韩念龙率领下北移到南通、启东、海门等地发展游击战争。不久，“崇总”游击队改编为崇、启、海常备旅，受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茅埕任旅长，韩念龙任政委。
1940年11月，部队又改称为苏北第四区游击第三旅。新军部成立后，正式编入新四军第一师三旅。
上海输送人员去参加新四军，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新四军上海办事处。
1941年3月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正式成立，在皖南事变前已在上海做输送人员工作的杨斌（东南局青委委员）为办事处主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为办事处调配了荣健生、张达平、李子明等40多名党员干部为交通员，主要负责建立交通线输送人员的工作。据荣健生、张达平回忆，从1941年到1942年，通过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经手送往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人员近2000人，其中由上海地下党动员组织的党员、文化界人士、青年工人、职员、学生约占三分之二以上。［15]办事处还护送过多位国际友人，掩护输送在皖南事变后转移和突围到上海来的新四军干部，去苏北根据地。
三、上海人民在财力、物力上的支援
新四军初创时期，除了人才奇缺外，物质匮乏和财力困难更显突出，迫切需要上海支援。后随着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壮大和发展，军用、民用物资和建设工厂的机器设备更要求上海帮助解决。上海地下党和人民的支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募捐、献金、义卖、义演等活动，筹集财物支援
新四军1938年年初，在地下党领导下，职业界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和上海银钱业业余联合会、上海保险业联合会，联合开展了群众捐献活动。当时规模较大的募捐活动是1938年7月7日，江苏省委通过《每日译报》发表《上海各界告全市同胞书》，在全市人民中开展节约献金活动，消息发表后，工人、职员、教师、学生、车夫、小贩、佣仆等广大市民及各团体踊跃捐赠，甚至在报社门口排起了长队。还出现了一位老太太带着三个小孩，捧着储蓄罐前来捐款的感人场面。永安公司职工共募得捐款一万元，全部支援了新四军，得到新四军领导高度评价。［16]江苏省委还通过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星二聚餐会”开展捐献活动，工商界捐献的金额计178500余元。［17]
在物资支援方面，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地方协会共募得龙头细布7000匹、胶鞋4万多双，并将龙头细布4000匹和胶鞋2万双支援了新四军。［18]上海学委在募捐寒衣活动中，征募到的棉背心有10万件。
1939年下半年，江苏省委又发动上海各界开展“义卖”、“义演”活动，得到了职业界和社会人士的支持，其中以茅丽瑛（中共党员，当时是上海江汉关的职员）为主席的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义卖会取得成功，义卖所得一部分交难民救济会外，其余都通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转交给了新四军。茅丽瑛因这次义卖活动，惨遭日伪特务杀害，英勇牺牲，年仅29岁。
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开展的慈善公演活动，从1939年7月20日到31日，由华联等11个剧团300余人参加，连续公演11天，全部收入也通过“八办”转给新四军。上海海关负责人丁贵堂，曾从海关同仁基金中拨款2万元支援新四军。［19]
上海开展的捐献活动，据1939年8月16日的《上海工运简报》报道，捐献总额达92万元。另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全面抗战初期支援新四军的捐款就有130万元，对建军初期的新四军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救急作用。［20]
（二）输送和协助采购印刷、印钞、军工器材，以及西药、医疗设备，支援新四军
为了落实党中央关于“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以及加强根据地财政金融工作的指示，新四军急需上海在建设印刷、印钞厂方面加强支援。上海人民当然是义不容辞地设法协助解决。
新四军皖南军部原只有一个小印刷所，工具是一块石板。1938年夏，决定扩大为铅印印刷厂，派叶进明到上海要求支援。在上海地下党帮助下，筹集到了两部四开机、三部圆盘机，以及铸字机、切纸机、打眼机各一部，还采购到一批油墨、纸张等材料，到1938年秋印刷厂建成，新四军《抗敌报》、《抗敌杂志》等相继出版。
1940年，“江抗”在“苏、常、太”根据地筹建水上印刷厂时，委托上海印联成员吴以常回上海采购设备，在江苏省委协助下，采购到了一部脚踏圆盘印刷机和五号、三号铅字等。1940年7月7日，第一张《大众报》在水上印刷厂出版。以后随着设备增加，《江南杂志》等报刊也陆续印发。
其他各根据的印刷厂，也得到上海人民的有力支援。各根据地印钞厂的机器设备和材料，也都在上海采购。如江淮印钞厂，当时派海防大队的吴福海来上海，通过上海地下党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帮助，购买到了七八部印刷机、切纸机和一批印钞机、油墨、纸张等物资。此后又派林天国等在上海开设采购“商行”，并负责运送工作。又如大江银行印钞厂，原来印制能力较低，后来在上海地下党帮助下，不但请到了过雪川在上海制成了钞票底版，而且在上海购到了一批印钞设备和材料，使印钞厂大为改观。不到一个月时间，印出了五元、一元、五角和一角等大江币100万元之多，进一步巩固了皖江根据地的金融阵地。其他如淮北印钞厂、盐阜印钞厂、江南印钞厂、浙东银行印钞厂等的设备、纸张、油墨等也都得到上海的支援。
各师军工生产的创建和发展，很多设备都需要上海支援。1943年，为了粉碎日军“清乡”封锁，一师师长粟裕要求兵工厂制造500门迫击炮。9月，张渭清、吴明义、郭熙炜奉粟裕师长之命，到上海来采购车、刨、铣、钻等机床和无缝钢管等材料。他们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通过原中华造船厂工人在斜桥开的小机器厂，加工完成了200门八二炮炮座和300门六零炮炮座。
又通过五金掮客采购到了无缝钢管450公尺，还在敏昌机器厂采购到4台6尺、5台4尺的车床。采购任务胜利完成，并利用各种渠道，包括走私贩子，甚至日本宪兵，把这些机器运到了苏中。［21]还有二师刘燕如、三师杨敬庭、六师黄妙根、七师吴锦章等，都在上海人民帮助下，采购到了无缝钢管等军工器材，并机智地运到了根据地。电影《51号兵站》用艺术形式反映了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合力进行物资采购和运输的情况。
上海人民在物力方面支援新四军，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药品和医疗器材。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上海通过两次慰问团给新四军送去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材。此后，上海又以救济难民的名义，开展“征药救难”活动，有一部分药品支援了新四军。上海“药联”将益友社内存放的一批药品送给了新四军。
1941年12月，当时新四军内药品奇缺。陈毅派上海籍干部冯少白来上海，冯少白在上海通过姑父邵式军获得了一笔捐款，通过上海地下党和张渭清协助，设法买到了10大箱药品和医疗器械，大大改善了后方医院的物质条件。
（2)还有苏南东路后方医院，曾在上海万国药店采购到6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特别要指出的是，宋庆龄建立的保盟总会和上海分会，多次把药品和医疗器材送给新四军。
四、上海人民在宣传、文化教育方面的支援
为了让人民了解新四军，上海地下党在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种是通过报刊杂志宣传，当时有《每日译报》、《译报周刊》、《导报》、《文献丛刊》、《上海周报》等，不断刊载新四军英勇抗敌业绩的文章，如《东战场上的新四军》、《新四军特辑》等。一种是举办展览和讲座，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编出《皖南事变面面观》小册子，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并在《上海周报》发表《苏北光荣战绩》，进一步宣传新四军。
在文化方面，早在新四军军部在泾县云岭驻扎时，上海新知书店就派朱执诚带了一批书籍，办了一个随军书店，书店取名“抗敌”。苏南根据地的交通人员康迪，他第一次接受的任务就是运书。上海地下交通员蒋建中把大量进步书籍运到各根据地，还有刘燕如把几百包书籍运送到淮南根据地。
随着新四军和根据地对书籍需求的猛增，江苏省委决定把上海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三家联合起来，在苏北盐城等地创办大众书店（后改名“韬奋书店”）。经售的书籍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作品，以及哲学社会科学、抗战读物等。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刘少奇提出要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要求上海地下党协助筹办。江苏省委十分重视，指派沙文汉、梅益负责创办江淮大学，动员组织了之江、复旦、大夏大学教授韦悫任校长，张宗麟、孙绳曾等一批教授、教师二三十人去江淮大学任教。组织之江大学学生以及大同、大夏、沪江、东吴等大学学生，以及中学毕业生100多人奔向江淮大学读书。1942年9月，在洪泽县仁和镇正式创办，设有教育、理工、文学等学科，以后又增加英文、哲学、土木等课程。江淮大学坚持了近两年，学生毕业后一部分回原大学担任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一部分在新四军和根据地各条战线任职。另外，华中根据地所办的抗大五分校、鲁艺、建大等院校师生也得到了上海的支援。
上海在音乐、戏剧等艺术工作者方面的支援，最早有扬帆率领的上海人民慰问团中一批戏剧工作者。上海歌咏界战地服务团，除团长何士德（上海美专音乐系教授）外，还有作曲家孟波等16位20岁左右的青年人。何士德与陈毅合作写下了唱响全军的《新四军军歌》，以后他担任鲁艺华中分院音乐系主任，为新四军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
皖南事变后，上海又有一批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到苏北、苏中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如戴平方、许幸之、贺绿汀、阿英、胡考、洪藏、叶玲、张锐、王啸平等，其中阿英（原名钱杏邨）带领全家在苏北根据地开展戏剧运动，包括淮剧和话剧，并指导《盐阜文娱》和《农村戏剧》等刊物的出版工作。
苏中根据地的青年剧团的演员，绝大多数也是上海的女学生，如姚征人等。1941年8月，军长陈毅提议成立文化村，扬帆任文化村主持人。上海来的阿英、何士德等一批文化艺术工作者都积极参加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根据地的文化艺术工作。
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民在多方面支援新四军，是对时代应负的责任，也是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一份贡献。同时，上海的抗日斗争也得到了新四军的大力支援，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后，江苏省委工作环境严重恶化。根据党中央指示和华中局部署，省委机关的刘晓、刘长胜、沙文汉、王尧山等领导同志和干部共200余人，安全地转移到新四军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天长县顾家圩子，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华中局成立城市工作部，刘晓、刘长胜担任正副部长。不久，江苏省委领导机关又重新回到上海，领导上海人民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新四军和上海相互支持、互为依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成功典范。
新中国成立前后，新四军和上海地下党的很多老战士、老同志，在解放上海、接管上海，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和改革开放事业中，都是领导和中坚力量，作出了杰出贡献，为上海人民又立了新功。我们在纪念新四军成立80周年时，他们的功绩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的革命精神我们要永远发扬和传承，不忘今天的时代责任，奋勇前进。
注释
［1][2]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上海民兵斗争资料》第25期，1981年6月。
［3]朱子泉、李家骝：《新四军后勤史上重要一页》，《大江南北》1998年第8期。
［4][6]《关于党的上海难民工作委员会的回忆》，《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论文集》，1983年。
［5]《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增刊（二）。
［7］扬帆：《抗战初期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徐达：《孤岛时期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3页。
［10]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人民与新四军》，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1]王新民：《艰苦创业办军工》，《江苏文史资料集萃》革命斗争卷，1995年，第187页。
［12]厖露：《第一个来“民抗”部队的上海医生》，《新四军中的上海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13]张鏖：《到上海去扩军》，《新四军中的上海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14]金辉：《上海兵在战斗中成长》，《新四军中的上海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15]荣健生：《新四军设在上海的秘密办事处》，《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8期。
［16]钱正心：《永安公司职工支援新四军抗战》，《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4期。
［17]李文杰：《职业界救亡运动的片断回忆》，《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8]陆志仁、谢胥浦：《上海职业界支援新四军抗战》，《抗日风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刘少文：《八路军与上海办事处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3辑。
［20]朱文泉：《上海人民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大贡献》，《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21]张渭清：《从虎口中运军工物资》，《上海人民与新四军》，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2]冯少白：《抗战时期四进敌占区进行侦察和策反工作》，《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