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港口，是连接国外和内地的交通枢纽。上海又是通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以及整个华中的门户，在工业、商业、交通、文化、科技、通信、金融事业等方面都占近代中国的首位，因此成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大城市，是日本侵略我国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由于上海的经济发达、资源丰富、文化水平高的优势条件，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1]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以上海地下党对新四军工作各方面的支持为主线，探讨上海地下党对我党隐蔽战线的贡献。
一、上海地下党的重建和发展经过
上海地下党组织自时中央撤离后，特别在1934年6月、10月和1935年2月三次遭到大破坏后，几乎已经名存实亡。［2]1936年10月中旬，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从陕北南下上海。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与国民党谈判联络的全权代表。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是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机关设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组织上安排冯雪峰作为潘汉年的副手。“潘汉年的身份是半公开的，而冯雪峰却是完全隐蔽的。”［3]1936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办事处的工作是（1)负责上海的统战工作，如联系“七君子”等进步人士，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2)和国民党打交道推动其积极抗日，要求释放政治犯等；（3)向中央提供蒋管区、沦陷区的情报等等”。［4]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到达上海，先会见了鲁迅，后接上了王尧山的关系。上海党的工作与中央重新接上了关系，1936年10月，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正式成立，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1936年底，在冯雪峰直接领导下，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的地下党组织。王尧山任书记，委员是沙文汉和林枫。1937年6月下旬，刘晓抵达上海，在红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的接迎下，住进了约定的接头地点－福州路老振华旅馆。第二天，冯雪峰来旅馆与刘晓见面。第三天，冯雪峰陪刘晓到上海临委书记王尧山家接上关系。刘晓随即搬到威海卫路静安别墅，以化名安了家。刘晓到沪后，第一件事是建立上海党组织的领导机构。
党中央曾在6月11日指示冯雪峰：“刘到后，暂由刘、你和另找一人，组成三人团，作为领导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由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中共上海三人团。刘晓全面主持上海党组织的秘密工作，王尧山协助工作，冯雪峰的工作重点转到中共上海办事处，协助潘汉年开展统一战线和文化界的工作，与刘晓保持经常联系。
中共上海三人团是为重建中共在上海的省市一级组织作准备的过渡性领导机构。按照传统，领导上海工作的是中共江苏省委。在重建工作已经成熟之际，1937年10月，中共上海三人团向中央报告，提出正式成立中共江苏省委的建议，并附推荐省委成员的名单和简历，报请中央审定。1937年11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省委领导成员是：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组织部长王尧山，宣传部长沙文汉，军委书记张爱萍。
关于中共江苏省委的成立，王尧山有以下回忆：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搞得临时中央都站不住脚，撤退到苏区去了。到了1934年，江苏省委以及所属区委、支部几乎全遭到了破坏，1936年至1937年我（指王尧山）搞整理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时，没有找到一个区委组织，没有找到一个支部组织，可见损失之严重……1936年4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派从莫斯科回来的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这就是1937年成立的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的前身。办事处的工作大致是：（1)负责上海的上层统战工作，如联系“七君子”等进步人士，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2)和国民党打交道，推动其积极抗日，要求释放政治犯等；（3)向中央提供蒋管区、沦陷区的情报等等。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除了潘汉年外，还有刘少文、龚饮冰等。1936年底，冯雪峰要我负责整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为此组织了“临时工作委员会”（我们称之为三人小组，和前述“文委”改组成的“临委”是两个不同的机构），指定我担任书记，并让沙文汉、林枫参加，直接受冯雪峰领导。冯明确指出：“三人小组”的工作是为重建上海地下党作准备工作。经过冯对党员的审查，把其中有条件在上海做长期隐蔽工作的交给了我们，其余的就由上海办事处分配搞公开的救亡活动，或介绍到延安和外地。1937年5月，中央派刘晓到上海正式负责重建地下党的工作。冯雪峰把我的组织关系连同“三人小组”联系下的党员都交给了刘晓。
刘从审查我开始，逐个审查了“三人小组”所属的党员，逐个确认他们的党籍。并成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的机构来正式领导党员的组织生活和工作。我担任过“群委”书记，受刘直接领导。以后，冯雪峰就专搞“八办”工作，不参加重建地下党的工作了。刘晓到上海不久，“七七”、“八一三”相继爆发。那时，中央又派了刘长胜、张爱萍到上海。以后，刘宁一、刘顺元出狱后也派到上海……考虑到上海地下党工作的需要，交给江苏省委的党员，必须经过严格选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政治可靠，二是在上海有隐蔽条件。这一部分党员，都是经过刘晓、刘长胜和我一个一个审查了解，分批接上党的关系的。这里，我特别要强调当时的审查是认真负责的，是由组织决定的。
1937年发展了少量党员，1938年初，正式接上关系的党员已有100多人。以后仍继续审查，同时发展新党员。这时，上海地下党已有2000多党员。到解放前，已发展到8000多名党员。［5]
1937年7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前往庐山同蒋介石谈判途中，曾经绕道上海短暂停留。7月8日，周恩来在中国饭店同潘汉年和刘晓谈话。周恩来再三强调：“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地现象。”［6]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和群众运动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7]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结束工作，潘汉年撤离上海。原负责人刘少文被留下来转入地下活动，潘汉年除将一些统战活动和一般性的人事关系移交刘少文外，又将自己直接联系的一些情报关系，如蔡叔厚等，也介绍给了刘少文。［8]
1939年秋末，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以下简称中社部）决定设立华东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从组织上将原有各情报班子统一掌握起来。［9]在大力加强香港的情报工作的同时，潘汉年又奉命着手建立上海情报工作据点，并逐步拓展为一个敌后的情报网络，积极开展工作。延安方面已经一再指示，要加强搜集敌伪方面的情报。［10]
1942年三四月间，华南情报局在香港的情报摊子按照潘汉年的计划，分两批撤离了香港。张唯一、王却尘、何积、潘丽华等随叶文建一道撤到了上海。［11]从1942年12月到1944年11月，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除有两次短期离开根据地，到敌占区去检查工作或是看病外，其余时间，就一直在根据地。［12]
整个抗战时期，上海学委系统共发展了1300名党员。1937年底，上海学生界的党员和学生工作者有200人，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除大批党员已支援根据地和其他城市斗争外，上海学委仍有757名党员坚守在各个岗位。［13]
周恩来将苏联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同时摒弃了苏联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使用金钱美女诱惑的做法。可以说，周恩来为党的隐蔽战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正式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深受周恩来器重、后奉命负责组建和统一领导华南情报局的潘汉年主持了香港、上海等沦陷区的情报工作。
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高质量的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会议及大本营会议决议案；日本“扫荡”兵力、时间、路线；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指示”；蒋日勾结详情等。这些情报为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和根据地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提供了依据，华南情报局的工作也多次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
1940年上海形势日益恶化，日本特务机关收集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名单。江苏省委决定从公开的职业和“银联”等团体撤出张承宗，调入江苏省委新成立的情报委员会担任书记，直接由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领导，任务是派遣得力干部打入日伪政治经济组织，与敌伪作隐蔽的斗争。
1941年12月，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形势急转直下。日本特务和宪兵疯狂破坏我地下党组织，逮捕抗日分子，禁止任何团体活动，不允许有三人以上的任何集会。中央为保护敌占区干部，培养和训练干部，决定江苏省委机关及各区委以上负责干部都撤离到新四军根据地去。1942年8月，江苏省委在淮南顾家圩子（现江苏盱眙县和安徽天长县交界处）举办干部训练班。训练班设4个支部共两百人：分别是省委领导和机关支部、工人界支部、学生支部和职业界支部。训练班的内容主要是：总结地下斗争经验，学习党的总路线和敌占区工作方针：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的总方针；敌占区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作准备。通过学习，干部们的政治思想觉悟都有很大提高，明确了奋斗目标，增强了争取胜利的信心。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城市工作部，刘晓任部长，刘长胜任副部长。城市工作部领导江苏、上海敌占区工作。三年中轮训干部近千人，派遣干部进出敌占区约2000人次，建立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的交通线，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城市作好准备。
二、上海地下党从各方面支援新四军
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坚决贯彻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白区代表会议确定的正确路线，努力纠正和肃清白区城市工作中“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在上海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组织上海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并根据中央指示，利用上海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较发达的优势条件，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援。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地下党通过各种渠道各个方式，向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输送了迫切需要的人员和专业人才大约有2.1万人。上海地下党根据新四军希望上海输送更多人员去皖南的要求，立即选派一批党员到慈联会设立的难民收容所工作，并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难委），下设党支部和一个加强上层公开工作的党团。各党支部对难民加强了抗日教育和阶级教育，激发难民同胞的抗日热情和阶级觉悟，从中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动员和组织了一批爱国、政治素质好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党员，分两批到皖南参加新四军，计1200多人（内有党员80多人）。1938年8月第一批输送700人，其中有党员40余人。上海地下党确定公开口号是：“生产自救，移民开荒”。通过中国佛学会主任秘书、慈联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赵朴初在上层奔走推动，得到了多方面的赞助和支持，在难委领导人汤镛、朱启銮等率领下，由慈联会包租的英商太古公司的新北京轮送到浙江温州，在温州新四军办事处编队后到达军部所在地径县云岭。紧接着1938年底，在难委领导人朱启銮带领下，组织了第二批人员约300人。由党外人士裴苏达带领下到了新四军军部。难委以后又动员组织了多批人员到江南各游击区去参加抗日斗争，由上海地下党动员组织参加新四军的难民约有3000人左右，受到了中共中央表扬。中央认为：“能在日寇保卫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壮举。”［14]上海地下党还通过组织上海慰问团等形式支援新四军。上海慰问团前后分两批，有六七十位同志留在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其中一部分是骨干力量。
江苏省委于1938年10月组织了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去皖南，由文化界救亡协会事理顾执中和职业界救亡协会的党团书记王纪华担任正副团长，团员有妇女界、小学教育界等代表共9人，慰问结束后，团员姚惠滋等以及随团同行的陈洁留下来参加了新四军，其余返回上海。慰问团返沪后，新四军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给上海妇女界致感谢函。1939年2月，江苏省委又组织了第二批慰问团，团长吴大琨是上海地方协会代表，副团长扬帆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代表、戏剧队队长。代表团六七十人，团内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扬帆，委员是王元化和杨弃。慰问团完成慰问任务后，除吴大琨、王元化回上海汇报工作外，其他人员全部留下参加了新四军工作，扬帆在新四军军部先后担任项英秘书、新四军军法处处长、华中局敌工部部长等职务。［15]
上海人民多次进行捐助和千方百计协助采购。新四军组建初期，上海人民通过两次慰问团给皖南新四军军部送去了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材。1939年上海地下党以药联的名义在医药界开展“征药救难”的活动和宣传，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募捐到大量药品和1.1万元，这些药品和款项都支援了新四军。1940年7月，上海药联又将益友社内存放的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送给了新四军。上海地下党曾帮助苏南东路地区后方医院在上海万国药店购买了6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共装了139箱。1941年12月，当时新四军药品奇缺，陈毅代军长派上海籍干部冯少白来上海，要他依靠上海地下党和人民，并利用亲戚朋友的社会关系，筹募捐款设法采购药品。冯少白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只用了十几天就完成了任务，获得捐款数万元和十大箱药品及医疗器材，大大改善了新四军后方医院的物质条件。［16]
上海地下党和人民在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中，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地下交通组织和交通战线的同志功不可没。因为交通人员不畏艰险，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出入敌人关卡林立、岗哨密布的敌战区和根据地之间，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大江南北、淮河两岸、津浦路侧以及沪杭线上，为上海和新四军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援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为安全护送过境地下党负责人、转送军事物资、秘密信件，华中局城工部、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建立了12条地下交通线，其中从上海出发有：（1)上海－南京下关－老江口一一九里埂一－水家湾－练山口－西仇庄；（2)上海－南京栖霞一一大河口十－东沟一一八百桥一－四合墩－东旺庙；（3)上海－镇江火车站－瓜洲－－月塘－东旺庙－顾家圩子；（4)上海－浦口－－花旗营一一烟陈－仇庄；（5)上海－南京－浦口－浦镇－张家渡口－－雷官集一一竹镇；（6)上海－栖霞－大河口或沙窝子－月塘集一一大井陈等。经过地下交通线的有党政军负责同志、普通党员、爱国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和产业工人数千人。其中包括谭震林、刘晓、刘长胜、刘宁一、张承宗、陈修良（女）等领导人。地下交通线护送过境的军用物资、武器弹药达数百余吨。从事地下交通的有130余名同志，其中负责人有吴学谦、彭原等同志。
1944年6月，华中局城工部领导要求上海各地下党系统，根据中央组织指示调整工作部署和转变工作方式，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开展天亮运动，组建地下军为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光复上海作好积极准备，并决定建立新一届“学委”派回一些干部以确保组织领导。［17]
1945年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附近城镇及交通要道之日军送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对拒绝的日军，给予坚决消灭。同日，中共中央下达新四军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任务。中共中央还根据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决定由叶飞率苏新四军第四纵队横渡太湖，配合上海地下军、工人武装起义，用里应外合办法解放上海。［18]华中局于19日下达命令，组织示威游行方式发动起义，成立行动委员会，决定从浙东调两个主力团、杭嘉湖调一个团、苏中调一个团共赴上海策应起义。［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