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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海地下党支援新四军 2

新四军与上海 2022-03-15 10:00:15

        8月19日,华中局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发动上海起义。20日,中共中央立即回复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报表示同意:“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此外还复电说:“速发动京沪杭三角区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上海起义。从江南、江北分派数十支武工队及大批军政干部,分布各县为核心。”[20]随后经过慎重思考,8月21日中共中央又给华中局发去电报说:“关于上海起义问题,我们过细考虑结果,认为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应该照本日午电停止起义。保存我们在工人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能够进行民主运动。”[21]1945年8月8日党中央电告:苏联已对日宣战,日本即将投降。当夜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领导决定准备进攻大中城市,进攻上海。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刘长胜任书记,张承宗等4人为委员,命令城工部干部立即回上海,发动群众,组织地下军,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全体党员不分昼夜,斗志昂扬,积极准备。广大工人职员、教师学生以及各界人士无不欢欣鼓舞,许多工厂已贴出“欢迎新四军”,“欢迎刘长胜任市长”等标语,学生也准备了小旗、标语,市郊游击队准备分散隐蔽地进入市区和工人会合,等待配合新四军浙东部队前来解放上海。

        但是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投降。中共中央于21日14时和24时两次急电,命令上海起义紧急中止,撤出游击队和地下军。新四军浙东部队北撤到山东,上海地下党从组织武装起义转向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以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和社会各界层、各党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继续执行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

        三、上海地下党建立了“第二条战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解放战争,实际包括两个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这是第一战场;中国共产党发动蒋管区人民开展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战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

        自南京谈判破裂回到延安后,周恩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负责指导国统区的党的工作。1947年2月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分析时局明确指出,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是“第二战场”,认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要准备迎接中国革命的更大高潮。

        在党的领导人中,这是第一次把蒋管区人民的斗争提高到同第一战场相配合的战略地位。在上海、北京等地学生掀起的1947年五二O运动爆发后,转战在途中的周恩来,于5月23日,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中进一步强调:要“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向前推进”。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面的包围中》的评论中也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22]这既对第二战场的和平民主运动作了高度评论,也对周恩来的“第二战场”的战略思想作了充分肯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遭到蒋管区人民的反对。1945年11月底,在中共云南工委领导下,昆明30多所大中学校的三万多名学生举行的“反对内战,争取自由”总罢课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周恩来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他高度评价昆明学生的反内战运动,号召全国青年为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平而斗争。在这次演说中,周恩来明确提出了“谁有青年,谁就有未来”的著名论断。[23]

        1947年是全国民主运动最为高涨的时期。1946年12月,驻华美军在北平强奸了北京大学女学生。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初,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参加抗暴示威的学生达50多万人,并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的5000多名学生在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遭到镇压,造成了著名的五二O血案。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支援,示威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1947年11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共产党员于子三在被捕惨遭杀害后,全国各地十多万学生罢课抗议,批迫害、争自由的斗争持续了4个半月。1948年1月,周恩来在西北局高干扩大会议上指出:“过去一年有三次大的学生运动”,“从这次学生运动即可看得很清楚,第一步是反美;第二步是反蒋;第三步是援助共产党”。[24]这说明人民群众运动的政治倾向越来越鲜明,人民运动此起彼伏,为配合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6年4月,刘晓从延安回到上海,主持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对上海地下党的四点批示: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长时期里,国民党在上海占优势,因此,上海的地下工作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注意积蓄力量,扩大群众组织,争取中间分子,形成深厚的强固的社会基础,以待时机。在工作作风上,切忌犯急性病,只顾眼前利益。同时,对国民党的各派系要调查研究,利用矛盾,利用合法,采取智斗,善于斗争;必须注意隐蔽党的组织,明确坚守秘密工作原则。要唤醒人民注意全国局势,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压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25]194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重要部署:设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同年5月,中共中央又将上海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

        根据十多年的斗争经验,上海中央局冷静沉着地思考“十六字方针”的执行方案,深知党的工作必须牢牢扎根在群众之中,必须深入工人职员、老师学生之中进行长期、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切戒盲动、急躁,不讲主客观条件蛮干。否则,必将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要把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与当时革命形势密切结合起来,提出适当的口号,扎扎实实,一点一滴地积累,一旦时机成熟,便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为此,上海中央局深人发动组织群众,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了工会400多个,参加职工30多万人,全市大中学校建立数以百计的学生会。在群众团体的基础上,全市性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正式成立。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派出知名人士11人组成的和平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学生、工人、职员、教师、市民共五万多人聚集北火车站广场欢送。广场上欢送队伍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口号,显示了抗战胜利后上海人民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汇合、大检阅。

        在反动统治的心脏部门国民党警察局里,上海地下党建立了地下党警察委员会。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党员人数从100人发展到500人,建立党支部20个。各警察分局、监狱、“飞行堡垒大队”中都有党支部,党的积极分子有2000多人。

        1947年5月19日,上海学生7000余人,冲破敌人阻挠,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20日,上海等地学生在南京示威请愿,被国民党军警打成重伤20多人,500多人被打,20多人被捕。24日,上海73所大中学校罢课,参加学生5万多人。接着工人也参加进来,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显示人民民主运动有了新发展,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5月30日,毛泽东指出,“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26]这给上海学生和工人的民主运动以莫大的鼓舞和支持。9月,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张承宗任书记,直接由上海中央局领导,直到上海解放。

        受周恩来派遣、指导的潘汉年负责着南京等几个情报工作据点的联系和情报审定签发工作。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上海中央局指示上海地下党市委积极准备,迎接解放。上海地下党市委马上部署各党委,开展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以及护厂护校斗争,秘密组织了上海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共6万工人、职员、学生、教师参加人民保安队,4万人参加宣传队。上海地下党市委同时对国民党机关、海关、邮电、铁路、水电煤气、公共交通、银行报馆、工厂企业、学校医院的财产档案作好保护工作,为共产党接管做好准备。

        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包围上海,开始攻入市区,直到27日上海完全解放。其时战火激烈,硝烟弥漫,上海中央局和上海地下党市委通知全党9000余名党员,10万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员连夜出动,进入各岗位,配合迎接解放军。绝大部分工厂机器照常运转,学校继续上课,商店开门营业,水电煤气电话从未中断,市政交通正常,甚至警察照常维持秩序。

        四、结论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与在华中的新四军始终关系密切,相互支援,相互依托。新四军的抗日业绩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有力地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骨干力量。上海地下党和人民也千方百计从各方面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上海发挥文化教育各方面的优势,不但宣传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工作,而且还输送了一批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加强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工作,帮助根据地创办大学,运送革命书籍办书店,对提高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文化素质作出一定的贡献。历史证明,周恩来和他指导下的中共情报战线在搜集提供战略情报方面建立了特殊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上海中央局和上海地下党市委配合迎接解放军,成功迎来了解放。

注释

        [1]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研究会编:《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589页。

        [2]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3]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4]《上海地下党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5]上海历史研究所沈忆琴1979年7月访问整理,原载《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6]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

        [8]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

        [9]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10]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11]尹骐:《潘汉年传》,中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

        [12] 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

        [13]《吴学谦纪念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14]赵朴初:《抗战初期上海的难民工作》,《党史资料》第4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

        [15]扬帆:《抗战初期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6]冯少白:《抗战时期四进敌占区进行侦察和策反工作》,《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7]本书编写组编:《吴学谦纪念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18]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0页。

        [19]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党史研究室:《拂晓》第2页。

        [20]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5页。

        [23]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24]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25]本书编写组编:《吴学谦纪念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4-1225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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