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人民对新四军的声援、慰问与宣传
1938年5月，上海话剧界为支援新四军及救济难民举行义演活动，正在筹建上海艺术剧院的于伶、阿英、许幸之、顾仲彝、李健吾、吴仞之、李伯龙等人在兰心大戏院（今上海艺术剧场）上演于伶编剧的《女子公寓》，日伪方面在戏院内置放定时炸弹，进行破坏。［1]
1938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组织上海民众慰劳团去皖南慰劳新四军。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顾执中担任团长，职工界代表、地下党员王纪华任副团长，团员有妇女界代表姜平、小学教育界代表朱立波、海关代表陈琼瓒、农民代表姚惠滋等。美国进步记者杰克·贝尔登同行。由新四军皖南军部印刷厂厂长兼交通员陈昌吉担任向导。12月慰劳团到达皖南云岭章家渡新四军驻地时，受到项英、袁国平、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李一氓、傅秋涛等新四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项英对慰问团副团长王纪华说，新四军现在除急需要专业知识的干部和药品外，还缺少寒衣。慰问团返沪后，立即在上海发动了一个劝募寒衣的捐款和义卖活动，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当时名义上是救济上海难民，实际上主要是支援新四军。从1939年1月，劝募委员会共收到捐款17万余元，这笔钱一部分送给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解决难民的困难，一部分购买了一批物品，其中给新四军的有棉布4000尺，胶鞋4万双和一批棉背心。［2]慰劳团返回上海后，还采取各种形式向上海各群众团体介绍新四军，宣传新四军的英勇斗争事迹。《译报周刊》还出版新四军特刊和《新四军丛书》；《申报》、《大美晚报》、《良友画报》等也刊登了杰克·贝尔登提供的关于新四军的报道和照片。［3]
其实，早在1938年7月10日与18日，上海《文汇报》就接连发表《新四军挺进苏南与日军接战》、《新四军挺进江南声势浩大》两篇通讯。下半年上海《每日译报》也以“本报特讯”的形式连续报道了新四军在江南的战绩。
1939年1月5日，《大美晚报》发表了报道《新四军的雄姿》。［4]该报道指出：“中国对日本的游击战，最近而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在叶挺和副司令项英的领导下，崛起的那支新四军了。这支生力军，在江西一安徽一江苏交界之处的长江沿岸活动。”文章列出了新四军的主要活动：“1.采取游击战术，向少数的日本军队进攻。2.毁坏铁路、公路和交通线，炸毁桥梁。3.截获或破坏日本的军用车辆。4.向驻扎在火车站的日军进击，在引去之前把车站烧毁。5.拘捕或枪毙汉奸。6.截取军火、粮食、金钱和日本的军事文件。”4月16日《每日译报》还发表了周恩来于当年3月7日在新四军总部所作《论抗战新阶段与侵略者新政策》的演讲稿。
1939年2月16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以上海市民协会的名义，通过姚惠泉组织第二批上海民众慰劳团去皖南慰问新四军。公开名义是赴第三战区慰劳将士的演剧团、队，实际上是护送一批学生和干部去参加新四军。团长是吴大琨，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是扬帆，团员20余人。途中历经艰险，于3月底（一说4月底）到达泾县云岭新四军驻地。演剧团、队中很多是戏剧界的知名人士。这次慰问团的任务，一是慰问演出，演出了许多革命歌曲；二是讨论上海与新四军之间的文化交流工作。除在军部直属机关演出外，还慰问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修械所、印刷厂。演出任务完成后，演剧队队长扬帆和大部分团员留在新四军工作，充实到各级战地服务团，提高了新四军中戏剧演出的水平。［5]少数有固定工作的团员回上海后，运用各种形式宣传新四军，扩大新四军的影响。［6]
7月间，上海各业余话剧团为救济难民和支援新四军，假座黄金大戏院联合举行大规模义演。这次义演有11个剧团参加，3个剧团赞助，参与工作的人员达300多人，共演出了7个多幕剧。其中《花溅泪》是舞女联谊会以“互助剧团”的名义参加演出的。不少出入舞场的人物竞相为自己相熟的舞女演员捧场，纷纷赠送花篮。主持人李伯龙因势利导，灵活利用，演毕由导演出面当场拍卖花篮，所得比门票还多，为新四军筹集了一笔款子。［7]这年春夏之交，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位进步的新闻记者去云岭访问。他们临回上海时，相约要求新四军方面用新闻体裁写些东西，设法寄给上海发表。
其后不久，适逢三支队在繁昌红杨树地方连续几次和日军作战，打了胜仗，军政治部宣传部的冯定就写了一篇通讯，其中还用“据说是共产党员”的口气介绍了一位战斗英雄的名字，署名冯定是在上海用过的笔名。寄到上海后，《新闻报》在日报上发表了，当天在晚报上又发表了。上海一个进步刊物《学习》上也陆续发表冯定用新闻记者口吻写的一些访问记，篇幅两三千字。
1940年1月1日，《申报》元旦增刊发表任重的《江南游击区杂写（粟裕将军会记）》一文，介绍粟裕在江南游击战中的英勇事迹，以及他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见解。文章介绍了粟裕对江南的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形势的分析，强调在军事上，游击队主要是扰乱后方，虽不能即刻把日军整个消灭，但已相当地削弱了他们，使他们作战情绪日益低落，战斗力日益降低。日军主要是对付游击队，在政治上的欺骗日益强化。在经济上，江南沦陷区如南京、芜湖、镇江、无锡、苏州等地，日军从各方面吸收农产品原料，开发矿藏，还伪造了数千万纸票分散到华中地区，以捣乱我国金融。粟裕特别强调，要研究动员群众的技术并改进，尤其是要帮助友军及地方政府去动员民众、教育民众，揭破敌人的阴谋，引导群众斗争至最高阶段，发动群众武装斗争，人人参加抗战。1月21日，《申报·星期增刊》又发表江荻写的《活跃在江南战场的陈毅将军》，介绍了陈毅的战斗经历、学识和诗作，认为“这位新四军第一支队的司令官，真不愧是一位潇洒的儒将”。陈毅看了介绍自己的稿件后说：“只要新四军的旗号和我们的名字能在进步的上海报刊披露，终是对抗战有好处的。”［8]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上海周报》于2月8日发表了《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呼吁终止摩擦团结对外的通电》，称“全国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国民政府林主席、国民党蒋总裁、共产党毛泽东先生暨各党领袖并参政会诸公钧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先哲明训，足资儆惕。况新四军成立以来，转战大江南北，其卫国卫民之功绩，中外各报，迭有记载，事实俱在，均可覆案。纵有误会，亦不难政治手腕解决之，何至兵刃相见，而贻同室操戈之讥。我上海民众现正各就本位，戮力抗战大业，聆此消息，不胜惶骇，心所谓危，碍难咸默，用特电陈，务祈领袖诸公，念我祖宗血地，尚未恢复，半数同胞，正陷水火，相忍为国，团结对外，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呼吁，终止摩擦，消弭内战，抗建前途，实利赖之。”这份通电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摩擦”提出了强有力的舆论批评。
1944年底，“孤岛”时期在新华影业公司任摄影师的薛伯青秘密离沪，前往淮北新四军根据地，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三部：《彭雪枫师长追悼会》、《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部队生活》，三片均于1946年完成。1946年5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由上海到达中共南京办事处，曾将《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部队生活》两部反映抗日根据地军民真实情况的纪录片，放映给中外记者看，有力批判了国民党污蔑新四军的谎言。［9]
二、文化人参加新四军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不久，上海歌咏界组成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宣传团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全团17人，音乐家何士德为团长。他们到达浙江江山后，得到上海已成为孤岛的消息，于是决定到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去，最终成为新四军文艺宣传的生力军。［10]1939年2月，何士德受党的委派来到了云岭新四军军部工作。他与陈毅合作，创作了名震中外的代表作《新四军军歌》，还为《我们是战无不胜的新四军》、《渡长江》等歌谱曲。何士德后来出任新四军政治部开办的文化训练班班主任，为期3个月，为新四军培养了许多音乐人才，成为新四军音乐系统和舞蹈音乐的中坚力量。从上海到新四军去的音乐家还有张锐、朱践耳等，他们成为新四军的音乐系统与舞蹈音乐的有生力量。［11]
1938年1月21日，新四军成立了直属军部领导的战地服务团。来自上海的作家、画家先后加入其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年参军的剧作家杜宣任战地服务团秘书，分管宣传文艺工作。原在军教导队总俱乐部任干事的剧作家沈西蒙奉命调到战地服务团戏剧组。时在军政治部宣教部做戏剧工作的作家吴强，常与服务团戏剧组联系，有时也参加编剧和演出。战地服务团绘画组组长由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梁建勋担任。陈毅和何士德合作的《新四军军歌》诞生不久，在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的建议和支持鼓励下，画家沈柔坚和卢芒、孙从耳三人合作《新四军军歌木刻组画》三十余幅，制成画册到国内外进行宣传。［12]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和文艺科长的版画家吕蒙也经常发表美术作品。
1939年4月23日，新四军抗敌剧社成立，李一氓兼社长。该剧社编排了许多上海作者编的话剧，如田汉编的《阿Q正传》、夏衍的《一年间》、陈白尘的《魔窟》等。1942年，吴强根据苏中地区反恶霸斗争中的真实故事执笔写下了三幕话剧《丁赞亭》的剧本。该剧在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十五周年时首演，军长陈毅前往观看。一周以后陈毅又从亭子港赶到华中党校所在地汪朱集参加这部话剧的座谈会。［13]1944年4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4]根据这一指示，李一氓编写了新编京剧《九宫山》，由淮海实验剧团演出。夏征农、吴天石、沈西蒙等人合作创作了大型古装话剧《甲申记》，由苏中公学前线剧团演出。作家阿英则创作了五幕历史话剧《李闯王》，由新四军三师八旅文工团和四师拂晓剧团分别在苏北、淮北上演该剧。这些简出对配合各地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学习运动起到积极效果。［15]
三、新四军与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态度
早在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徐州失陷后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江苏省委即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并应从上海有系统的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党员到那里去工作”［16].随后，中共中央东南局也对上海地下党发出指示，要求上海“做好对新四军的宣传工作，尽可能输送干部力量到新四军去……帮助新四军发展壮大”［17].1938年7月17日成立的上海剧艺社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中演出了很多优秀的剧目，该社先后有演职员十多人参加新四军。［18]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胜利后，新四军开创了华中新局面，来苏北根据地的上海的文化人不断增多。10月下旬，陈毅在海安主持召开文化人座谈会，欢迎刚从上海抵达苏北的许幸之等一批文化人。陈毅在会上发出“为开展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化运动而斗争”的号召。［19]
11月29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原江北军政干部学校和苏北指挥部的原苏北抗日军政学校合编成立抗大五分校时，陈毅亲任校长，并同意在上海地区为抗大五分校招收和输送革命知识青年。学校设在盐城孔庙附近（今江苏省盐城中学北楼），于12月2日在《江淮日报》上正式刊登第一期招生简章。［20]于是敌占城市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接踵而来，纷纷报名入学。
12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发出指示，指出目前苏北胜利，上海会有广大青年学生、文化人、失业工人等到苏北去学习与工作，如果他们以老百姓面目自己去，中共中央极为赞同，但必须与党的秘密组织路线严格分开。只有在上海已经暴露不能站脚者，而又为新四军所急需之医生、文化人、工人等有专门技能的人才，“才可以用秘密方式”派去苏北根据地。［21]
1941年1月4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汇报说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如“上海文化人孙启向等，留我处工作者，我们每月每人给薪水最高者达二百元”［22].4月16日，在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军长陈毅的倡导下，苏北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在盐城召开。来自镇江、启东、如皋、泰兴、泰县、兴化、盐城、阜宁、淮安、涟水等地及部队代表近300人参加了大会。陈毅在会上致题为《为广泛开展苏北新文化事业而斗争》的训词，指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说：一定要念过几年书的知识分子才能接受文化，懂得文化，才配谈论文化，这只是将文化关进了象牙之塔，变为少数人的专有品这种“文化＇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文化是大众所共有的：我们的文化就是日常斗争生活的反映。”［23]4月17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苏北文协任务》的演讲，宣布：“抗日民主政府对于文化教育是采取保护政策，让其自由发展，并将尽一切可能协助其发展。凡是愿意在苏北开办学校，出版报纸、杂志，开办书店、印刷厂、图书馆，组织体育会、俱乐部、戏剧团、歌咏队，推行新文学，研究讲习各种学问……都可自由，政府都保护，都给予他们以便利。”［24]与会代表经过民主协商，选举钱俊瑞、夏征农、许幸之、薛暮桥、徐步、冯定、戴平万、孙克定、邱东平等25人为文协第一届理事。［25]在苏北文化协会的带动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戏剧、歌咏、木刻、诗歌等协会也先后成立。这些抗日文化团体以上海文化人为中坚，广泛团结根据地文化界人士，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文化活动，发展抗日文化事业。［26]
1941年2月8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盐城成立，刘少奇和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彭康分别担任院长、副院长，孟波任教务科长，下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还设有普通班和实验剧团。4月中旬，刘少奇与陈毅、彭康到鲁艺华中分院检查教学情况。［27]5月，著名作曲家贺绿汀从重庆经上海辗转抵达盐城苏北根据地，受到陈毅的热烈欢迎。贺绿汀后任鲁艺华中分院和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音乐教授，培养了许多音乐人才，还创作了《垦春泥》、《新世纪前奏曲》等广为流传的歌曲。8月下旬，为适应严酷的反“扫荡”环境，华中局决定解散鲁艺华中分院，将原音乐系、美术系部分师生组成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何士德任团长；原文学系、戏剧系部分师生组成新四军第三师鲁迅艺术工作团，孟波任团长；另有部分学员分散到各地区和各部门，充实文艺宣传队伍。［28]
8月盐城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新四军军部移驻江苏阜宁县停翅港一带地区。为了方便在军部工作的作家、艺术家进行活动，陈毅决定在军部驻地附近选定驻地作为文化村。1942年10月，为了团结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参加抗日，经陈毅倡议，又在“文化村”里成立了湖海艺文社。该社宣布成立时陈毅作长诗《湖海诗社开征引》，鼓励各阶层文化人士在抗日工作中：“斗争在前茅，屈伸本正义。此中真歌哭，情文两具备。”［29]1942年7月14日，阿英全家抵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阜宁县停翅港。他们是1940年12月25日离开上海的。抵达军部当天，陈毅与夫人张茜就接见了他们，表达想通过调集一批上海文化人来重整军区文化工作的意愿，并问起郭沫若、茅盾等人近况。［30]三天后陈毅告诉阿英，将有一批文化人陆续要来，现已汇去旅费。在陈毅的亲切关怀和具体安排下，邹韬奋、范长江、贺绿汀等同志先后从上海来到苏北。［31]7月20日晚饭后，陈毅约见阿英，谈数年来上海文化情形及新四军艺术工作诸问题，希望阿英“留此专事写作，常与连队、机关保持联系”。［32]阿英、贺绿汀等人后来在军部附近的文化村进行创作，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阿英除了编报、著书外还热心为地方文工团、剧团编写剧本、排演戏剧。［33]陈毅、黄克诚、张爱萍等人均来此看望和慰问，与他们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34]
到1943年底，经过邹韬奋的努力，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书籍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大众哲学》、《什么是帝国主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经过地下党员的伪装，秘密运送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抗日军民送来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1946年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还开辟海上运输线，用机帆船由上海运送书籍和解放区所需要的纸张、油墨、印刷器材到苏北、胶东，运回猪肉、土产在上海销售，还运送去解放区的人员。［35]
综上所述，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上海人民对新四军提供了各种形式多方面的支援。这些支援总体上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计划进行的。广泛的舆论宣传彰显了新四军的抗日战功，有力强调了新四军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多种形式的声援与慰问给战斗中的新四军送去了急需的物资与精神激励。
一批有才华的文化人投笔从戎，利用上海丰富的文化资源，充实与加强了新四军的文化宣教队伍，并以此为种子，又培养出了一代新人，从而在华中地区历史舞台上演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活报剧，大大丰富了抗日军民的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成为新四军在华中团结和教育人民，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36]反之，“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37]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注释
［1]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1949》，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56页。
［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编：《新四军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
［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1949》，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5-66页。
［4]《新四军参考资料（1)》改题为：《新四军在长江沿岸崛起》。
［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人民与新四军》，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6]参见《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1949》，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77页。
［7]参见《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1949》，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86-87页。
［8]《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4页。
［9]参见《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1949》，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58页。
［10]参见《上海人民与新四军》，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6页。
［11]参见《新四军与上海》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7页。
［12]参见《浓墨重彩丹青忆》，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3]《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页。
［15]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江苏地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9页。
［16]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共江苏党史大事记》（1919-194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
［17]《刘晓回忆录》，《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8]《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1949》，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59页。
［19]《中共江苏地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2页。
［20]《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24页。
［21]《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1949》，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09页。
［22]《刘少奇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页。
［23]《江淮日报》1941年4月18日。
［24]《刘少奇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
［25]《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26]《中共江苏地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2-443页。
［27]《刘少奇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28]《中共江苏地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页。
［29]《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391页。
［30]《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页。
［31]《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页。
［32]《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33]《中共江苏地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6页。
［34]《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7页。
［35]《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1949》，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16页。
［3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3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