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悍然将枪口对准自己同胞，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宣布重建新四军。1941年2月1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作了新的安排，在给新四军军部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开辟浙东、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战略基地。”1942年8月，日本侵略军为了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强化对占领地区的统治，消灭和驱逐革命力量与抗日武装，使之成为日本侵略者稳固的兵站基地，以达到“确立治安”、恣意奴役和搜刮百姓的目的，对浦东进行大规模的“清乡”。日伪动用总兵力5000余人在南汇、奉贤、北桥（今属闵行区）设第一期“清乡区”，在南汇、奉贤、川沙沿海筑起长达167公里的篱笆墙，在南汇县的三灶镇等八处、奉贤县的奉贤城等五处、北桥的长桥等六处共19个重要道口设置大检问所，在十几个次要通道配置小检问所，对往来行人、车辆进行盘查，意图消灭抗日力量。日伪在思想上使用怀柔政策，大肆宣传“清乡清心”，“同种同文”，“共存共荣”，宣称日本是来帮助中国老百姓打坏人的，是为了建立“皇道乐土”。在战术上日伪实施分进合击，点面结合，全面出击，重兵压境，沿海港口设立大小检问所，交通要道、大一点村庄设驻军，整个浦东“清乡”区域四周，用竹篱笆围起来，设大检问所19个，小检问所数十个，大一点的桥梁都被控制，白天来往行人要盘问，夜间禁止通行。
岗哨密布，更楼林立。据点间相互呼应，一有动静，四处搜寻。在组织上实施乡保甲制，在“清乡”区域内推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登记造册，连保连坐，发良民证。
一、组建武工队
为了粉碎敌人“清乡”阴谋，在大部队进剿困难的情况下，组建武工队打击敌伪，保护人民，建立与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不失是一个绝妙的对策。
1942年9月，由朱亚民组建的一支12人精干武工队，每人配置清一色短枪，从古窑浦港口乘上一条海船，利用海水涨潮漂向浦东，在奉贤县七仓墩登陆。
其间，望见一艘日军小炮艇在洋面巡逻，随即改变计划，放慢速度，在奉贤柘林停靠，12人卷起裤腿跳入海里，涉水靠岸，又徒步十来公里，终于在黎明前赶到戚漴墩，顺利到达反“清乡”前线。这支武工队队员是：朱亚民、徐培元、张宝生、李阿全、金文华、路秋如、黄金根、顾才松、陶生祥、徐宝生、王志欣、唐宝生，从此开始了为期2年的可歌可泣的上海反“清乡”斗争。
小分队刚回到浦东，群众是喜忧交加，他们对自己的队伍又来到他们身边欣喜万分，可是看到只有12个人，而且只有手枪，就感到非常担忧。当地比较进步的中上层人士也是观望者多，或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而敌人的“清乡”活动非常密集，他们恢复保甲制度，经常清查户口，组织“乡民自卫队”，强迫老百姓设岗亭、昼夜放哨敲锣。小分队走到哪里，锣就敲起来，妄图将上海各地抗日烽火一举扑灭。由于浦东地下党采取“分散隐蔽”策略，所以小分队与地下党一时也联系不上，更缺乏外线兄弟部队的支持，所以一开始，小分队陷于孤军作战的艰难处境。
二、第一次反“清乡”（1942年9月至1943年5月）
1942年9月下旬，在浦东四团，朱亚明武工队与国民党顽军陈龙生部打了一仗，陈手下十四五个兵，武器优良，在薛家泓一带为非作歹。武工队设计半路袭击，将陈龙生部引入伏击圈。朱亚民兵分三路伏击陈，后用火攻逼陈现身，展开激战，陈龙生被当场击毙，另击毙敌3人，击伤多人，缴获长短枪多支。此仗大振士气，让武工队在浦东站稳了脚跟。
要有效打击日军，必先打掉汉奸，清除日军的眼睛与耳朵。南汇县大团镇是日军“清乡”的一个主要据点，敌人的兵力相对较强，除日军外，有顾桂秋的一个伪军大队，刘铁城的两个营。韩鸿生原是个恶霸地主，日军占领浦东后，是他领着日军进镇，并且当了伪商会会长。朱亚民决定先拿韩鸿生开刀，行动小组假扮“清乡委员会”设下引蛇出洞之计：假借刘铁城名义邀请韩，把韩骗出大团镇后，当场击毙，为民除害，将敌人设计的“清乡”大据点捅了个大洞，开了一个成功的好头。
1943年年初，小分队得到情报，镇上大部分日伪军外出“清剿”去了，只有少数伪军留守。正月初五深夜，小分队直扑鹤沙镇，清除岗哨后，朱亚民带一组先占领镇公所；卫明带一组冲进特务办公室，当场击毙3名伪军；陈金达带一组控制电话总机房，把企图顽抗的伪军中尉和总机站长打死。然后，3组人马会合，将伪镇长、伪维持会长、伪警防团长等铁杆汉奸6人活捉，押到镇公所大院，当众宣布其投敌卖国的罪行，判处他们死刑，执行后迅速转移。
敌人恼羞成怒，加大搜捕武工队，武工队采取灵活机动、避实就虚的应对策略。侦察员回来报告一队伪军乘船经过三灶镇，武工队立即抓住战机，埋伏在河岸的秆稞里。敌人一进伏击圈，武工队集中开火，船上17名伪军一部分被歼，一部分被俘，被俘伪军经教育后释放，武工队无一伤亡。后又除掉3个为非作歹的日军，事后，武工队迅速转移。伪保安团团长刘铁城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仗着熟悉地形，杀害过我很多抗战志士，朱亚民决定在新场镇刘部发饷之日开刀。新场是南汇的重镇，刘铁城部一个中队驻扎在镇南郊一座楼内，日军一个中队驻扎在镇北市区内。朱亚民认为敌众我寡，要消灭伪军，又不能惊动日军，必须巧打，做到打一镇一，即打击一处、镇住一处。小分队通过与我们有关系的当地伪保长张尚德，找到了在伪军里担任司务长的沈墨予，做了他的工作，使其愿意为抗日出力，提供了口令。1943年4月一天，朱亚民率领20多人，凭当日口令，摸掉岗哨，冲进大楼内，只见伪军们正在大吃大喝、聚众赌 博。小分队举枪对准伪军高喊：“不准动，缴枪不杀！”敌人惊得目瞪口呆、纷纷举手投降。楼上的伪军发现情况，有的朝楼下乱开枪，有的跳楼逃跑，被小分队一一击毙。住在镇北的日军不明情况，只听见枪声大作，不敢贸然出击。战斗仅十多分钟就结束了，当小分队扛着缴获的1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押着百余名俘虏撤离后，日军才装模作样赶来救援，早已人去楼空。日军怀疑刘铁城部靠不住，将他的部队调往崇明，这对小分队活动大为有利。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反“清乡”初期，武工队牺牲了多名优秀的战士，如朱刚、金文华。朱刚任区队长、中队长，是武工队骨干，一次在三灶乡养病时被伪军姘头出卖被铺，敌人将他游街示众，叫他指认游击队住过之地，朱刚承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不留一句口供，最后恼羞成怒的敌人竟用棉絮将朱刚活活闷死。小通信员金文华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汉奸王宝根为讨好主子，将金打死。武工队及时出击，在船上击毙了凶手，为烈士报了仇。锄奸行动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振奋了群众。
朱亚民率领的武工队紧密依靠群众，执行正确有效的游击战术，打击“检问所”和小据点，抓、杀死硬汉奸，连续发动多次不同规模的战斗来打击敌人，敌人“清乡”步骤被彻底打乱，不得不退缩。竹篱笆被毁，100多个据点缩减到20至30个，1943年年初，武工队由12人发展到70多人，短枪队发展为长枪队，拥有机枪3挺，长短枪60多支。第一期反“清乡”取得初步胜利。
三、第二次反“清乡”（1943年5月至1943年11月底）
鉴于武工队的连战连捷，敌人改变“清乡”战术：收买汉奸，建立情报站。一些汉奸为了邀功领赏，肆无忌惮地搞破坏活动。日伪先在大小镇上建立据点，然后有计划地分块“清剿”。多路出击，分进合击，重点区域，反复“搜剿”。对人口密集的大村庄派驻伪军，实施“驻剿”。从点线占领开始，再到面的占领，把我方活动区变成他们的“清乡”基地。
队长朱亚民根据浦东敌情变化，特别是王志欣事件发生后，将部队集中起来，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1943年9月，浦东支队驻扎在奉贤泰日镇西南的农村里，哨兵在村口抓获了两个可疑的人，经审查是敌探。他们交代：“如果鬼子不见我们回去，就知道我们在这一带出事了，就一定会派兵到此“扫荡”。”浦东支队将计就计，布置了伏击。下午3时，瞭望哨果然发现从泰日方向有一大队日伪军向这里开来，浦东支队立即装成仓皇逃跑的模样，敌人仗着人多边追边开枪，一头闯进了伏击圈。翁中队长亲自操起九六式机枪率领中队同志向敌人射击。敌人被四周突如其来的凶猛火力打得晕头转向，知道中了埋伏，日军指挥官立即叽里呱啦地叫喊，扔下几具尸体，狼狈逃窜，此役虽然没有全歼敌人，但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3年，五支队朱亚民等12人从浙东返回浦东，接连取得奇袭钱家桥据点等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清乡”的嚣张气焰。朱亚民深知，战士们装备不多，面对拥有精良武器的日军，只能智取，不可强攻。于是，他派遣朱亮等，来到南桥东五六里处的西屠家宅，寻找最佳作战地点。经过3天侦察，朱亮等终于发现了一条水路要道，敌人戒备较松。这是一条由南桥通往青村港、奉城、南四团和泰日桥、航头的水路，由于沿途几个据点都有重兵把守，这条水路一直“太平无事”，已成为日军由浦东来奉的要道。经过反复勘察，五支队决定选择庙泾港东畔的船港西端作为最佳伏击点。
1943年8月23日凌晨，五支队在船港两岸设伏，并派出船港警戒哨。上午8时许，一艘中型绍兴脚划船，由东向西而来。当脚划船进入伏击圈时，瞭望哨兵看得十分真切：坐船者是日军，嘴里还哼着东洋歌曲。瞭望哨兵待脚划船驶进伏击圈，立即脱下草帽，发出战斗信号。几乎在同时，朱亚民大喊：“打！”顷刻之间，船港两岸密集飞出子弹，全部射向脚划船，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日军乱了方寸，有几个被当场击毙；有几个跳进河里，游向岸边，钻进芦苇丛中顽抗。“不能让他们逃了！”朱亚民一声令下，在屠、王两宅待命的其他队员，也跑步进入预定战斗位置，投入这场伏击战。在北岸指挥战斗的朱亮，正要上船搜查，却被躲在岸边芦苇里的日本兵一枪打中头部，英勇牺牲。北岸的指战员见状就对准芦苇丛一阵扫射，把负隅顽抗的日本兵击毙在河滩上。经过20分钟战斗，共击毙日本兵3名、伪军1名，生俘伪军2名，缴获部分武器。
从1943年5月至1943年11月底，在游击队沉重打击下，日军的“高度清乡”也宣告破产，“清乡区”四周的竹篱笆被老百姓扒得七零八落，日军士气低落、兵力分散，轻易不敢下乡，有些日军开始调出浦东。日军近百个大小据点缩减到只有二三十个。小分队发展到200多人，下分两个主力中队和一个常备队，拥有机枪5挺、步枪和短枪200多支，根据形势发展，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决定重建“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任命朱亚民为支队长，姜杰为政委。从此成为浦东地区一支有重要影响的抗日武装。
四、第三次反“清乡”（1943年12月1日至1944年9月25日）
浦东支队在南汇开展的反“清乡”打击行动，使敌人惊恐万状，调来了大批人马，在南汇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活动。浦东支队避实就虚，适时转移到奉贤北部的青村地区。这一带敌人据点密布、岗哨林立，从来没有遭到过抗日武装的打击，活动猖獗、气焰嚣张。浦东支队决定杀杀敌人的威风。队员们首先设计将宪兵队的密探周鹤侠击毙；接着依靠当地百姓的帮助，突袭镇上一家酒店，把正在大吃大喝的伪警长郑贵卿当众抓获；同时，又将死心塌地为日军宪兵效力的密探古家田击毙；还派出一支队伍到青村港的杨家滩布防，成功伏击和重创了经过这里的伪军船队……浦东支队打出的一连串的组合拳震动了青村地区，使敌人提心吊胆、坐立不安，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贸然行动。从此，这一带就成为浦东支队的活动地区。北宋突围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浦东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敌人动用兵力1000多人，驻上海市区的日军也出动了，整整打了一个上午，据说黄浦江边都能听到枪炮声。这一仗新四军浦东支队打得顽强艰苦，伤亡较大。
1944年3月中旬，浦东支队的三个中队150多人冒雨行进至奉贤县北宋宅休整，被密探朱志秀发现，报告了日军。日军从上海和浦东调动了1000多人兵力，从新场、大团、六灶、周浦、川沙、南桥等六个方向袭击我军。
朱亚民部署部队分两路突围。翁阿坤中队先向东南方向转移，边打边突围，吸引敌人也向东南方向追击。由于天黑下雨，日军不熟悉地形，很快就找不到方向了。赵熊中队长则命令机枪手专对敌人尖兵射击，同时，部队向西北方向悄悄撤离。翁中队长率领的部队首先突出包围圈，到达奉贤东南的黄家长堰。此时失去追击方向的敌人和南汇、新场、周浦、大团等地的敌人相继赶来，咬住赵熊中队不放。危急中，赵熊再兵分两路，以小部队分散行动的方法，陆续突围出去。
敌人没有遇到大部队，以为浦东支队主力还在北宋，继续转向北宋猛烈攻击，一时枪声密集、火光冲天。北宋突围战牺牲了20多位同志。有一名叫肖引根的战士，是奉贤青村港一带人，因大腿骨被打断，不幸被南桥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一路日军捕获，关押在南桥司令部的大牢里，发着高烧，神志不清，两天后，被日军残酷杀害。新中国成立后，奉贤县人民为了纪念这次突围的成功，缅怀20多位死难烈士，在北宋村战场原址建立了北宋战斗烈士纪念碑，供人们瞻仰、悼念。
1944年8月21日，朱亚民获悉周浦镇据点的日军，要配合南汇、新场据点的日军，从周浦出发到六灶，转向新场进行一次“清剿”，于是决定浦东支队队部加3个主力中队在日军必经之地朱家店打伏击。1944年8月21日，浦东支队驻扎在南汇朱家店以南的乡村里。侦察员获悉周浦日军要经过朱家店配合新场的日军进行“清剿”。朱亚民与参谋长张席珍研究决定：日军如果经过朱家店，就打个伏击；如果不经过这里，就不去动他。不久，日军到了六灶，朱亚民一方面派人动员当地的伪保长、伪镇长拖住日军在六灶吃中饭；另一方面带领干部察看地形、部署周密的伏击计划。下午1时多，47名日军在队长龟田带领下，进入了朱家店伏击圈。朱亚民一声令下，四面机枪齐射、各处地雷轰鸣，日军人仰马翻、仓促应战，战斗进行一小时，共歼灭日军34名，缴获掷弹筒1个、机枪2挺、九九式步枪10多支、其他枪支20多支，浦东支队仅牺牲和负伤各1名，获浙东游击纵队致电嘉奖。
朱家店伏击战对敌人，特别是浦东的日军打击很大，因为他们进入浦东以来，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大的伤亡。因此，那些小据点的日军全部撤退到大据点，少数日军也不敢出来“清剿”、“巡乡”了。南汇、大团据点里有两个翻译逃跑，伪军处处向武工队打招呼，刘铁城部下主动找武工队表示“不再为敌”。民心大快，部队也有了新的发展。朱家店战斗也是敌人占领上海郊区以来，被武工队一次性消灭日军最多的伏击战，浙东区党委对这次伏击战评价很高，在《新浙东报》上专门作了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战斗被总参谋部军训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作为步兵连第一个优秀“进攻战例”写进教材。
为了纪念朱家店伏击战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在原战址建“朱家店伏击战胜利纪念碑”。
从1942年9月至1944年9月，日伪的三次“清乡”行动宣告彻底破产，而浦东支队在反“清乡”中不断壮大。1944年11月，浦东支队已经有3个主力中队、2个地方支队、一个常备队，共300多人，改名为淞沪支队。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此时，淞沪支队已经拥有1500名指战员了，北撤后与五支队合编成为新四军一纵队三旅七团，后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军六十师一七八团。他们光辉的战斗业绩永远被上海人民铭记。
上海反“清乡”斗争，有利于在人民群众中塑造中国共产党、新四军坚决抗日的形象；有利于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有利于上海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与巩固，让那些侵略者永远记住：欺侮中国人民决不会有好下场。
（作者单位：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