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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蓝瑛在战争年代的故事

大江南北 2022-03-29 10:15:29




  爸爸蓝瑛,有理想、求真理,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的革命事业。用他自己2011年在《七十年耕耘文集》里的话来说:“共产党员首先要树立忠于人民的观念,这才是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基础。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从13岁入党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七十余载,不改初衷。2017年12月28日,爸爸因病离开了我们。

  投身革命洪流的热血少年

  1925年8月,爸爸出生在上海新闸路东斯文里的一幢石库门弄堂房里。

  爸爸原名竺宜俊,祖籍浙江奉化竺家村。曾祖父竺开涌原是木匠,后在上海打拼,开了家建筑公司。祖父竺振兴为独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继承家业,在上海经商并落户。

  爸爸早慧,就读于闸北三育小学,五年级时就能写不错的文章。那一年他写了一篇科普文章,向《新闻报》投稿并被录用,得稿费一块多大洋,他用这第一笔稿费给自己买了一本郭沫若诗集。那时候,正是日寇步步进逼,祖国河山破碎,人民即将沦为亡国奴的危急关头,他十分关心时事,心系民族存亡。他格外关心抗日前线的动态,结合学校地理课作业,把战况绘成一幅幅地图。1937年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正值“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他更是天天晚上收听战报,即时编写成传单,上街张贴。

  为避战乱,爸爸随他的母亲回到了竺家村。竺家村是富有革命传统的老村庄,村里建有一个党小组。在这里,爸爸遇见他的两位族叔竺扬和竺一平,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竺扬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他们成为爸爸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和领路人。叔叔们很看重这个来自上海的学生娃,于是经常向他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介绍他读进步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苏俄文艺小说等等。自此,爸爸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线上最有生气的核心力量,是真理的代表,是劳苦大众的代表。因此,坚决跟共产党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信仰在他的心灵萌生。1938年4月,由竺一平做介绍人,爸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时爸爸实足年龄是十二岁零八个月,按照规定应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但那时青年团解散了,组织上就决定让他直接入党。入党后,爸爸和竺家村的党员们一起参加奉化县文化工作队的活动,在本村小学做小先生,办壁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成为文工队年龄最小的成员。

  1938年秋,党组织授意爸爸入读县城的奉化中学。其间,中共地下党宁波地区青年部长秦家林负责和爸爸单线联系,爸爸作为县委青年委员,在校内领导革命活动,并在进步同学中组建“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春天,爸爸策动“民先”的骨干和进步同学7人,打算投奔新四军皖南根据地。同学们决心很大,专门联系了一辆车,约定大家保密,不告诉家人。不料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第二天他们在车站被教师截回。事后学校关了为首的几个同学的禁闭,但同学们以此为豪,自称也是威武不屈的“七君子”(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的沈钧儒等7位爱国人士)。最后,校长的训诫耐人寻味:“你们还小,应该是好好读书的时候,不如去好好地读读《资本论》。”因为爸爸是主谋,所以学校给了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的处分,按照当时校规三个大过就要被开除,看来校长对进步学生是怀有恻隐之心的。

  1940年初,爸爸在上海参加了黄炎培创办的“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活动。爸爸在那里既参加俄语、日语、法语学习班的补习课程,又参加各项进步活动。补习学校组织了同学会、校友联谊会等组织,开办哲学、经济学、国际问题、国内外形势内容的讲座,爸爸自己也走上讲台,讲“欧洲文艺复兴”“开展大众通讯活动”等,还在一家中学讲了“新民主主义论”,面向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学生(多为职业青年)做起了小先生。他们还秘密进行地下书刊发行。每天一早爸爸就去四补校,在那里直待到深夜才离开。也是这个时期,爸爸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读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外历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有文艺理论、西欧和俄罗斯的古典文学作品,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

  回上海之前,奉化地下党的领导人竺扬写信给王任叔(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负责人),请他多关照爸爸。王任叔就要王元化找爸爸联系。那时王元化曾用名为洛蚀文。他如约来到爸爸家,介绍爸爸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文艺通讯站”。他给爸爸读了他写的文章,和爸爸谈历史和理论问题,他的才学使爸爸由衷佩服。那时爸爸15岁,元化不过20岁,爸爸把元化当作老大哥。受元化触动,爸爸动笔更勤,他把自己写的文章交给元化,请他推荐发表。爸爸选用了明代画家蓝瑛的名字为笔名,这就是爸爸名字的来历。

  过了1941年元旦,爸爸对祖母谎称,要外出求学,得到了祖母的同意。按照约定的地点和暗号,爸爸左手拿一张当天的报纸等在永安公司门口,和新四军联络员接上了头。联络员领他在十六铺登上长江轮。夜半时分过了长江口,就有日本军警上船检查,手电筒冲旅客乱照,盘问,检查良民证。还好,没有什么破绽。第二天一早轮船行至江阴以北的长江岸边靠岸,才发现其实同船前往解放区的共六七个人,原来为安全起见,同路人各归各,是互不知情的。上岸后再徒步十几里,在江阴周庄宿了一夜,终于找到新四军驻地(当时新四军的驻地不固定,几乎每天要转移)。来到新四军根据地的第三天,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爸爸作为一名抗日战士,真的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了。那时,爸爸的岗位是新四军《东进报》(后为《大众报》)的副刊编辑及记者。

  抗日烽火中的战地春秋

  皖南事变后不久,党中央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由陈毅同志任代军长,并将新四军整编为7个师,爸爸的东进报社隶属6师18旅。爸爸所在的部队出没于上海南京铁道线沿线附近,是敌人的心脏地区。新四军以农村为根据地,依靠农民群众的拥戴和掩护,寻找机会打击日寇,积小胜为大胜壮大自己的力量。

  才到游击区,迎面而来的就是敌人的疯狂“扫荡”。部队几乎每天要转移驻地,在雨雪交加中夜行军成了家常便饭。一个从城市来的学生娃,背着装有全部生活用品的背包,行进在泥泞的田埂上,有时还要过独木桥。当时伸手不见五指,爸爸跌跌撞撞,衣服湿透、眼镜滑落、书包掉进河沟里,最后连自己也滑进小河中。有时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要连续几天几夜急行军,疲惫到边行军边打瞌睡。环境的艰苦,物质的贫乏,磨练了人的意志,使爸爸感到受益匪浅并乐在其中。他把这段经历写成报告文学《夜行军》,寄到上海发表,让人们了解新四军的情况。

  1941年夏,日伪对苏南东路地区发动大规模“清乡”,敌我兵力悬殊,组织决定爸爸所在大众报社分批转移,以保存有生力量。爸爸等7位同志转移到澄西江阴地区。他们找了个仅几户人家的小村落,村外有片不大的竹林,但足以阻挡外人的视线,爸爸他们就在竹林里办起报来。为适应随时开拔的需要,只能彻底轻装。两副担子,挑上一台短波收音机、一架破旧的油印机以及钢板、铁笔、纸张、油墨,编辑每晚抄收延安和莫斯科的广播,连夜编辑、刻写,天亮后再印刷,把印好的报纸分送到各交通站,转发到地方机关和部队。

  根据地扩大后,组织要求油印报向铅印报发展,决定由爸爸寻找关系去上海采购印刷机和铅字。爸爸通过财贸部门找了个经常往来敌伪地区的商人去上海采购,再运到根据地。为了使印刷厂便于转移,爸爸他们建立了“水上印刷厂”。配备几条不大的船,便于在农村的小河道行驶,把印刷机、铅字架等各种设备安放在船上。为节省占地和便于拆装,工人们还设计了能分能合的排字架和小巧玲珑的铅字盒、存放版子的木盘等。有时赶任务要晚上排印,但光线昏暗,排字工们就像矿工那样,在帽檐上装个小电筒,便于夜间排字。

  在抗战的岁月中,爸爸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那是和一位日本友人的故事。1943年农历除夕在高邮的一条小船上,爸爸曾和日本友人伊藤一郎畅谈。当时爸爸在江高宝中心县委宣传部,伊藤一郎是苏中地区日本人民反战联盟领导成员,他的中文流利。除夕伊藤来联系工作,晚餐后刮起大风,爸爸就留他住宿。高邮一带水网密布,各单位都备有小船。爸爸提议:“我们上船去过年三十吧,可以多谈谈。”伊藤对爸爸介绍自己的身世:他出生于北海道,世代打鱼为生,生活贫苦没有读过几年书,就被政府强征来华作战。爸爸也介绍了从学生成长为抗日战士的经历。两人虽然国籍不同、经历不同,还分属于兵戎相见的两个交战国,但两人共同认识到,在两国人民之间并不应该存在仇恨,是日本军国主义给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由衷地向爸爸表示,在这场战争中,他能够找到中国共产党是他最感庆幸的。伊藤用日语唱起了《国际歌》,爸爸也一句一句学起来。直到雄鸡啼晓,大年初一的鞭炮声响起,他们才发觉,相互道别的时候到了。

  也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爸爸和妈妈相遇,年轻的心,受到共同理想和信念的召唤,在战火中携手相爱。当年爸爸是《前哨报》的记者、通联科科长,妈妈是地委审计委员会审计科总干事,同为地委机关年轻中层干部中的活跃分子。

  爸爸妈妈共同经历了抗战胜利。1945年8月15日深夜,正当爸爸在值班收听延安电讯,他第一个获悉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爸爸冲出门外欢呼,向战友们宣布这个好消息。于是大家都从被窝里钻出来,奔到打谷场上,跳、蹦、拥抱、抛帽子——狂欢达旦。大家以为革命就此大功告成。爸爸还希望可以回上海去探望久别的老母亲。但内战的战火还是无可避免地燃烧起来,为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全中国,爸爸和妈妈一起投入新的战斗。

  1949年扬州解放,爸爸妈妈进驻扬州城,为渡江南下作准备。这时爸爸是分区宣教科长。由于要进城了,领导安排他专管文工团,在扬州上演了《李闯王》《血泪仇》等大戏,引起扬州全城轰动,当时报名参加文工团的知识青年有几十人。4月21日,爸爸妈妈婚后不到一个月,渡江战役打响,解放大军千帆竞发,直指长江南岸。蒋家王朝回天无力兵败如山倒。爸爸妈妈在23日深夜登上了这些木船中的一艘,顺风顺水到达南岸镇江。

  新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在镇江,爸爸的职务是镇江军分区宣教科长,这时部队要加强地方工作,爸爸还到中学兼任政治课教员,而妈妈在分区团地委任学生部长。在军分区的家属宿舍,他们安下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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