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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道庸到陶勇(下)

大江南北 2022-03-30 09:00:30

 



  四
  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将已到苏北的新四军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苏皖支队和郭村战斗起义部队、江都地方武装合编为第3纵队,仍由陶勇任司令员。

  7月29日,陶勇指挥第3纵队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进驻泰兴县黄桥镇。高歌东进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着手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陈毅一再呼吁韩德勤联合抗日,还敦请多位爱国民主人士促进团结。但韩德勤一心反共,不断发动对新四军的进攻。9月3日,陶勇率第3纵队参加营湲战斗。9月13日,陶勇又率第3纵队参加姜堰战斗。10月1日,一场更大的决战摆到了新四军面前。

  这一次,韩德勤组成了三路大军。右路军是李明扬部和陈泰运的税警总团。左路军为五个保安旅。中路军为进攻的主力,又分为三路:第89军第33师为左翼,进攻黄桥镇东面;独立第6旅为右翼,进攻黄桥镇北面;第89军军长李守维亲率第117师和军直属部队为中坚,进攻黄桥镇东北。韩德勤志在必得,他在9月30日发布的命令中说:“现匪胆已寒,必不敢与我决战”,务求将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李守维则在作战会议上口出狂言:“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喝水。”

  面对顽军以十倍于己的兵力气势汹汹地进犯,新四军别无选择,只能誓死应战。但是,绝不能全力固守,被动挨打。陈毅审时度势,决定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他通过周到的工作,促使右路军李明扬部和陈泰运部保持中立。又判断顽军内部矛盾重重,左路军五个保安旅必定观望不前。这样就可以着重对付韩德勤的嫡系中路军。对中路军,又根据作战态势和地形特点,机动地转用兵力,逐个分割围歼。这样大胆而又周密的布局,加上指战员的英勇无畏,就可以弥补兵力的不足,求得以少胜多的战果。

  根据这一作战方针,新四军以第3纵队守卫黄桥,吸引、迟滞、消耗来犯的顽军;以第1纵队和第2纵队作为突击力量,前出到顾高庄、横港桥地区埋伏,对顽军分割围歼。

  叶飞曾经告诉我,当年他提意见说,3纵部队新,兵力少,守黄桥会很艰难,可以从他的1纵留下一个团归陶勇指挥,增加守备的兵力。陈毅不同意,说你们1纵和2纵穿插分割,围歼顽军,是这次决战能不能取胜的关键,一兵一卒也不能留下。

  是的,埋伏突击,围歼顽军,是决战取胜的关键,但坚守黄桥则是取胜的前提。如果让顽军打进黄桥镇内,分割包围不再可能,观望的左路军和中立的右路军都会一齐杀来。那么,新四军真要被赶到长江里喝水了。

  陶勇肩上的担子,真是很重啊!

  黄桥是个大镇,当年就有五里路长。第3纵队兵不满2000人,枪只有1500支,说起来有个炮兵连,其实只有两门迫击炮三发炮弹。这样的守备战怎么打?陶勇得到粟裕的同意,作了十分大胆的重点守备部署。以第8团坚守东线。这个团只有两个营,要抵挡顽军第33师两个旅的进攻,以及随后赶来的第117师。以第3团守东南,面对那五个保安旅,主要任务是随时支援第8团。以第7团作预备队,兼顾西北、西南方向的敌情。北边是顽军独立第6旅的攻击方向,有第1纵队等着他们,陶勇只放了少数警戒分队。西北对李明扬部和陈泰运部,干脆唱“空城计”,只有一些机关勤杂人员担任警戒。

  陶勇手里的兵力太少,仍然留下三分之一作预备队。如果第8团在大量消耗来犯顽军的同时,自己也伤亡过大,他可以逐次动用预备队和顽军反复拼杀。如果守备战打得顺利,预备队可以最后出击,与1纵2纵共同围歼顽军。这样的决心和部署,基于对战局发展的周密分析,也需要指挥员有敢于担当的胆略,有对战士们英勇顽强的坚定信任。

  10月4日,决战打响。打惯了游击战的新四军,对阵地战毕竟缺乏经验。顽军兵多弹足,攻势猛烈。第8团两个营经过一个上午的苦战,丢失了黄桥镇东的小焦庄,发电厂也失守。在有些地方,顽军还突破了镇边的河沟。陶勇命令第3团扩大防区,投入激战。而作为预备队第7团,他仍然不肯动用,要准备应对更严重的情况。

  到了下午,黄桥东门的争夺战愈演愈烈。陶勇在电话里向陈毅报告:“顽军七次冲到了东门口!”陈毅坚定地说:“准备再打退他们的七次冲锋。”为将之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得敢于坚持正确的决心,不为突发的危急情况所动摇。陈毅坚毅,陶勇英勇!他们终于等来了独立第6旅进入第1纵队的伏击阵地,战局由此逆转,新四军处于主动。

  陶勇的压力并未减轻。李守维久历戎行,毕竟不是草包。他得知独立第6旅来人求救,判断新四军必定将主力用于那个方向,守黄桥的兵力不会很多,正是乘虚猛攻一举突破的机会。他命令部队加强攻势,连山炮也用上了。第3纵队的工事大部被毁,伤亡越来越多。

  陶勇指挥第8团和第3团誓死坚守,作为预备队的第7团也不得不投入战斗。进攻北门的独立第6旅已被第1纵队包围,那里只需留一个班警戒,原来守备北门的连队也调来东线参战。正在危急时刻,第4团3营从江南赶来了。

  第4团共有三个营,陶勇、卢胜只带了第2营北渡长江,第1营仍在皖南,第3营留在苏南。他知道这支老部队的战斗力,兴奋得大喊:“江南的增援部队来了,坚决打退顽固派!”他把上衣一脱,拔出那把缴获来的日军指挥刀,喊一声“跟我上”,亲自带领生力军勇猛反击,东门响起一片“杀”声。

  这时指挥部通知陶勇,明天中午1纵2纵将向顽89军发起猛攻,3纵也要做好准备在顽军后路出现混乱时出击。这当然最合陶勇的心意。第3纵队虽然十分疲劳,伤亡也大,但接到待机出击的命令,立即精神陡增,人人磨拳擦掌。第8团团长姜茂生等不得了,已经率领部队开始反击,在收复小焦庄以后,又奔向大焦庄去了。

  这场坚守黄桥的厮杀,陶勇十分满意战士们的刚烈和血性,也很感谢人民的支援。阵地上的土太薄,掩体、散兵坑上盖的木料、门板,都是黄桥镇和四乡民众主动捐献,自己抬来,其中甚至有老人的寿材。激战期间,乡亲们把饭菜、烧饼、汤水一直送到阵地。他们送来的不仅是粮食,更是巨大的精神力量。为人民而战,勇士们不惜流血牺牲。

  黄桥决战以新四军的完胜落下帷幕。战后,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部队胜利会师,协力开辟了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

  五
  黄桥战役胜利以后,陶勇率第3纵队继续东进,在江海平原上纵横驰骋,打击日伪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通如海启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2月,苏北指挥部及所辖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1师。第3纵队为第3旅,陶勇任旅长。3月31日,在通如海启地区成立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由第3旅旅部兼军分区领导机关。

  1943年4月10日,日伪在通如海启地区开始“清乡”,斗争进入最为严酷困难的时期。日伪选择这个地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既是因为这里与上海隔江相对,而且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他们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必争之地,也是因为这里临江濒海,地势平坦,易于封锁隔离。日伪从江南运来500多万根竹竿和大量木材,将南通、海门、启东和如东的串场河以南地区,扎起几百里的封锁篱笆,在封锁线内进行梳篦式的军事清剿,往返穿插,合击包围,继之以“政治清乡”和经济掠夺。

  陶勇率主力及时跳出封锁区,在外线频繁攻击日伪据点,使日伪军顾此失彼。他还亲自带领小分队潜入封锁区,安抚受难的群众。7月1日,在陶勇的统一指挥下,部队分段警戒,军民一齐动手,在东起南坎、西至丁埝、南到天生港的280里封锁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将拆下的竹篱笆和锯倒的电线杆放火烧毁,火趁风势,风助火威,一时封锁线如同一条火龙。

  火烧竹篱笆,成为敌后抗日战争史上壮丽的一幕。

  六
  新四军时期的陶勇,还有一件奇功应该大书特书,这就是创建海防纵队,使人民军队有了第一支海上尖兵。
早在陶勇率部东进时,陈毅和粟裕就一再指出,在临江濒海的这片平原上,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必须组建海防武装,开辟海上的广阔回旋余地,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地位。陶勇心领神会,亲力亲为,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坚持不懈地奋斗了多年。

  1941年3月3日,陶勇将第3旅独立团在掘港的留守处和警卫分队改编为海防大队,要求他们控制苏中沿海港口,力争深入近海,开展对敌斗争,担负起保卫渔民盐民的任务。
1942年11月5日,陶勇选调三个连与海防大队合编,在何家灶成立海防团,并亲自兼任团长。他带领海防团开展水上练兵。他们白天黑夜练游泳,练潜渡,练划桨摇橹,练行船时的射击和投弹,终于练出了一套驾船抢风的本领,使“旱鸭子”成了“水上蛟龙”。

  陶勇还派海防团的干部战士到弶港、北坎一带访问贫苦渔民,发动他们组织起来反抗日寇的烧杀掠夺,反抗渔行的残酷剥削,在斗争中成立了渔民抗敌协会,组织了渔民抗敌自卫队。经过对敌斗争的锻炼,一批渔民自卫队员加入海防团,使海防团增添了熟悉海上行船的战士。

  1943年春,陶勇又组建了水上公安纵队。

  这一带的近海,自古以来就有海匪出没。此时由于战乱,海匪更多。他们称霸一方,平时抢掠过往货船,渔汛时向渔民强征保护费,时而从国民党方面取得番号,时而摇身一变投靠日伪。新四军要开辟海上根据地,要保护沿海人民安居乐业,清除海匪成为当务之急。

  在这些海匪中,活动于如东沿海的孙二虎部是最大的一股,有100余人,五条三桅大船。陶勇经过调查,知道孙二虎出身贫苦,为人仗义,起初当海匪只是迫不得已。如果能劝说他改邪归正,争取他参加新四军,不仅对沿海的治安大有好处,而且可以使海防团增添熟悉海情的生力军。陶勇的大胆设想,得到了陈毅、粟裕的肯定。

  收编孙二虎部,经历了一波三折。

  先是新四军奇兵突袭,捉住了到长沙镇索取粮食的孙二虎。陶勇亲自为他松绑,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在孙二虎表示愿意悔过自新后释放了他。第二天,陶勇不带警卫人员独自登上孙二虎的船去谈判,使孙二虎感受到了新四军的诚意和信任。接着,孙二虎去看望母亲,被伪保安队发现追杀。陶勇得知消息,亲自带部队赶去相救,又一次使孙二虎深受感动,终于下决心来归。陶勇将孙二虎带来的人和船编成海防团的一个大队,由孙二虎任大队长。

  但是,孙二虎的一些弟兄,过不惯新四军既紧张又清苦的生活,一再违反群众纪律,甚至有人拦路抢劫。旅部决定对这个大队实行整训。这时陶勇在华中党校学习。孙二虎误以为陶勇不在,别的领导信不过他,于是受伪自卫总队总队长陈茂清拉拢,带着一些弟兄当了伪军。

  陶勇从党校回来,力排众议,决定对孙二虎再次争取。他派干部化装进入伪军,劝说孙二虎赶快回头。听说孙二虎妻子的船在观本港沙滩搁浅,陶勇亲自登船做思想工作,解除她和孙二虎的顾虑。

  1943年春汛季节,孙二虎借口出海解决给养问题,带着300多人和六条大船,再次投奔新四军。经新四军军部和第1师批准,陶勇把他们和水上公安纵队合编为海防2团。孙二虎从此改名孙仲明,任海防2团团长。

  有了收编孙二虎的经验,陶勇又对另一股海匪陆州舫部开展争取工作。1943年11月,陆州舫部拉出启东县观龙镇,集体参加新四军,编为海防3团,由陆州舫任团长。

  有了三个海防团,新四军决定成立苏中军区海防纵队,陶勇兼任司令员,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兼任政治委员。1944年8月7日,海防纵队在如东县丰利镇举行了成立典礼。

  从海防大队到海防团再到海防纵队,这支海上尖兵活跃在苏中沿海,和新四军陆上部队密切配合打击日伪军。海防纵队通过英勇的战斗,控制了滩涂和近海,使苏中抗日根据地有了回旋余地和可靠后方。日伪“清乡”时,新四军的医院、工厂和后方人员转移海上,安全渡过最困难的时期。海防纵队还建立了从长江口到山东的海上运输线,武装保卫运输,运出苏中的粮棉,换来根据地急需的弹药和医药用品。

  抗日战争胜利后,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和盐阜区的海防大队、从浙东北撤的海防大队合编为华中军区海防纵队。1949年4月,又成为创建人民海军的骨干力量。陶勇自己从朝鲜战场归国后也调入海军,任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继续他钟爱的海防事业。

  七
  我和陶勇将军称不上熟悉,但有过一些交往。尤其是1959年春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率战区各军种兵种司令员巡视海防战备,我作为军事记者随行。我们于5月26日从浙东穿山半岛启航南下,在一个来月时间里,我天天都能见到陶勇。在军舰上,在大陈岛、洞头岛、南麂岛的军营里和山头阵地,我和陶勇都有过交谈。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对祖国海防的关切,他对从将军到士兵所有战友发自内心的热情,他的直率、洒脱、风趣和开朗笑声,当时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2017年是陶勇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遇难50周年。谨以此文祭奠这位功勋卓著、可敬可亲的将军。


  2017年1月初稿,12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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